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生活在2020年的人们显然都已经看到，一场“世界大战”爆发了：敌人是看不见的新冠病毒，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已遭其入侵，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之中。人类的死亡数量正在猛增。这很有可能是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只“战争黑天鹅”！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早已证明，只有强大的国家、至少相对而言比其对手更为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在一场世界大战中胜出。而其后的“冷战”进一步证明，比对手更“强大”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上的领先地位，而且也取决于政治上的“合法性”……然而问题是，今天这场“世界大战”面对的却是看不见的敌人，谁更强大并非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事实；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先地位似乎也比不上医疗卫生体系乃至社会整体结构的更加合理化更能够在这场“战争”中起到正面作用。
世界各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大战”中，其表现实在是出乎很多专家们的预言。目前只有一种可能的局面似乎表明：胜利将取决于谁能够在这场战争中以损失最小、以最短的时间走出战争，恢复社会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从目前的“战局”来看，似乎只有中国正在走出困境、迈向未来的胜利！
我们都知道，直到3月份欧美被真正卷入这场“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各国媒体和舆论还坚信两点：一是新冠病毒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一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危机”，中国将很难抵抗新冠病毒的攻击，中国政府即将崩溃……二是一、二月份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幕，是不会在西方民选体制的发达国家发生的；一方面因为西方民选体制发达国家的卫生、医疗条件、水平和能力都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中国”；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民选体制大大优于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换言之，这场病毒发动的战争中，只有中国将单独参战……
然而到了今天，这场新冠病毒发动的“世界大战”不仅将全球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而且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少数几个国家——中国、韩国、俄罗斯等——正在打赢这场战争。而欧美主要大国到目前为止却都无一例外地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其发展前景又会如何？在经历过新冠病毒肆虐后的世界将会呈现何种态势？这正是我们试图寻求的答案……
欧美正在节节败退？
欧美是否正在这场对付新冠病毒的战争中节节败退？至少到目前为止，欧美尚未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反攻”。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虽然已经一再强调指出、但西方却至今不愿意承认的是，欧美正在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中，由于对中国的蔑视，对世界现实认知的极度扭曲，导致欧美对新冠病毒这个极其危险的敌人轻敌大意，结果至少在第一回合遭遇了失败……
中国是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中第一个遭到新冠病毒大规模偷袭的国家。中国一开始在无法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情况下，确实曾一度手忙脚乱，引发国内外舆论“隐瞒疫情”“耽误战机”等一系列的批评……但中国很快就守住阵地，以封城、快速建立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以及戴口罩、测体温、早发现早隔离早收治、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等有效措施，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今天除了每日境外输入几十例以外，中国国内包括武汉在内已经实现确诊病人零增长。仅仅两个多月，中国的抗疫战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湖北省解封便是一个标志。
可是，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在充分了解了中国抗疫情况后，先是袖手旁观，以为自己可以置身战事之外；而到了3月初，当战线突然蔓延至欧美之后，欧美迅即全线崩溃。中国确诊病例累计仅8万多；而欧美则已经超过50万；中国单日确诊人数新增最高的一天为15153例，而仅美国一国3月30日新增病例就高达20345例；中国单日新增死亡人数最高为254例，而3月27日仅意大利就创下了单日新增死亡人数达919例的纪录……
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意大利到美国，以及法、德、英、西甚至其他相当一部分欧美中小国家，都普遍认定这是一场“病毒与中国”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社会长期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历史背景下，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这个“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与真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中，中国是一个“医疗水平落后、医疗体制混乱、卫生条件极差”的国家；甚至比西方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如。2019年西方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对全球各国医疗质量排行中，中国为第48位，远低于第9位的意大利、第18至20位的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第23位的英国和第29位的美国。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遭遇新冠病毒突袭而造成巨大“伤亡”（1月23日武汉封城之际，确诊病人数是444例，死亡数是17。当然，这个统计是有漏洞的，当时确实还有一批在家隔离、未进行检测的感染病人没有计算在内，但至多也就数以千计）时，主导着欧美民众思想的西方媒体普遍对中国疫情采取了忽视（对中国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轻视（对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嗤之以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宣称“口罩无用论”）、歧视（对中国在战争初期不明敌情而造成巨大损失之际，视之为中国官僚体制隐报瞒报所致）乃至蔑视（将中国采取的封城、隔离等有效措施称为“专制、威权体制”的做法）的态度。其结果，就是欧美各国的防范方向都是面对中国的，只对来自中国的病毒传染筑起“马其诺防线”。
