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出色完成使命

　　带着武汉人民的感谢，3月18日，首批回沪的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部分队员，到达上海。

　　从2月5日接管武昌方舱医院到3月10日下午正式休舱，华山医院这支救援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其他13支医疗队800多名医护人员共同奋战，管理病床784张，累计收治患者1124人，累计出院833人，累计转院291人，实现了病人零病亡、零回头、医护零感染的成绩。

　　武昌方舱医院还有多个“最”：最早投入使用、最早有患者出院、最早开始患者心理疏导、最早开展患者自主管理以及运转时间最长——武昌方舱医院共运行35天。

　　这支救援队，是华山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也被称为方舱队，队长是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继明教授。他介绍，46人的华山医院方舱队，如今还有26名队员志愿留在武汉继续参加武汉重症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救治工作。

　　武汉发病人数最高峰，专用于收治轻症患者（轻型和普通型病人）的方舱医院开始运行，成为实现“应收尽收”的重要措施。疫情中武汉总共开出16家方舱医院，收治了全市约1/4的新冠肺炎患者，并最终获得了很好的隔离治疗效果。

　　方舱医院休舱后的第十天，3月19日，华山医院方舱队队长张继明教授接受《新民周刊》专访，回顾了堪称创举的方舱医院，如何在疫情中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创举，实现“应收尽收”

　　《新民周刊》：武昌方舱医院3月10日休舱后，华山医院方舱队的队员还有什么工作？

　　张继明：武昌方舱医院3月10号休舱，但我们的工作完全结束是3月12日，因为休舱后我们要去做消毒的工作。武昌方舱医院是由洪山体育馆改建的 ，以后它还要恢复使用，所以必须对洪山体育馆内外环境进行消杀。

　　华山医院一共派出4支医疗队到武汉，我们方舱队是第三批，一共46人。方舱医院休舱后，有一部分队员（主要是后勤保障人员和放射、检验、药剂等技术人员）工作完成了，他们先期回到上海。剩下的志愿留下的26名医护人员已经合并到华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工作。这个医院是武汉留下的十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收治的病人以重病人为主，我们留下的队员和他们一起在这家医院工作。

　　《新民周刊》：休舱那天您是什么心情？您怎样评价方舱医院在疫情中的作用？

　　张继明：休舱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方舱医院建立的目的就是解决当时床位紧张。新冠肺炎病人跟其他病人不一样，不管轻重都需要住院，必须隔离，如果不到医院去，这些病人就会造成更多人的感染。

　　没有方舱医院的时候，有的轻型病人在家里，可造成家庭聚集性感染，全家人全部感染发病的例子很多。有的轻症病人住在医院，他们挤占了床位，重型病人就更没办法住院。方舱医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首先我们把轻的病人隔离起来，但光隔离还不行，有的病人有基础疾病，有的病人有可能加重，所以方舱里还必须配有医护人员和相关设备。

　　随着武汉新发病人数量下降，我们方舱医院病床逐步空出来，最后49名病人转到其他定点医院后，方舱医院的使命就画上句号。方舱医院休舱，反映出整个武汉的疫情的控制取得重大的进展。

　　方舱医院是在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候开出来的，我指的艰难是发病率。新发病人高峰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建设方舱医院这个不得已而为之方法。

　　我觉得方舱医院是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创举，是疫情控制的关键。在发病最高的时候，方舱医院把1万多个病人收进来，也没有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并且医务人员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休舱时大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迎来这一天代价是很大的，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两天建成，闯过艰难时刻

　　《新民周刊》：如此大规模的方舱医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一开始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张继明：武昌方舱医院只用了29个小时建设，我们2月4日到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2月5日当天晚上11点，我们就开始接收病人了，到第二天上午一共500名病人入院。

　　最初几天方舱医院条件确实比较艰苦。第一批病人第二天的早饭，快要十点钟才吃上。

　　最早一批病人进入方舱医院后，床上有床单、床垫、被褥，有热水袋，有电热毯，每个人一个箱子，里面有口罩、洗漱用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点心啊之类吃的东西。但是最早几天特别冷，空调还没开，一床被子不够，我们医护人员去领被子，给病人盖两层被子。

　　病人情绪也不好。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大约60岁样子，他对住进方舱医院很不满意，情绪比较大。我去跟他聊天了解情况，知道他爱人不久前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从得病到死亡只有四五天，快得不得了。所以他当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我在旁边安慰他，希望他理解，也只能做这么多。

　　《新民周刊》：当时方舱医院这种模式，最受质疑的一点是能不能避免院内感染的发生。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张继明：住进方舱医院的都是确诊病人，你想想看，一个病区200多病人，白天夜里不停地咳嗽，空气里面病毒有多少。方舱医院是体育馆改的，不可能像医院那样经过了院感控制的设计，说实话，当时虽然我们都提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但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大可能”。

　　最后，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

　　《新民周刊》：最艰苦的是哪个阶段？

　　张继明：最艰苦的就是收治病人的前五天了。当时方舱医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医生要记录，但纸都没有，本子也没有，打印机更没有了。

