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5万亿美元注入,能否力挽狂澜?
主笔|姜浩峰
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先后来到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码头、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了解港口和园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第二天,他来到安吉县余村。这是他时隔15年之后再访余村。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余村考察,充分肯定了村里关停矿山、水泥厂的做法,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余村指明了绿色发展之路。
新华社对习近平浙江行发表的快评称,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是习近平部署、指挥的两场硬仗。浙江地处长三角,经济外向度高,让浙江的复工复产跑出加速度,不仅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对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同样至关重要。
此前3天,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习近平主席的话语为面临下行压力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我们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这是3月26日G20峰会声明中的一段话。
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金注入,是个什么概念?史无前例!
新冠肺炎成为全球大流行后,“史无前例”成为热词。美股连番熔断,史无前例;各国封城、封国,史无前例;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史无前例……
面对诸多“史无前例”,世界正在改变。
世界形成统一战线
单纯类比:2020年3月26日G20决定注资超5万亿美元,比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1.1万亿注资,增加了四到五倍。但必须注意到——时光过去十余年,无论是国际市场规模,还是美元的购买力,都发生了变化。而今年的超5万亿美元注资,与2008年最大的不同则是——这并非单纯在金融、经济领域救市,更为重要的是抗“疫”。抗“疫”不在全球范围内胜利,则疫情对社会、经济、金融的冲击就不会停止。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G20一把就拿出超过5万亿美元,这说明在新冠疫情面前,世界各国对于国际协作的需求都是超过以往的,未来各国政策的协调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换言之,就是——疫情这一全球危机,并非全球化危机,甚至能让全球化加速!
在G20特别峰会的声明中,针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特别提到——我们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本世纪初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发表文章称,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点。
此时此刻,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方面,建议制定G20行动计划,并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G20的声明也指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尽最大程度运用各种工具支持有需要的国家,作为全球协调行动的一部分,并要求它们定期向G20更新此次大流行病的影响,汇报应对举措及政策建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各国必须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小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发表联合声明称,必须在经济和卫生领域采取快速、大规模和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才能拯救生命,避免新的经济危机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联合国应该成为多边应对疫情危机的协调中心;法新社的报道称,病毒不分国界,G20成员在联合声明中呼吁“团结”、“透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事实证明,与小国或中等国家相比,大国抗“疫”不见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国是最有韧性的。郑永年认为,无论中美,作为大国,在抗“疫”初期,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乱象。但一旦动员起来,通过内部的不同组合,大国韧性就开始显现,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不太容易受外在环境变迁的影响。郑永年对中国和欧盟抗“疫”做了比较。他认为,当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以后,为遏制疫情,中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协调对湖北进行援助。虽然在抗“疫”期间,各地也有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运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为中央政府的作用,这些矛盾很快得到了纠正。而欧盟很多成员国成了无助的“孤岛”。
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塞尔维亚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武契奇强调,困难来临之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欧盟,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
在疫情面前,人类向何处去?G20形成统一战线之际,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色彩浓郁的、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M.Capbell),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知名学者王昆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新冠肺炎正在重塑世界格局。坎贝尔认为,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的拙劣干预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显著化,显示英国的全球大国时代之终结。今天,如果美国不迎头赶上直面现状,则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标志着另一个“苏伊士时刻”。王昆义则认为,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形成的国际社会,美国不应以总统频频使用“中国病毒”污名化等方式“甩锅”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疫情过后,中美两国如何重建世界新秩序。而如果全世界团结起来抗“疫”,力量将超越各国各自为战。由此,才能使人类世界尽快走出本轮疫情!