然而“战事”却表明，新冠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很有可能来自于其他方向……就如同中国其他省份在武汉封城、湖北封省之后，很快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使传染确诊人数开始下降；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为，世界其他国家也会由于中国湖北、武汉的自我封闭，而成功地躲过这场大战。
然而，没有。
先是意大利、法国，进而西班牙、德国乃至美国，都从2月中下旬到3月初开始，遭遇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来袭。可以说，欧美白白浪费了中国抗疫为他们争取到的一个半月的宝贵的“备战时期”。在新冠病毒真正降临的时候，欧美竟表现得措手不及。这一点，甚至连《纽约时报》记者Ian Johnson也看到了，他撰写文章，批评西方“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到的时间”，西方着眼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完全“忽略了中国经验对西方的价值”。
今天当“新冠病毒战争”果然在欧美暴发时，欧美发达的民选体制国家竟兵败如山倒，病亡人数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到今天为止，全部“阵亡”人数为3314名，而欧美则已经上万）……令人震惊之余，亦令人极其痛心、悲哀！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决定了欧美各国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很难要求个人为社会整体利益做出牺牲。而在对付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中，中国的经验证明，实际上只有一个战略是可以迅速取得战果的，那就是完全、彻底的封城、隔离所有感染病人，甚至包括疑似病人。这当然要损害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结果是欧美“民选体制国家”都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封城、隔离，以应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入侵。欧美有一点几乎每个国家都异曲同工，就是对无症状或轻症病人都不收治，甚至不去检测，仅仅要求他们自行隔离，以观病情发展。就是这种做法，导致欧美大大低估了正在传染他人的带病毒者的人数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看到，当新冠病毒在3月初的几周开始在欧美传染时，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其战线的全面失控……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预言，欧美国家公布的确诊人数，远远低于其实际已经被感染的人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以数日翻一番的速度向上猛增。如果对“战事”做一个经过仔细研判后的结论，那只有一个结果，即中国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将取得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欧美其他国家则面临着一场更残酷的决战：所有预测都说明，欧美病毒传播峰值将在一两周后到来……
当然，由于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独家胜利不是最终的胜利。中国依然面临着“输入型”新冠病毒的再次入侵。所以，人类正面临着的是一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争。只有人类共同获胜，才是这场“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机构出现问题
从表面层次来看，欧美目前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原因，是没有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没有及时采取培训人员、储备物资、建设应急机构等必要的“应战措施”。但当“战争”真正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出现在我们眼前，即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无法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这场新冠病毒战争证明，一个没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国家如美国，或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够强大的欧洲各国，是无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的。
我早就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西方民选体制的权力结构早就已经不再是西方理论家宣称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演变成以“资本、政权与媒体”组成的真正主控着西方社会的新的三权分立。然而问题就恰恰在于新的三权分立对新冠战争表现出来的却是极端的无效性。
欧美新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如果要应对一个明确的敌对国家，应该是可行的。以法国为例。我们看到，法国初期是将“来自中国”视为这场战争中的“敌人”的主要来源。任何人发热就医，医院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是否与中国武汉有关系”。应该说，当时法国的这一套应战方式方法还是有着一定的有效性的。我们看到，直到2月底，无论是中国赴法旅游的游客还是法国从武汉撤回的法国侨民，都由法国有关方面非常理性地实行了有效的隔离手段。他们都没有造成法国境内大规模的病毒传染。
然而问题是，新冠病毒却不同于任何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的敌人是无形的，来源于四面八方。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正因为如此，马克龙总统才会在他第一次对法国全民发表涉及新冠病毒的“应战演讲”时，才会多达六次提及，法国“处于战争之中”——但他却没有明白法国这场战争的“敌人”却是无形的、来源于全方位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正是中国病毒专家钟南山的那句名言，“疫情虽然首次在中国出现，但是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在不知不觉中，法国突然就开始了疫情的扩散。原因看来就是因为法国卫生当局并没有找到造成法国本土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染开来的最初病原。这是法国目前节节败退的首因。
其次，法国医疗体系在应对这类大型传染病时实际上是漏洞百出的。