　　比如说消毒水，需要消毒药片来冲兑，但是没有消毒药片。要打扫卫生，没有水桶，没有拖把，也找不到清洁工。医院门口按道理应该放个脚垫，撒上消毒药水，这样进出时鞋底可以消毒，但是脚垫也没有。

　　我们商量不能坐等。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武汉一家公司卖这些东西，坐车到几十公里外一个工厂，在那里买到了拖把。我看他仓库里还有脚垫，脚垫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一次花了4000多块钱买到了清洁工具。

　　《新民周刊》：方舱医院要正常运转，很多问题其实是建设时没有预料到的？

　　张继明：是的。比如说这么多防护服，怎么收集处理？2月6日临时指挥部叫我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建一个焚烧炉，专门焚烧这一类垃圾。

　　还有一个是厕所。厕所在病房外面，大概一两百米。有几天特别冷，风很大，年纪大的病人走过去摇摇晃晃，特别让人担心。

　　病人的大便里是有病毒的，粪便怎么处理呢？我们后来是统一收集，到专门的地方去杀毒处理。

　　还有病人洗澡，一开始有的病人10天没洗澡了，又是发烧病人，身上都是汗。我们搭建了淋浴房，但淋浴的水也不能随便排走的，也是收集起来到专门的地方处理。病人的洗脸水、漱口水都收集起来处理。

　　这些都是武汉方舱医院留下的经验。

“联防联控”中的重要一环

　　《新民周刊》：您说“武汉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想？

　　张继明：我们住在武昌，大家知道武昌是武汉最繁华的地方，过去夜里十一二点钟都有人来人往。但我们来时没有人，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在家里隔离。

　　最开始一个家庭每三天允许1个人出去买一次菜，后来就完全封闭了，由社区统一供应。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人民，武汉的病人做了最大的贡献。

　　《新民周刊》：疫情中，方舱医院的运转方式和普通医院有什么不一样？

　　张继明：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贡献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起最大作用的还是联防联控这个措施。

　　那么什么是联防联控？我举个例子，到我们方舱医院来的病人，有的是社区送来的，有的是从其他医院转来的。从医院转来的病人，他本来在医院住得好好的，现在要动员他转院到方舱医院，这个时候事实上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听从安排，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武汉人民的素质。医生把道理讲清楚，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配合的。

　　病人动员好，怎么去方舱医院，什么时候去，都有统一的调度，不是说病人自己安排。

　　这些工作都是联防联控机制在协调，具体都是政府部门在做。转运病人的公交车，是政府征用公交公司的车，统一调派的。到了出院的时候，也是区联防联控部门安排，区里有人一对一陪同。有的病人出院，没有家人送干净衣服。怎么办？医院发衣服。社区的人陪着出院病人到隔离点，继续隔离。

　　看到这个流程你就知道，医护人员在方舱医院的工作，是联防联控的其中一环，还有很多的工作是政府、社区在做。

　　方舱医院如此大规模地在传染病疫情中应用，是第一次，是一个创举。武汉的做法为我们以后传染病疫情的控制提供了经验。我觉得方舱医院之所以运作成功，靠的是联防联控的机制。

　　《新民周刊》：武汉方舱医院实际上是联防联控的一个环节？

　　张继明：实际上医院除了医疗工作，其他的工作都是政府在运转。比如说医院里门坏了，穿防护服的地方需要镜子，需要清洁工等，这些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去协调解决的。联防联控是其他国家很难重复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传染病的控制，如果没有疫苗和药物，就只能依靠最经典的方式，换个说法就是最老的套路。传染病防控有三个重要环节，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这三个环节——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包括方舱医院在内的联防联控措施，做的就是这三件事。

　　我们现在取得阶段性胜利，武汉市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些牺牲是为了换什么呢？就是要换研发疫苗的时间、研发新药的时间。最终解决传染病，要靠这两个东西，我们希望疫苗和药物早点做出来。

　　《新民周刊》：从感染科医生的角度，武汉疫情应该给我们哪些启示？

　　张继明：传染病核酸检测由疾控中心做，我觉得这个措施是不切实际的，医院应该承担起核酸筛查的责任。医院是一线，病人生病只会去医院对不对？这是一个教训。疾控中心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流行病学调查和制定防控策略。

　　武汉后期的模式就对了，他们把核酸检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做，只要是有接触史的，怀疑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人，无论有没有症状，核酸都要测。我觉得武汉疫情控制中，把核酸检测放到医院有很大的贡献。

　　传染病病原搞清楚以后，检查方法建立好以后，就应该让医院来做检测。武汉早期的这些教训，是血的教训，以后如果再出现大的传染病，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我觉得医院做核酸检测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当然，必须加强医院检测平台的建设以及加强和疾病中心的互动与联系。这方面上海做的是不错的。

　　武汉疫情到今天，我认为防控措施可以变得稍微松一点了，武汉新增病例是0，湖北其他地方基本上三周没有新病例，对于那些地方来说疫情就是结束了。

　　再看中国其他的省，江苏连续一个月没有本地新增病例了，其他省很多都是两三周没有本地新增病例，如果不是输入性的病例增加，这个时候中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