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当代史

　　悲从心来的一个事实，我们注定和自身的很多疾病一直相伴。马尔克斯写了《百年孤独》，还写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最感人的一句，“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因为“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莫名或已知的病毒、细菌一旦变得“流行”，把所谓文明搅得天翻地覆，生命一夜凋零。

　　向死而生、向阳而生。人类和传染病、慢性病、各种细菌病毒的斗争从未间断，也不会停止。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疾年”的文字，中国几乎每一次农民运动都和疾病流行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方，“安东尼瘟疫”(包括伤寒、天花、麻疹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的黑死病的背后却闪耀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光芒。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全民娱乐就是电影，也包括之后的衍生品电视和现在的流媒体。如果在传染病和电影之间找共通点，那就是“流行”。某种程度上，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人类历史，特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当代史。而电影也在不断地、不遗余力地去反映、解析、反思着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同样也是在反照我们自己。

疾病的明喻

　　英国电影《末日侵袭》（Doomsday 2008）开宗明义，“完美生命竟然会毁在单个微生物之下”。美国《极度恐慌》(Outbreak 1995)片头就是诺奖得主Joshua Lederberg的箴言 “人类统治地球的最大单一威胁来自病毒”。我们人体多么复杂、高级，但微生物的简单、纯净、野蛮复制，一下击溃人体。历史上，一个病菌，灭了一个村的例子不是没有。《极度恐慌》中美军可以因为一个军营感染致命病毒，毫不犹豫扔下高能炸弹，人与病毒共消亡。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书中揭露了文学、政治乃至历史中对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癌症——的隐喻：种种禁忌，神秘化，道德绑架和批判以及集体心理恐惧。“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 桑塔格分析道，其中一种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所以观众才会在《末日侵袭》看到苏格兰感染莫名病毒之后被完全“封印”，里面的居民被英国政府视为弃子，在自然选择中少部分人却产生了抗体，建立起罗马斗兽场式的狂欢和朋克美学。

　　如今疾病的电影表达已然是一种明喻，因为电影中直观、尖锐和迫切的声画即视感就对应明喻的词语标志“好像、比如”等。对于疾病，诗人爱用隐喻，但电影毫无避讳，从来都是明刀明枪。

　　早在1939年，中国电影的“恐怖大师”马徐维邦(拍过著名的《夜半歌声》，1937)就完成了《麻风女》。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切入点，麻风病中皆爱情。岭南小镇，美貌女子多有麻风病，“过毒” 给男子，方可保命。丽玉却不忍传给落难于此的儒生陈绮，发病后逃去尼姑庵。片中一大亮点就是麻风病人的化妆和明晃晃的肃杀气氛。虽然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腐儒、慈女、轮回、大团圆等元素，《麻风女》却是最早关注“传染病”的现实，加上了“男女相交”的噱头。

　　我想，马徐的灵感应该不是来自上海，也许是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大暴发，这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6万多人丧生。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包括隔离、集中治疗、焚烧尸体、消灭病原等——在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案例。中间也夹杂着清政府和俄国、日本殖民势力的交涉。这次防疫成功也促成了1911年召开的万国防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是卫生政治化、卫生制度化、卫生国际化、疾病控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可惜我们的传统文学向来偏爱美化疾病，虽然东汉即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先见，但如西施“捧心而颦”的心绞痛被仿效，林黛玉“吐血赏花”美学，左派文学批判“文艺家的通病肺结核”都是反例。难怪尼采在《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中提到“生病是使人变得‘有趣’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浪漫’最初之由来”。完美健康只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有趣，真正的有趣在于生病，(生病时)个性才得以体现 。

　　这也许就是香港电影《金鸡2》(2003)“戏仿、解构、无厘头”的由来。2003年的非典SARS相信还是我们很多人心头消不去的记忆。相比于直面非典的《1:99 电影行动》、《非典人生》、蔡明亮和李康生的《不见》，《金鸡2》却从“金鸡”这位性工作者的角度来“回顾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2003年”，百业萧条，人心惶惶，连站在非典第一线的医生来光顾，进门时也要先量体温，洗净全身，再用包装纸把自己除了五官之外卷得严严实实。《金鸡2》是华语电影中讲述疾病最酣畅淋漓，也是最“后现代”的一部，个人心酸和宏大历史交织递进，充满着反讽的力量。

恐惧本身才是恐惧

　　双黄连的脱销玩的就是心理。标题是罗斯福1933年在面对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就职典礼上的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这次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力大，传染性强，疫情严重；然而伴随而来的另一场隐性“传染病”：流言、谣言、迷信以及各种非科学的民间疗法。在巨大的、夹杂一切的信息洪流中，众生百态，令人沉思；疫情来时，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在心情跌宕起伏中过完一天。就像韩国灾难电影《流感》(2013)总理在得知离首尔15公里的盆唐全区感染猪流感蹦出的那句话，“人类在危机面前绝对无法冷静，如果宣布了(疫情)，人们会骚乱，这比病毒本身更可怕”。

　　焦虑和恐慌才是最可怕的病，极具传染性。“历史表明，病毒通常会导致阴谋论、虚假信息和歧视现象的增加”。地域偏见、种族主义、排外思想都是以焦虑和恐惧为食，这次“武汉人”似乎成了众矢之的，躲之不及，殊不知，病毒本身并没有种族或民族特征。胡适的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历史上每次疫情暴发，恐慌就像社会性疾病，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并不见得比生物性疫情弱。这也是我们不断呼吁心理干预和灾后心理治疗之所在。

