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闭”的影响， 从“疫情进行时”到“后疫时代”

　　春风送暖物候新，吹面不寒的温柔湿意，洗濯晦暗污垢。3月了，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四万名，其后，可以想见，还将有数万人陆续康复回家。

　　而面对那些治愈者，尽管微笑迎接的面目是主流；依旧避之不及的姿态，却也绝非少数。从“疫情进行时”过渡到“后疫时代”，空间意义上的“隔离”似乎消除了，但心理层面上的“禁闭”，仍然起着相当的作用，并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破坏性的影响力。

　　与世隔绝、猜忌对立，对身为社会动物的人类而言，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偏僻的“绿肺”区域，一座废弃了近30年的肺结核医院陷落于密林深处。该院占地近120公顷、共有15栋不同建筑，建于1910年，1991年彻底关闭。

　　现在，这里除了陈旧的空气和老化的石棉之外，什么都没有。大自然开始回收失地：密布的植被，不断试图钻入的草籽和灌木，寄居于此的小动物们，无不提醒我们，不独冰冷的无机物，其背后所隐喻的现代文明，都只是暂时的、脆弱的……

　　一旦被“剥离”，终将遭吞没。

疫病与污名

　　一位在大都市打拼的撰稿人，发现自家小区把“重点地区人员隔离14天不得外出”，加码成“外地人员一律先隔离14天”；小区群内，一边为远方的武汉喊加油，一边责怪身边与武汉有关系的“隔离户”。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的打工者，发现自己沦落到流亡般的境地，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箭矢一样群集，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她。一个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得到了通缉犯的待遇……事实上，不仅仅是新冠肺炎，每回举凡严重传染病席卷而至，歧视的身影总是无所不在，无论黑死病、麻风病、肺结核、SARS、MERS、艾滋病，抑或埃博拉。

　　利比里亚的护士Salome Karwah感染埃博拉病毒并痊愈后救治了很多患者，因为在疫情中做出的贡献登上《时代》封面，成为2014年度人物。两年后，Salome剖腹产出现并发症，却因埃博拉治愈者的身份被医生拒绝碰触和收治，很快去世。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很多埃博拉治愈者回到居住地时，看见周围人怕被传染，已将自己的家当全部烧毁，于是他们无家可归，再也回不去之前的生活了。

　　非理性的区别对待，既使得确诊患者背负沉重枷锁，也使得其他疑似患者为了躲开异样的眼神，可能会逃避追踪、检测和隔离，导致传染加剧。曾有SARS治愈者面对2005年禽流感来袭时表示，“这次就算感染了，也不愿去医院诊断，上回被别人歧视，我怕了”。无独有偶，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亦有很多发热的人，在相同的心理状态驱使下，能藏就藏，谢绝就诊。

　　排斥也许传染疾病的群体，是出于本能的恐惧；可当排斥扩张范围，愈演愈烈，乃至歇斯底里，这种行为不仅危害被歧视、被阻挡者，也将影响疫情中的所有人。

　　来自病毒之外的敌意渐渐蔓延，更严重的，是隔离使得平日潜伏在海平面之下的偏见露出狰狞的一角：外来人口、少数群体和穷人是被猜疑的重点对象。比如，1892年霍乱时，纽约市将载满东欧和犹太劳工的船只隔离了起来，隔离区卫生条件极差，又缺乏外界支援，“只能饮用污水，每天都在死人”。比如，1900年3月6日，一名患有鼠疫的华人在唐人街丧生，标志着旧金山鼠疫的开端。当时美国的卫生部门对唐人街实施了隔离、消毒措施，但在公共防疫层面，华人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无法获得与白种人相同的卫生服务，还要承受四面八方的中伤——许多白种人居民认为，瘟疫是“肮脏多病”的中国移民带来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海外，某些种族主义者将华人和亚裔当作靶心，挖苦、嘲讽、编织谣言，恰是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Nadia Alam，即因自己儿子被其他孩子逼到角落里做病毒“测试”而感到“心碎”——“只因为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们追赶他，吓唬他，让他哭”“在同样的年纪，我也因为巴基斯坦人的身份遭受霸凌”。

