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焦虑中，新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媒体成为了舆论的主战场。人们在新媒体上阅读新闻信息，又在新媒体上制造、传播着热议的话题。朋友圈一次次的刷屏，微博上一次次的热搜，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信息散发覆盖面广、交互性强等特点，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媒体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习惯，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行为和心理。

　　新媒体异军突起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

　　早在十年前，新浪微博诞生的那一天起，新媒体就开始逐渐掌握了公共空间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的主导权。新媒体的主角是社交媒体，这些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成为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制造了人们社交生活中争相讨论的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

　　微信出现后，朋友圈成为微博之外又一个重要的社交网络。在这里转发、评论微信公众号及其它网页文章，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非新闻从业人员，也可以通过注册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新闻大战中来，这就打破了专业人员对新闻制作的垄断。

　　只是，由于大部分新媒体从业者并不具备新闻采编资格，新媒体要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它们还是要依靠传统媒体的采访报道，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分析和评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可能更符合实际。

　　新媒体——更准确地说是社交媒体——对于受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新媒体的出现主要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的途径。像今日头条给用户推送新闻，就是利用了它所掌握的大数据精准地推送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可以让受众减少搜索的时间。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不用浏览器来搜索新闻，而是依赖微博和微信来阅读新闻。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华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吴畅畅对记者说：“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它们都建立在‘既定的’社交关系基础之上。‘内生性’的微信，以熟人朋友圈为前提；‘外向性’的微博，更像一种陌生人关系网络，它们很容易产生我称之为新闻的‘病毒式营销’的传播模式与效果。“病毒式营销”在我们的印象中常用于综艺等娱乐性新闻的炒作，但实际上，今年新冠疫情期间信息的传播，以微博热点排行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这在前社交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与其说这是新媒体的优势，毋宁说是社交媒体拓展了新闻传播的外延，从而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既是谣言的快车，也是监督的利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新媒体就已经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吴畅畅认为，微博发展的早期，它对文本字数进行限制，一条只能发140字，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与接收信息的方式。显然，很多事件、很多讨论不可能在140字的容量内讲述清楚，那么社交媒体(国外脸书或推特)对用户单次发布文本的字数限制，与“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后真相时代”强调观点的传播，而观点又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被传播呢？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化约主义方式，逐渐代替深入的思考，从而产生社会动员的效果。对于大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对或错”“黑或白”。2009-2012年微博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的。

　　“微信的问题就更大了，”吴畅畅说，“学术界或媒体界对信息茧房现象很警惕，什么是信息茧房？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同温层效应。它是指人们倾向于吸收、了解和获取与己立场相关的信息和观点，不相关的我就拒绝，这难道和微信传播的社会形态基础没有关系吗？所以，在疫情暴发之前，社交媒体已经对受众的信息选择、接收和传播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疫情暴发后，社交媒体强化并充分显示出对受众的巨大心理影响。”

　　吴畅畅将这一次的疫情与2003年非典时期加以比较。当时信息的传播通过短信，各种未经证实关于如何预防非典的短消息在我们的手机上传播。而在古典时代，孔飞力在他的名著《叫魂》中讲述了乾隆时期中国华北地区农村谣言的传播。那时候的谣言传播就已带有技术痕迹。那时候，谣言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传遍华北。

　　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有简短的消息，还有立场和观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重合形成了产消者（Prosumer）这样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信息多样性的需求，同时也放大了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

　　吴畅畅说：“人们一定不会去传播我们不太相信的事情，我们传播的，一定是心理舒适区的信息。同时，这种传播的圈层化非常明显。比如我的父辈关注、传播的信息和我关注的就有差别，我的学生们、我的朋友们或学者关注传播的信息又有所不同。这样会产生一种皮格马利翁效应。比如今天你的朋友圈被刷屏了，而你以为你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事。”