　　没有人不怕死。《第七封印》（英格玛·伯格曼，1957）是对恐惧，对死亡恐惧本身的诠释和表达。如果你的眼中只有恐惧，那么恐惧会占有你，但是你在寻求对于恐惧的解答试图找到某些答案，那么才会克服不安，这是对欧洲曾经肆虐的“黑死病”的拷问，是片中英武的骑士和黑衣死神生死棋局的意义，也是大师伯格曼所要探讨的。

　　恐惧的对立面就是共情和同理心。西方的丧尸片、僵尸片往往偏攻击性，传染其次，比如《僵尸世界大战 》 (World War Z 2013)，注重视觉和声效，背后却是宗教元素以及原罪心理，就像《第七封印》。而东方大部分“疫情电影”只传染，少攻击，带给我们更多是爱的升华和人性光芒。

　　这次大出风头、号称成功“预言”到新冠肺炎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2017)就是典型医者为尊的最佳代言人。在第26集一位男子因为胸痛﹑咳嗽等症状被诊断出“新型冠状病毒”，随着疫情加重，医院开始封锁急诊室，停止人员流动。而最终当然是医护人员战胜了病毒。同样“妙手仁心”是2019年香港TVB的《白色强人》。以香港医疗改革为宏大背景，却还是直击肺炎等传染急症，是“后SARS时代”的一种敬畏和提醒。

　　加缪在其《鼠疫》中写道，“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的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在每一次席卷国家和地区的大灾疫面前，恐慌绝不是出路，只有集体的同情和共情才可能渡过难关。

爱在战疫时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就散布到全球20多个国家，在WHO宣布此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真切感受到国际合作与医疗无国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我们当然不信什么“用爱发电”这样台湾政客在反对核能时发出的荒谬口号，但在坚信科学，相信政府，托付给医疗和科研专业人员之外，我们在疫情前，百般脆弱，唯有守望相助，彼此守护。这也是大部分电影传递给我们的最终信息。

　　有着“地球最后一人”情结的理查德·马特森(Richard Matheson)创作了《我是传奇》，三次搬上大银幕。2007年版本中，威尔·史密斯是主角，莫名病毒感染之后的纽约， 一人一狗走天涯，感动无数人。这和英国的《惊变28天》（28 Days Later 2002）灵感一致，令人狂暴的病毒肆虐后剩下的四位幸存者抱团出逃，不离不弃。就像马尔克斯当初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霍乱”只是一个影子，相思之病和情感空缺才是真正的霍乱。纯真、肯守，守得云开见月明，爱情超越死亡。

　　传染病的精髓就在于相爱相杀， 因为亲近，才会感染。“战疫”的同时也是在和亲人，和自己，和平时同生共死的医护同事共同角力。“战疫时代的感情和人性”是永恒主题。虽然网上有尖锐的批评，“灾难文艺腔”的泛滥，赞美的堆砌变成了无耻的文学竞赛，甚至有学者总结“中国的灾难美学，实质是一种遗忘灾难的艺术”，然而对疫情的疗救和伤者的抚慰更需要精神力量，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净化”(catharsis)即如此；《论语》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再多一句，“切之事疫”。

　　“战疫”的感人的群像应该源自《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 1976)。和“卡萨布兰卡”一样有名的波兰卡桑德拉是一火车感染鼠疫病毒人的生死关口。电影中，美国是邪恶代表和科技先锋的双重化身，想让火车坠下大桥；然而主角张伯伦医生和分分合合的妻子重新站在了一起一同治疗病患，大军火商的富婆拐带出来的小白脸关键时刻祭出了登山绝技爬上火车顶去停车，从卡桑德拉附近逃出来的犹太老头关键时刻点燃了打火机，牺牲了自己，火车分成了两截，完成了拯救。同样，《极度恐慌》中军医为了感染的前妻、挚友和整个加州小镇的安危不惜违背军令，找到携带病原体的猴子；《流感》和韩国另一部《釜山行》(2016)结尾都是未被病毒侵袭的小女孩“最美逆行”奔向荷枪实弹的军队，英武和悲情同时催生。

　　而教科书式的病毒暴发、全球应对、利益纠葛的案例当属2011年的 《传染病》（Contagion）。电影别具一格地采用倒叙的手法从“第二天”开始讲述，从香港出差回来的Beth很快就在急诊室休克死去，而同样的病毒感染快速在伦敦、东京等各个地区暴发，72小时席卷全球。片中有BLS4 实验室(现实中对应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全球一共九个，包括武汉的P4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专门研究埃博拉病毒这样的高危病毒，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同源，只能算3级)，R0(基本传染数)，病毒测序/病毒源，病毒夹杂蝙蝠和猪的基因序列，WHO全球协调抗击疫情等“硬核科学”；也有阴谋论，媒体与对冲经济合谋来绑架公众良知，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两个细节触动了我：负责调查的女医生不幸交叉感染，却被安置在一个体育场中，和中国的“小汤山医院”模式和如今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完全是天壤之别；结尾处，Beth老公Thomas抱着她照片不停哭泣，楼下是劫后余生的女儿与男友在相拥而舞，Thomas知道妻子之前出轨，还是希望妻子能看到女儿长大成人的这一幕。是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爱。

　　当代史属于我们每个人，疾病与共存，电影伴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