直到今天为止，当你在法国发烧、咳嗽时，打急救电话是没用的，首先必须联系的是自己的“家庭医生”。法国一般看病都是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处理不了，才转到专科医院，由专科大夫做进一步的诊断。当涉及发热的时候，一般家庭医生都会问你是否有呼吸困难现象。如果没有，他就会让你在家隔离休息，也就是让你等待看看你是不是遭遇了新冠病毒；如果不是，待几天不就好了？如果是，就看你自己的免疫力能否战胜新冠病毒。能，谢谢上帝！不能，到了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你再打电话；那时你的家庭医生可能就会让你打急救电话了。到了医院，你将会得到核酸检测，以确定你是否被新冠病毒感染了。
这样一种应对新冠病毒的方式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万一病人确实被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在他病危之前，他一直在有意无意地传播、感染着其他无辜的法国人。首先就是病人的家人。我们今天已经明白，新冠病毒由家庭传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法国直到今天，这一做法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优化。而这一做法不改变的话，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法彻底阻绝病毒的传播。
那么最后一问当然就是“为什么法国不能像中国那样对疑似病人实行全部隔离、检测，以确诊其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彻底杜绝病毒的传播通道呢？”法国不是与中国一样，存在着一整套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吗？这就说来话长了。统治着法国社会的三大权力资本、政权和媒体构成之利益，在这里表现出利益分道扬镳的格局。
我们知道，全球化导致西方资本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出现了利益对立趋势。在疫情暴发前一个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西方产业资本陷入了空前的债务危机之中，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跨国金融资本却欣欣向荣，股市似乎继续在膨胀的进程之中。为什么欧美国家是不会主动提前为新冠病毒来袭做好应战准备？因为无论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还是西方各国的产业资本而言，预言这样一场未来的危机，将是自判死刑。所以欧美国家只能在等待中期盼着新冠病毒如当年的SRAS病毒一样，在中国自生自灭。本来，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源于中国、发现于中国，那么出现这一幕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然而问题在于，新冠病毒似乎另有来源……目前科学尚未给我们做出最后的论断。唯一已经出现的事实是，中国武汉和湖北的封城，成功阻断了病毒在中国除湖北以外各省的传播，却没有能够阻断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
于是，新冠病毒突然突破所有西方欧美国家的防线而肆虐全球，将所有现存局面都打得粉碎。仅仅十多天，美股四次熔断。病毒在突然之间将西方全部社会利益集团都打入地狱之中。这时，一个国家体制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便在危机中立即浮出水面。中国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指向“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尽管在中国执政集团中存在着贪腐分子、存在着为谋求私利而混进统治阶层的人士；但中国明确标示的政治目标却是反对国家为某个集团私利谋利的。但在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尽管政治体制标示的目标是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在其统治结构中却始终是以服务“资本”为首、政权和媒体这两大附属权力为辅；广大“选民”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背景下才会成为服务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决定在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法国传播的背景下，一方面呼吁民众不要再出门，另一方面却依然维持3月15日的市政选举第一轮投票。因为这涉及西方统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投票对于新冠病毒而言，是一次对法国整个社会的大进攻。其后果正在逐渐暴露出来……
今天的欧美各国在新冠病毒的全面进攻中，其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全面崩溃的初步迹象。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传来“因医疗设备不足而不再救助老人”的信息，就是这一迹象的某种证明。为什么在如此讲究个人权利、讲究“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会出现这样明显违反人权观念的说法？其原因就是因为主导着民众生计的资本、管理着社会运行的政权和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媒体这三大权力没有找到一个利益共同点。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要战胜病毒，必须给予政府更多、更大、更权威的权力，来封闭整个社会，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这却会影响政权（即特朗普）在下一轮选举中的当选可能性；而政权要想在下一轮选举中连选连任，必须让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获得重新获利的可能性，因而必须尽快复工、恢复经济生活；而这却会导致社会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而美国媒体因为找不到一个能够迎合上述两大权力利益、同时又能够战胜病毒的方式，因而突然之间陷于混乱之中。惟一达成的“共识”只能是将病毒的来源强加到中国头上……
然而问题是，病毒并不认识“中国”是谁。
一旦世界的明天出现下述局面：中国胜利走出新冠病毒战争而欧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滑铁卢，届时西方民选体制的危机便会提前到来。
从目前欧美正在激战之中的状况来看，大约十天至两周后战争峰值将会来临。如果欧美能够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认真地从现在开始封城自律，那么十天至两周后将有可能迎来战争的转折点。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欧美当局除了意大利（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等少数国家有可能做到外，其他大部分国家似乎都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问题之所在，还在继续任由新冠病毒自由自在地“在家隔离”，换言之，继续自由自在地在家庭成员中间继续感染，也就是在社会中继续感染。如果果然这成为欧美未来数十天的事实的话，那么欧美打赢这场战争的惟一希望，就真的只有等待“群体免疫”这一天的到来了……
那么，今天意大利死亡率已经达到10%，十天以后、一个月以后的欧美其他国家呢？死亡总数又将达到多少时，会激发欧美民众的强烈反应？欧美民众又会如何反应呢？