　　新媒体以几何级数传播的信息，对大众的恐慌心理有没有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吴畅畅说：“我没有经过社会学的调研，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但如果从直观上来判定的话，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恐慌？其中，谣言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谣言的传播概率有一个计算公式：信息的不确定性除以报道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确定性越高，公开性和透明度越低，那么谣言的传播度越高。谣言的传播度与后二者分别成正比与反比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如果对谣言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澄清，普通老百姓又不必承担新闻核查的成本，由此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不确定感。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熵值极高。老百姓的恐慌、担忧、不确定感自然而然会增强。我认为新媒体起到了催化作用，不仅新媒体能快速传播信息，而且新媒体形成的云关系，会放大这种不确定感。”

　　与此同时，新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新媒体开始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和行动。吴畅畅说：“这里的新媒体包括两类：一是自媒体，二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传统媒体，它们的微信公号及其它新媒体传播平台。比如‘发哨人’事件，新媒体只是起到了传播的作用，它的生产，是由传统媒体来完成的。但是新媒体的传播会倒逼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包括社会动员和议程设置。行政机构和管理部门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后，无论出于什么动因，都会对他们的工作做出一定的调整。这一方面是下情上达，另一方面客观上进行了舆论监督。”

情绪宣泄的出口和汇聚地

　　“封城”后的武汉充满焦虑和恐慌。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原本医疗资源并不算差，但面对蜂拥而至的病人，也难以招架。在业界，这有了一个专业名词：“医疗挤兑”。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济于事。大环境下医务人员和病患处于高压状态，网络上热传的一些来路不明、真假难辨的文字视频信息，令人难以招架。

　　面对铺天盖地、蜂拥而来的信息，普通大众有没有分辨的能力呢？吴畅畅认为，他们没有核查信息是否真实的义务：“谣言具有一定的阶层性和代际性。不可否认，谣言有被普遍接受的、跨阶层的现象，但大多数谣言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圈层之中。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没有核查信息是否真实的义务，责任在新闻媒体。例如疫情期间，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私营互联网企业主动承担了新闻核查的责任，但它们是否能承担新闻审核的责任，我是存疑的。”

　　与此同时，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新媒体也成为了情绪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一味地“堵”有时候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这就涉及社会治理的问题，”吴畅畅说，“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媒体确实成为情绪传输与导流的一个重要出口。一月底，武汉和湖北省进行封闭管理，意味着疫情的“紧急状态”的来临。严格意义上，我们只有在战时状态才看得到这样的状况。物理空间切断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憋一周可能还能忍受，长期憋在家里就需要出口，需要情绪管理，而这个出口只能通过新媒体。这使得某些声音或者观点会在短时间内更容易激活和放大，也更容易极端化和流瀑化。”

　　那么，如何来堵和疏？

　　吴畅畅认为现在的新闻报道需要在宣传主导权和受众心理之间达成平衡：“比如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舆情之所以会那么汹涌，是媒体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造成较为强势的议程设置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调和式的报道模式，来降低因为熵值过高造成的不确定心理，以及存在的各种质疑和问责的心理。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传统媒体，与传统党媒动员式的救灾美学的传播模式，已经有很大区别。比如‘流产护士上前线’‘拾荒老人捐钱’这样的报道，在以往，因为体现一种大爱，一种集体主义而看起来比较“正常”。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其效果适得其反？新闻报道需要在宣传主导权和受众心理之间达成平衡，疫情期间，很多传统媒体也在努力寻找新的报道模式，但他们对当下的青少年及中产阶层（包括媒体人和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性、社会心理和情感结构，往往缺乏比较通透的了解。”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短板不仅仅有传播方式上的问题，更有观念上的差异。在非常需要新媒体生产公共产品的当下，传统媒体也要与时俱进，提高公信力和美誉度，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新媒体主要的目标受众是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吴畅畅说，“他们的人数总体上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能左右议题。任何公共事件发生，他们倾向于问责和质疑。当传统媒体还在报道各地医生大爱无疆奔赴疫区的时候，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更多关注外地医护人员在当地的医护资源有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的后勤工作做得怎么样，体现出来的是人文主义的关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些现象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反应，需要新闻生产者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