我在黄冈抗疫医疗一线
口述｜陈林
我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脑血管病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目前的岗位在黄州区的一个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隔离点。
截至2月10日，黄冈是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仅次于武汉和孝感的城市，而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孝感。
腊月二十六（2020年1月20日）的时候，医院就通知了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取消休假，准备投入到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去。除夕（1月24日）我和家人一起吃了团圆饭，第二天一早就到医院值班。
年初三（2月1日）的时候，我们医院征集去隔离点工作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我马上报了名。我们工作的隔离点是从一家中职学校的宿舍楼改造来的，收治的是还未确诊的疑似病例和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总共有70多张床位，这些天以来基本上都是满的。现在整个黄州区大约建了有二十几个这样的隔离点。
在隔离点，我们医护人员的任务有这么几大项：一是保证收治进来的人员在他们每个人的单间妥善隔离。二是针对患者已经出现的发热等症状给予治疗；以及有些人除了新冠肺炎的疑似症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症，也需要我们的治疗。三是如果有人确认为新冠肺炎病例，就要统一转移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去治疗，我们要协助他们的转诊。
另外，我们还要照顾他们的饮食等生活起居，以及给他们做心理疏导。有些人不是自己愿意来，是社区报告之后被送过来的，他们会抱怨：“我现在什么症状也没有，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几天后，觉得很枯燥，规定的隔离期没满就想要出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耐心地劝说开导他们，跟他们多说说，很多人还是能理解的。
我们现在是一天四班倒，每个人每天负责6个小时。我前一天是负责晚上7点到凌晨1点的时段，接下来要负责凌晨1点到早上7点。加上穿脱防护服和交接班的时间，我每天至少有7个小时，在隔离点上班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的。人在防护服里特别闷热，护目镜容易起雾视线不清；我们这个隔离点没有电梯，经常需要楼上楼下奔走；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一直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等，勒得很痛，同事之间开玩笑说“感觉好像耳朵都要被勒掉了”。医院给我们在隔离点边上找了个宾馆，我下了班之后就去宾馆休息，第二天再接着来。
从到隔离点上班直到现在，我感觉一般的医疗物资是够用的，每天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会清点物资，如果发现不够了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申请。感觉上就是防护服不是太多，但我们目前也都能用上。我们每个医护人员也都很节约物资，尽全力一个班次就用一套防护装备，不增加物资负担。
这样的工作已经连续十几天了，我觉得对我们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很大的考验。医院领导一直嘱咐我们吃好休息好，也保证了我们的伙食供应。我觉得，在每次上班前做好准备，我才不到四十岁，能扛住。
我也是个普通人，也会恐惧。我们隔离点曾经集中确诊一批20多个新冠肺炎患者，那样的情况，说心里不怕是假的。但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同时是一名党员；我们黄冈的疫情是全国城市里除武汉之外最重的几个之一，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不去，谁去？必须要坚持，一定要挺住。
前几天看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我很痛心，但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害怕，而是感到自己有了更多的力量要去努力工作对抗疫情。就像在战斗中，看见身边的战友倒下，我就更要坚持下去，全力把这场仗打赢。
我们隔离点有个九岁的小姑娘，一个人待在里面，没有家里的大人陪她。她很可怜也很乖。我和同事们在交好班之后，每天都会去看她，跟她说说话，特别关照她。幸运的是，她经过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也没有发热，可以解除隔离安心出去了。她离开的那天，我们同事几个一起送她回家。
看到那个小姑娘，我也想起我自己的女儿、我的家人。我已经十几天没回过家了，其实在隔离点怎么累都没什么，我就是挺想家人的。我妻子和我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她的岗位在检验部门。前些天一个老年患者隐瞒自己的发热症状，来我妻子的部门做颅内供血的检查，结果后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妻子当时和那个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因此马上也被隔离观察，目前已经隔离了一星期多了。这样一来，家里就只有我的妈妈一个人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大娃女儿12岁，二娃儿子才一岁多。
我现在基本也只能跟孩子们视频说说话了。儿子在除夕的时候还不会叫爸爸，这些天他可能是想我了，加上他姐姐每天在家里教他，最近一次视频里他都会叫我了，我挺高兴的。前两天下班后，我想见见女儿，就跑到自家楼下，也不敢上楼进家门去，怕自己有潜在的感染风险会传染他们。女儿在5楼的阳台上，我俩就这么隔空喊了几句话：
在家乖不乖啊？
乖！
弟弟睡着了吗？
睡着了。
在家要听奶奶的话，知道吗？
知道了！
说完，我就匆匆地走了。
我希望疫情能早些结束，我就能回家和孩子们一起了。不光是我们医护人员，隔离点的后勤人员、志愿者、警察，还有在抗击疫情的很多人，大家都很辛苦很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早些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