　　一位在伦敦的日本人乘坐公交车，一户英国家庭在上车后，不停地对其进行辱骂：“你说自己是日本人？骗谁呢！你肯定是中国人！”“你有新冠病毒吧？”“下车啊！”还是英国，印度裔的Meera Solanki在伯明翰的一家酒吧里，和朋友们庆祝自己的29岁生日，她的好友、中国女生Mandy Huang也赶到了。岂料，隔壁桌的一群男人故意找茬，屡屡骚扰，女生们害怕，离开了酒吧，但有个男的一路跟踪，大叫：“带着你的××新冠病毒，滚回老家！”Meera试图维护朋友，将该男子推开，此人被激怒，竟对着她的头部就是一记重拳。

　　最可怕的，是来自亚裔、华人群体内部的敌视。记者的一个前同事，和友人去布拉格的一家中餐馆就餐，才踏进店门，一位华裔阿姨便冷冷道：我们这会儿不接待中国人。同事解释：我们是从德国来的，我在德国呆了七年了，朋友也在欧洲待了两周了。本以为阿姨该放心了，谁知，她突然情绪失控，好似留同胞（与病毒压根不沾边）吃顿饭，店内就尸横遍地寸草不生了……

　　采用隔离的手段，本是为了绝病毒后路；但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人心经不起推敲考验。

　　麻风病在欧洲早已消失多年，然而，上个世纪，它在亚洲地区一度颇为猖獗，包括日本和中国。傲慢的欧洲人，觉得“不能克制麻风病的种族是落后的”，需要时刻警惕“他们（亚洲人）再把病给传过来”。这话能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中日两国，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采取激进手段防控。

　　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日本的麻风病患者常隐居山林，孤独地病死。明治末年，国内仍有3万多麻风病患，为了根除“耻辱”，政府于1907年制定了《癞预防相关事宜》的法律，强制隐居山林的麻风病患者进入形同监狱的疗养所隔离——麻风病患者，还被强制绝育和堕胎。虽然医学界有识之士多次指出，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不当采取如此粗暴的措施，但政府置若罔闻，直到1948年，还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明文将麻风病患者列为绝育对象。至90年代，日本多地的麻风病人起诉政府，要求恢复名誉。2019年，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原告团体代表——约40名麻风病患者家属，向他们道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给各位宝贵的人生带来沉重的痛苦和苦难，我作为首相，代表政府向大家表达由衷的歉意。”太晚了，日本官方的道歉，毕竟是太晚了。

　　对疫病患者贴上污名标签，进而将之剔除正常的人类社会，最终会自酿恶果，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把瘟疫过给他们！”仇恨的声音高喊着，互害系统因此触发，汇成黑洞般的深渊。

　　1601年，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记载了广东盛行麻风疫病，而罹患此疾的女性，会假装私奔引诱男性发生关系——这种“过癞”习俗，源于患者认为将疫病传染至他人，自己或可痊愈，即便此系“无用功”，心内亦感痛快。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对类似事件有详细介绍。被社会从肉体到精神“活埋”的病人，就这样完成了覆水不收的恶毒复仇。

人性与科学

　　今日部分民众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身心隔离，和2003年对SARS患者、2001年对所谓艾滋病患者的“另眼相看”（当年冬天，盛传京津两地有艾滋病患者存心扎针事件），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将病人等同于疫病本身，大刀挥下毫不迟疑，仿佛干脆利落，实则埋下“自宫”之患。

　　这是谱写于人类元祖基因根部的私利及因私利催生出的虚伪使然。我们心知肚明，病人不过是可怜的、无奈装载病毒的容器，病是病，人是人——但，致命的病毒，残忍地撕裂了温情的面纱，再度蛊惑我们，将人性最深层的劣根本质召唤出来。那份“非我同类（疫者，异也，已非同类），其死无谓”的野蛮，是对难以掌握的可怖事物的“无能为力”的恐慌。H·P·洛夫克拉夫特观望夜空，喃喃“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来源于未知”。苏珊·桑塔格反思得不错，“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就转换成道德批判，继而转换成政治压迫了呢？萨特则不管“疫不疫，异不异”，一针见血双面精准打击：“他人即地狱”。