今天欧美在新冠病毒的猛烈攻击下，打出的问号已经远远超出专家们能够清晰解读的范畴了……
新冠病毒威胁下的民选体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8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箴言”：“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对世界霸权的终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西方民选体制正在走向一场未来的危机。我们知道，西方民选体制一向被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认为是世界最先进、最合理的统治结构。甚至被美国学者福山称之为“人类历史的结终”统治结构。其核心在于两点：
一是西方民选体制国家始终处于经济上升态势，无论选谁上台都能够保证国民生活水准不断地上升、改善；二是西方民选体制国家始终比其他政治体制的国家更富裕、亦更稳定。
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在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经济和迅猛崛起的事实面前，西方民选体制国家在新冠病毒来袭之前，就已经站到了深重的危机边缘。就在美国选出“特殊总统”特朗普、法国选出“不左不右”的新型总统马克龙之际，西方民选体制事实上得以顺利运行的上述两大先决条件方面，已经面临种种问题。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常年在1%-2%之间徘徊不前；其生活水平的上升已经越来越弱，与中国等其他非民选体制国家相比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中国的减贫人口高达七八亿，使得西方民选体制国家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而“新冠病毒战争”一起，中国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劣对比，突然出现了新的因素，而且对比实在是太过明显了。中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将战争反败为胜；而欧美在提前一个半月就预知战争到来的情况下，却依然损失远超中国，实在是不应该的。
早在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华盛顿共识”已经在遭到“北京共识”的挑战；而今天到新冠病毒战事打到目前这种局面时，西方民选体制危机这一幕可以说正在全面爆发。中国是如何在新冠病毒战争中夺回胜算的，国内已有太多文章分析解读。而欧美为何会挫败，则国内外均涉及不多。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这与西方民选体制所特有的权力结构有关，在一个无形敌人来袭时，欧美民选体制无法取得全民共识来共同应对。这就在加速导致西方民选体制危机的到来。
但是我们可以、至少在主观上愿意相信，欧美国家在血的教训下是可以向中国的做法学习、靠拢，最终在付出一定的代价之后，最终战胜新冠病毒的。只是代价有多大、时间有多长、民众接受程度有多深而已……
新冠病毒使东西方的民众在对世界的认知上，都意识到某种误区正在危险地影响着我们。西方民众过去一直是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制度某种优越性估计不足，而一贯将中国等新兴国家视为危机四面伏的政治体制在统领着，因而时刻面临着严重的体制崩溃的可能性。而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民众，也同样存在着对西方认知的非常令人吃惊的巨大误区，即将西方民选体制视为万能、完美的体制，能够应对任何人类面临的任何挑战，是我们仿效、学习的对象。战争是最残酷的，战争的教训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今天的问题是，在这场战争之后，世界将会走向何方？
疫后世界往哪里去
应该指出的是，欧美媒体迄今为止并不承认中国已经从这场战争中胜了。相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指责在一步步随着“战事”的演变而演变。在欧美媒体上，对中国先是有三大项指责：一是指责中国曾经隐瞒疫情的暴发，导致西方应对失措；二是指责中国采取的措施都是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不值得西方仿效；三是指责中国没有善待“吹哨人”李文亮等。
这三大指责实际上是不值一驳的。特别是指责中国封城、禁出、戴口罩等是“违反人权”，实在是太可笑。今天的西方不是做着与中国一样的事吗？而在李文亮问题上，西方的媒体上一是读不到李文亮是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二是读不到李文亮被评为先进人士；三是读不到李文亮“训诫”事已经被彻底平反……在西方的媒体上，中国新冠病毒始终有一位“殉道者”李文亮……
而今天西方在自身深陷战争漩涡之际，欧美媒体又出现了新的三大质疑：一是质疑中国确诊病人数量不实，死亡人数被隐瞒、压缩、减少了，这是对欧美死亡人数如此众多、死亡率如此之高的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二是质疑今天中国确诊病例的“零增长”是不实信息；三是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第二次疫情高峰”。
这三大质疑也是根本无法深究的。如果归零是假，湖北省怎么会被解封？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疫情高峰”，事实将胜于雄辩！
最为关键的是，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明天世界的存在模式，改变着东西方民众对明天世界的认知，改变着人类理想的未来前景……
仅从目前目之所及，我们难道不正在新冠病毒的攻击下，重新观察和审视着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类问题吗？这很有可能是自十八九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又一次新的再思考的开端。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共同威胁正在逼着我们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
“为人民服务”挑战“自由、平等、博爱”：一个国家到底是应该服务其人民，还是服务于资本？由多党代表社会各阶级利益，与一党代表着全体人民之利益，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集体利益优先”挑战“个人主义”：私营化的各国医疗体系能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吗？中国未来医疗体制改革方向，还是一味地迈向“私营化”吗？法国“黄马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在要求“国家”更多地为“国民”服务吗？
强调“组织起来”挑战“自由主义”：人类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共同体”吗？从气候、污染、能源等一系列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来看，国际社会难道不应该“组织起来”吗？
类似的问题可以列出一长串。
新冠病毒肯定将逼着人类去共同思考我们的共同命运。而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将必然会承担起非凡的责任。这对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将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