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进武汉当心理志愿者， 我竟也两次崩溃
口述｜毛 平整理 | 沈林
昨天中午我吃到了久违的花卷，比泡面的滋味香多了。虽然我不太介意吃喝，但连续吃了快一个月的泡面，鼻子里似乎总闻到泡面的味道。
山东到武汉，在平时，坐飞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算是火车，7个小时也足够了。但2月1日，我决定到武汉做志愿者的时候，整个湖北都封城了，拉着三个行李箱、两个背包，我坐火车、坐滴滴、坐三轮甚至还走路步行，绕行兖州、洛阳、信阳、武胜，辗转多地，2月4日，终于成功到达武汉。
您问我为什么非得去武汉？
我觉得我能帮上忙。
我是军人出身，转业后曾经在北京蓝天救援队工作，救助经验丰富，现在在北京和苏州从事知识产权相关业务。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灾区，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镇和宁夏的消防总队并肩战斗。
我有急救护理经验，还曾长期学习心理学，做过心理咨询。因此，在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后，我觉得来疫区能发挥我的价值。瞒着家人，我悄悄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们急缺护理人员及心理咨询师，答应接收我作为志愿者。
一天接上百个求助电话
从信阳跨过省界线到湖北的时候，警察对我说：“你想好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还可以回去，进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笑着回他：“会出来的，只是会晚点。”
我的三个箱子装的是一个月的存粮和半行李箱药品，得知我要去武汉，还有朋友给我买了保险。所以，就算是爬，我也得爬到武汉。
但真正到了武汉，情况有了变化——武汉出了一个新规定，医院不能单独接收个人医护志愿者，只能市卫健委统一安排。虽然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迟迟得不到批复。
护理工作做不成了，但也不能闲着呀。当地志愿者给我找了一个小酒店，有了落脚的地方，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网络上，我的朋友也帮我不断推广，通过电话，我开始做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
一开始主要接听的都是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来电话的人变得不熟悉了，电话也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能有上百个电话，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晚上睡觉，我的两部手机一直不停，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而接收的大部分都是负面情绪，那段时间，我的耳朵常常因为接听电话时间过长变得难受——其实电话咨询在哪儿都能做，但我人在武汉，对于武汉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对我更加信任。
找我的人里，有因为害怕这个未知病毒的，有对于不熟悉的处境感到担忧的，大多数人则是来求助的，我常常一个电话打半个小时，通过医生朋友，我了解到发热者想做核酸检测应该要走怎样的流程、去哪些医院能检测等，我也把这些信息告诉找我帮忙的朋友，甚至尽己所能帮他们联系到医院。
做电话心理咨询大概一周后，我发现一个问题。跟我求助的人里，主要是大学教授、高级白领、私企老板等等，换句话说，我的服务对象里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产阶级以上，他们手里的资源相对较多，但更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入者却很少联系我。
我想到，这群失声的人，他们可能连手机都不会用，没办法给我打电话，不会抢购口罩，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他们才是我来武汉的目的。
我在武汉有几个朋友，他们在社区值班，我就通过他们深入社区，还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给我转钱，我拿着这些钱在当地购买医护物资，包括口罩、酒精、84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体温计、药品、营养品等，再送到非常紧缺物资的患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那里。
当时，我每天跑几个药店，自己采购、分拣、配送分发等，口罩还是限购的，但药店知道我是买来捐赠的，就会让我多买些，到货也会给我预留。近的地方，我就步行去送，远的地方会托快递小哥，后来志愿者给了我一辆电动车，我就骑电动车送。
戴着蓝防护帽、白口罩，穿着蓝外套、黑裤子，再在脚踝处套个塑料袋，这就是我的防护措施了。这期间，我还给需要的人做心理疏导，很忙很累，但很充实。
方舱医院里的“祥林嫂”
2月19日，我随新疆兵团医疗队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跟随心理医生张桂青，为确诊患者做心理疏导。
在方舱医院，我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防护服，是一种窒息憋气的感觉，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
到的第一天，有人知道心理医生来了，就有患者找到我说，你赶紧去看看一个老太太。原来，这个老太太进了方舱医院以后，每天都在打电话哭诉，她的老伴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去世了，她情绪很不好。说实话，这些经历旁边的病友听第一遍的时候，觉得她很可怜，很同情，但要是天天听，加上老太太嗓门也大，也受不了，而且方舱医院的病房很大，周围的病友也被带的情绪不好了，大家都有些沮丧。
所以我到她床边了以后，就握着她的手，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其实心理咨询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倾听，他们需要倾诉，最后我再给她一些建议，告诉她我能为她做些什么。我告诉她，她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康复了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后有什么事，就写下来，她慢慢也就平静了下来。