　　感染身体的瘟疫容易结束，毒害心魂的瘟疫照旧蔓延，伺机等待着下一次轮回。靠什么才能克服负面的人性、消弭变态的阻断？共情。或许，语言理解的障碍、地域传播的限制、文化历史的阻隔，轻松裹挟了群体的怒气，拉扯下共情的纽带；但是，依凭与自我乃至超我的对话，依凭思想教育、社会教育、传统知识教育、专业伦理教育等集成的内在精神原则，我们将反省对个体犯下的诛心之过、培养对付疾病污名化的抗体、修补防疫不够妥善的漏洞，重新开启共情的仪式，超越桎梏，实践人道主义，塑造彼此理解的命运共同体。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共情是“本”，科学是“药”。只要疫苗研发出来，病毒自然灰飞烟灭，一切污名、排斥、隔离、禁闭，也将随之不攻而破。那么问题又来了：在尚未制造出彻底攻克病毒的武器之前，我们的确需要暂时的隔离，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手段，可斩断病毒的左膀右臂，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但是，“大隔离”的背景下，除了病患或可疑/高危人群，业已经历了本文上述种种磋磨；“关自己禁闭”，也令健康的人困惑不已——强制隔离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福祉如何继续被关照、受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意志的某种拉锯，因而上演。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疫情期间，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等人权需要让渡一部分出来，此乃必然付出的代价。电影《大明劫》里，展现了吴又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著有《温疫论》）在防疫的过程中要求焚烧病人尸体，近代的伍连德，也在防治东北大鼠疫时焚烧了几千具尸体，他们的做法皆属“悖逆”，与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入土为安”完全不符，但这种强制性的举措，在特殊的情境里，也是别无它法，只能遵从。实际上，现代意义的“卫生”与“防疫”，本就自带“强制”的属性，其发轫于黑死病后西方逐渐确立公共卫生体系，“西学东渐”之时予中国启发，时间跨度极大，内里包含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

　　一定程度上，公共卫生体系是可以“不讲理”的，因为，公共卫生体系是人类痛失大量生命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它的“不讲理”，具体到特定的紧急情况，反而拥有实质的合理性。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首先体现在强制性上。强制性是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比如我们小时候要接种若干疫苗，否则难以入学，比如海关、港口的强制免疫等。再比如这次的“宅家禁闭体验”，以及大数据追踪确诊病人活动轨迹，以便锁定潜在的感染者。

　　关于公共卫生防疫与个人自由的争议这一重要的伦理话题，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学术专著《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里曾进行过讨论。她指出：“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兴治理、都市化与工业化陆续扩张、细菌理论带来的生物医学科学知识、医疗专业社群逐渐掌握人口健康的论述与管理等历史背景，卫生正式成为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政府的治理责任。在医疗专业化与社会医疗化的趋势下，公共卫生兴起，进入福柯所指众人身体是卫生治理产物的生物政治（注：biopolitique，亦被译为生命政治）时代。”

　　生物政治的概念，是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他的生物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关系。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病人与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测定风险，消除风险，实现人口安全。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福柯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人们深思：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

　　刘绍华写道：“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以集体之名牺牲个人自由与权益的动机。那么，如何维持两者之间那条红线的位移平衡，是社会必须保持警戒与关注的焦点。”

　　疫病一起，国家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会率先动作，而重点是隐含着权力关系的现代卫生制度，在忙于战疫的同时，也应该搭配相应的监督和制约系统，使整套机制更成熟，以免民众的实际诉求在屡屡扩充、层层递进的行政命令下被忽视。如此，当病毒卷土重来，人们能够相对冷静，相对体谅，恢复比较有秩序感的行为。

激情与理智

　　毋庸置疑，因为疫情之故，被“关”在家里的中国人，将互联网当作了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平台，由此，特别是牵扯到疫情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更易迅速成为焦点，关注度成倍扩大。