抗“疫”、经济、民生都得花钱
张燕生认为,超5万亿美元资金的用途,有三个层次。
首先,资金将被用于共同抗“疫”上,在加强对药品、疫苗的研发,对患者的救治,以及保护一线医疗工作者等方面;其次,资金一定会用在经济上,在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生产带来损害的当下,如何保障全球的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来尽可能降低损失,增强经济的韧性;最后,资金肯定会用于民生上,保护中小微企业,保护劳动者,保护各种弱势群体。
尽管目的相同,但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G20特别峰会之前,当地时间3月23日晚间,面对连番熔断,屏不住的美联储最终决定实施不限量、开放式量化宽松。如此带来的则是世界金融市场一片翻江倒海。美国国债暴涨,但大部分的到期收益率大跌。这显示了投资者对美国疯狂开启印钞机、大水漫灌的一种恐慌。与此同时,黄金涨,白银涨,就是带不动美国股市涨回去——所谓技术性的底部,倒是筑牢了。此前跌跌不休好一阵子的石油价格,也仍显出深不见底之态。业界已经在预测——美元负利率时代可能到来。从美国国内的抗“疫”情况看,生产企业对美联储的放水举措,并不持乐观态度。3月27日,特朗普在推特连发三贴,愤怒指责通用汽车公司。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与通用汽车谈的事情似乎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他们承诺很快就会给我们4万台急需的呼吸机,现在他们却说到4月底只有6000台,还想漫天要价。与玛丽合作真糟糕,得动用《国防生产法》。”
然而,放着美国政府的呼吸机大单,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Mary Barra)为什么不主动承接呢?要知道,根据美国重症医学会估计,美国总共将有96万名患者由于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使用呼吸机,但美国市面上目前只有大约20万台。按此推算,缺口达76万台。通用来个薄利多销不好么?情况绝非如此简单!《纽约时报》披露,白宫想让通用汽车公司和呼吸疾病护理整体解决方案创新公司Ventec Life Systems联合,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来尽快缓解美国呼吸机短缺的局面。由此,如果要在短期内造出8万台呼吸机,就将涉及10亿美元的巨额成本。如果生产到8万台呼吸机以后,通用继续生产,则可以摊薄成本。
然而,特朗普在推特中只提到“急需4万台的呼吸机”。即使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于3月24日称“疫情传播的速度像子弹头列车一样”时,他也只说“纽约州需要3万台呼吸机,可联邦政府只送来400台”。可见,美国重症医学会预估的美国新冠病例数很大,而作为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执政者,却只能披露比之保守的预估数据。而在科莫称纽约州已经自行筹措7000台呼吸机,还有很大缺口的情况下,通用并不敢转产、开足马力用以生产呼吸机。
通用的算盘是怎么打的呢?毫无疑问,疫情之下,通用确实可以拿到很大份额的呼吸机订单。但疫情一旦过去,通用必然面临需求急剧减少、收缩呼吸机产能、关闭工厂之痛。更何况,呼吸机不是汽车,并非通用的“拿手菜”,却同样面临需要经过复杂的软件和专用零件才能生产之局。如果以正常合同订单的方式生产呼吸机,通用必然面临一系列知识产权、专业工人、安全审核等问题。如此而言,玛丽怎么可能一口应承特朗普呢?
特朗普启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国内通过的《国防生产法》,来逼迫通用就范,实则就是想绕过冗长的谈判程序,尽快抗“疫”成功。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当下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所做的是“生产自救”。毕竟,在国际市场上来说,美国本身就是全球呼吸机产量第一的国度,2016年其占据全球市场份额达43%。疫情危局之下,如果美国不去“生产自救”,没人救得了它!欧洲与美国又不同,其是呼吸机的第二大产地,在2016年享有近20%的市场份额,可欧洲国家却在疫情扩大后,各有各的打算。其中不少人将目光放到了先期控制住疫情的中国。
同样是抗“疫”领域,相比起呼吸机制造,疫苗研发更有可能是“赔本买卖”。有可能病毒离开人类社会那天,疫苗还没研发成功。可只要病毒仍在侵袭人类社会,疫苗研发就不能止步。G20达成共识以后,相信新冠疫苗的研发,也将在一些国家的政府层面有更多扶持。
比之抗“疫”来,各国资金对经济、金融、民生等领域的注入,更需谨慎对待。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先生就认为,美联储的“大放水”,从长期来看,存在两大方面的隐患。第一方面,刺激效果加速衰减。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效果仅能短期延续。并且,近年来各国央行正在持续减少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受此影响,美联储本轮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将有更大比例转化为美国国内持有的国债,从而对美国的私人部门形成更强的挤出效应,总体刺激作用进一步减弱。第二方面,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已经突破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推出2.2万亿美元刺激,将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由此产生的沉重付息压力,以及衍生的两党政治博弈,将束缚未来政策灵活性,阻滞结构性改革推进,从而侵蚀美国经济的长期活力。
中国该做出哪些贡献