在方舱医院里，我发现自己很受欢迎。或许是因为这个病目前没什么特效药，医护人员没啥办法，但我做心理疏导，往往一交流就是个把小时。聊着聊着，大家就处成了朋友。
后来，方舱医院渐入正轨，我就到了武汉商职医院。相对于金银潭、协和、同济这些大医院，商职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很多运到武汉的物资都送不到这里——就我的观察来看，其实武汉现在并不缺物资，但是在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定点医院，知名度高的医院，政府的分配上会优先照顾，还能接收社会的定点捐赠，但商职医院这样的医院，知名度低，我们进病房，连套像样的防护服都没有。
于是，我开始给商职医院的医生护士找防护物资，我还把这一情况反馈到了指挥部。没想到，指挥部要求整改的通知下达到区以后，医院院长还埋怨我多事，但基层的医护人员给我发消息：毛老师，我们都支持你。
我觉得我还挺开心。
这两天，我给医院搞了点鲜牛奶，医护人员需要营养，病人也需要。
社区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崩溃
很多时候，我在社区帮忙。有一起工作过的社区干部也被病毒感染了，我想去医院看他，他死活不让我去，怕我被传染，风险太大。
你看，疫情面前，就是这样，有些人让你恼火，有些人让你流泪。
记得2月10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说，截止到2月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并争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
这个数据很快遭到了网友的质疑。身在一线的我，自然更加了解这一数据的荒谬。当时，我在武汉水果湖街道支援工作，但当时该街道仍有180余名确诊患者得不到收治，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危重症患者，他们与健康的居民居住于同一小区，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风险。在武汉，像水果湖街道这样的基层社区还有100来个，保守估计还有10000多未收治的病人。
我把我收集的这些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建议社区要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把病人都找出来，这份报告被辗转递给了上面，据说上面很快就批示了。过了几天，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双双换帅，这一天，武汉市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是前几天的六七倍。
我不敢说这份报告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毕竟领导们有很多消息渠道。但13436这个数字出来以后，再走到武汉大街上，你能明显感到氛围要比以前轻松了很多。
不过，由于武汉要求社区严格实行社区封闭管理，这两天找我的人又变多了。前阵子，一个保安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精神问题，我过去处理了之后，他情绪暂时稳定下来，但我还是希望他的父亲能尽快赶来照顾他，因为现在他的情况，需要一个既亲近又有威严的人在身边，才能管住他。由于干预及时，这个小伙子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
当天，处理完这个案子以后，我去社区的办公室坐了坐。社区的小姑娘跟我聊着聊着就哭了，她年纪不大，非常时期的氛围让她崩溃，我默默地听她说话，尽我所知给了她一些建议。
那天回到家，已经晚上11点了。
我也曾两次崩溃，还想做女儿的超级英雄
疫情发生的一个多月，太多人情绪绷不住。甚至我也遭遇过情绪的崩溃。有一次我刷视频看到一个小女孩被隔离了，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也有一个8岁的女儿，一下子感同身受。
最近，我想起我碰到的一些不愿意担事的领导，还有一些说风凉话的人，我也问过自己，这么跨越1000多公里，经历重重困难跑到武汉，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住在朋友的民宿顶层，买不到菜买不到水果（因为超市不对个人出售），要是去医院去社区能吃顿工作餐，但早上晚上往往就是一顿泡面了事，真的有意义吗？
最难受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些疑问发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安慰我。我想：嗨，毛平，你来干吗来了你，你不就是志愿者，自愿要来做事的吗？做事不是要得到表扬。孩子的妈妈看到了朋友圈，也跟我说，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就好。
其实，1月初的时候我来武汉出过差，在武汉呆了两天。回到北京以后，我的状态不太好，但还是频繁出差，去了广州、郑州、济南等等，后来就发了高烧，浑身无力。
平时我的身体不错，当时生病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有过的。高烧、头疼、咳嗽、胸痛......我对照着网上新冠肺炎的症状，觉得自己简直完全一样。我联系了那些天出差遇到过的所有朋友，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希望他们暂时先自我隔离。
后来，我的病情一度恶化，我甚至有个念头：我的生命是不是就走到这儿了？
不过，到了腊月二十九，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确定我得的是不是新冠肺炎，幸运的是，当时跟我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例感染的。但年前的这场病，让我坚定了到武汉的心，另一个原因是，我还想用行动告诉女儿，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
来之前，我朋友给我买了上百万保额的保险，我跟孩子妈妈说：万一，假设的事发生了，告诉孩子，这样的人做她父亲，不丢脸吧？孩子妈妈对我有些无语，但最后她宽慰我：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早春的武汉春风拂面，这两天接到爸妈打来的电话，询问我的近况。我告诉他们我过得好着呢：吃着大餐、住着五星级的酒店。其实，我特别想念妈妈蒸的馒头，就算只就着大蒜，我也能吃两个碗大的馍馍。
武汉，一起加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