　　总之，在新旧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看到了舆论场域里，各种“单向度的力量”，无形中压抑了不同个体的真实感受。一些具有相同观点、相同思维体系的人，宛若紧密而团结的群体，且情感也近乎“同质”了。关心什么、真相是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在他们那儿，好似自有“规范”。于是，甲方在质疑，乙方在感叹；甲方察微渺，乙方顾宏观；双方不时左右互搏，各自嘲讽着对方的“阴谋论”。

　　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大家罕有表现出两难的纠结和道理的背反，而是都认为己方才洞若观火，才掌握着不言自明的真理。膨胀的符号包裹着浅显的见解，却自认积极投身抗疫神话建构的流程，传递了勇猛和正义。激情，代替了理智的思考。

　　这种激情，与其说里面夹带着多少公共道理，不如说它是一种表达上的“艺术形式”，呼之欲出的情感价值、风尚指向，粉饰了其过于急躁的判断。

　　人们得承认，大大小小的差异和分歧，引导着日常的抉择，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矛盾性。没有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纷争，激情的言论说出口简单，在协商里寻找调和之策、共进之道，难——而“调和”与“共进”，方为最实际的、推动社会运转的办法。

　　狂热的火焰，为何如此轻易地燃烧着我们的头脑？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高隽对记者剖析：“任何一个公共话题的论辩双方，若欲进行思考深入、说理充分的对话，首先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对话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当事人面对面陈述各自的想法与观点，且不对对方做人格、智力、道德、价值观上先设的评判，且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做一定的换位思考，否则对话是无法成立的。而此次疫情让人感到似乎呈现出更为极端的看法，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或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里，因相伴随的心理危机之故，人们处于一系列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中，尤其是焦虑和惧怕。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了安全感（命如累卵、尊严褫夺、信任危机等）的威胁。在这样高情绪卷入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运用换位思考的能力，也就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并倾向于固化自己的立场，甚至使得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极端，用以维系内在结构的稳定。

　　第二，本次疫情的波及面很大，并且伴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样的话，就人人自危，很容易产生一种寻找终极“凶手”的冲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确定的对象，令其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公众愤怒背后的一种认知需要。不确定性和愤怒会放大内外团体的区别和隔阂，产生类似“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样，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就要划清界限”的情境。

　　第三，大家被“关”在家里，发生论辩，还是要通过网络。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真人和真人间实为分隔的状态，无法直面对话对象，易致“去人性化”——通俗的讲，就是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一般，当面论辩时，人们不至于那么地急于人身攻击，不至于那么地无视“你”和“我”基本类同的地方。网上论辩，隔着屏幕，谁在乎谁是谁？一些基本的“刹车机制”，比如说能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能觉察对方的情绪体验等等，都一概失灵了，暴戾易叠加。

　　第四，网络传播的特点除虚拟性和匿名性之外，也极易出现群体情绪传染的现象。一种情况是，当事人会觉得好多人都在反对自己，但也有不少人是支持自己的——不同的阵营就此“拉帮结派”，互相攻击。另一种情况是，某个话题容易吸引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态度的人，彼此的情绪相互渲染，出现集群现象，假如这一群体集体攻击某个当事人，那么所谓的“网络霸凌”就会发生。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就算论辩的话题最终有百万人次介入了，这点数量，与国家总人口数相比，依然“沧海一粟”。

　　高隽指出，疫情如放大镜，它把生死的事情搁你面前，人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碰撞，代际之间的碰撞，阶层之间的碰撞，夹杂着疫情所激发的各类情绪，遂显得极端。但是，随着疫情逐渐消退，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平素的生活轨迹。“比较棘手的，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灾后心理援助问题。除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外，像医护人员、军警、社区工作人员等活跃在社会治理第一线的人员，你怎么去更好地给他们提供社会心理服务，让他们能从本次危机中恢复过来，以免出现各类与创伤有关的心理困扰？这是一道难题。”她补充道。

　　诚然，“禁闭”的影响，无论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剖面上，还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剖面上，都贯穿着一场大疫的始终，给我们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音。不过，只要人类努力实现普遍的良知与仁爱、开阔的胸襟与视界、辩证的逻辑与思维、专业的素养与精神，漫漫长夜度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亦是绝不吝于向我们播洒又一轮希望的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