托马斯·弗里德曼也认识到美国2.2万亿美元放水前景不容乐观。他认为,只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更慷慨,才能拯救美国。“他们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偿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弗里德曼认为,亚洲的中国、新加坡等国家在本次疫情中,展现了优秀的应对能力。而这些应对能力,在于有着漫长历史的东亚国家,经历过许多重大灾难,从而形成了一种“紧密型社会”的政治文化。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的历史太短,此前享受着没有重大灾难的奢侈,同时形成了一种松散型社会。也就是说,许多美国人要太多所谓的自由,由此在应对新冠病毒时,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代价几何呢?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索性称:“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如果我们把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称为‘我们借了1美元’。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的原因。”作为“经济动物”的一些美国政客、资本大佬,听了弗里德曼此言,当有更深的感触。而一些先期诋毁中国,污名化中国的政客,实则也该看清——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性联系性加强。譬如美国想在经济领域跟中国过不去,就像一个人的左手打右手一样,左手痛,右手不可能不痛。
3月13日,上海市社联组织召开主题为“全球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及上海的应对”专家视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提出,从数据来看,美国的整体债务风险目前仍然是可控的,经济基本面稳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因疫情而改变,中美两大经济体比较稳定,世界发生大衰退、发生经济危机就是小概率事件。关于疫情是否会成为压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具体传导机制、传导变量还没有完全找到,全球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有影响,但可能不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的状况。
中国先期抗“疫”之成功,使得世界许多地方寄望于中国在抗“疫”上对本国有所帮助。除了中国的医疗队专家和抗“疫”物资抵达最需要的国度以外,在经济层面来看,中国一些企业收到了大笔与抗“疫”有关的订单。北京的谊安医疗公司董事长助理李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想立即从中国买到呼吸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订单在等着交付。问题是我们能够多快地生产出这些呼吸机。”
法国媒体3月28日援引法国卫生部的消息称,为解决法国口罩短缺的情况,法国卫生部已向中国订购总共10亿只口罩。法中两国之间将搭建起“空中桥梁”,通过56次来回完成交运工作。报道称,接下来每周将会有4趟航班来执行口罩交运。
除了为世界抗“疫”做出贡献以外,保住自身抗“疫”胜利果实、复工复产的中国,在维持全球产业链运转正常上,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认为,中国在疫情控制上所取得的成就, 正在让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从而真正做到“引资补链 ”、“引资扩链”。“随着疫情的发展,更多的外商将会看到中国产业链市场的发展前景,并且愿意将资金投给准备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的企业,这种趋势将为中国带来资本市场发展和建立产业链集群的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黄奇帆表示。
回顾历史,一战、二战时的美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当欧洲和亚洲处于炮火连天之中时,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拼命生产。特别是二战期间,美国的扩大生产,以及科技创新,为盟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在黄奇帆看来,当下的中国,面对当今的世界格局,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由此,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都要有足够的创新性。就中国企业而言,需要继续保持足够的定力进行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国际资本大潮中进退自如,否则受伤的只会是企业自身和中国广大的投资者。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亦认为,当下一些国家经济不稳,以及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单靠提出刺激性政策,无法让世界经济起死回生。除了在世界范围内抗“疫”必须胜利以外,就中国的经济层面来说,着眼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挖掘结构性潜能。“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说,“今后十年,仅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每年也会有0.5到1个百分点。”
3月2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官方微信公号刊登了林毅夫的文章《当前形势下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判断》。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称,我国只要应对得当,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和增长,不仅有利于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等目标的完成,而且,还能以我国的防疫经验和物资帮助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以我国的增长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那么,也将像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一样,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