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如何扎紧感染疾病篱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黄鹤楼上九响浑厚的钟声，唤醒一座城。

　　4月29日，关闭98天的黄鹤楼重新开放，第一位登上黄鹤楼的游客，是一名曾经得过新冠肺炎的武汉人。这充满仪式感和象征性的景区开放活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疫情基本控制的现状。

　　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抗疫，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第二天，中央指导组离鄂返京，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已由应激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

　　中国正在积极复工复产，但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中国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痛未定时，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已经开始总结经验教训，为避免类似的传染病疫情危害而进一步扎紧篱笆。

　　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和医疗都将发生改变，传染性疾病的预警、感染疾病学科建设以及医学教育、民众健康素养的提高等等以往比较“寂寞”的课题，应该重新得到重视。

后疫情时代被改变的生活方式

　　后疫情时代该如何生活？

　　4月28日下午的一场活动上，钟南山院士对世界疫情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说，现在全世界有超过3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20万人因此丧生，现在看起来，有些国家新增病例还处于高位，“在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大家自觉在家里隔离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度过了发展非常迅速的暴发阶段，经过两三个月战斗后，国内疫情走向稳定被控制的阶段。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走过第一阶段，现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新发病例还处于高位。美国就更高了，现在美国的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中国的十倍（以上）。”

　　钟南山院士此前表示，“世界的疫情还在发展中，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我们需要复工、复学、复产，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另一方面，还要严防境外输入病例。境外输入病例已经出现了一些，但是经过我们全社会的努力没有形成大暴发，所以还要保持警惕。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每天都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把两个工作都做好。”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新冠肺炎疫苗和特效药研发成功并广泛地使用之前，我们恐怕还要和新冠肺炎共存一段时间，这给中国和全世界的传染病防控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实，传染病从未走远。

　　近二十年，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发生的频率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到禽流感、MERS，以及今天新冠肺炎，这些疫情都曾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因为交通的发展、人员流动的频繁，传染病的防控压力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大，传染病与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只是一扇飞机舱门。

　　2019年冬季曾经引起社会紧张的传染病除了新冠肺炎，还有鼠疫。

　　去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医院确诊两名鼠疫病人。病人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牧区，那里是疫源地。鼠疫和霍乱在我国属于一类传染病，患者所感染的肺鼠疫病毒，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

　　出现在北京的2名病人是通过救护车直接从内蒙古到北京的医院，没有更多的接触者，算是一起“有惊无险”的传染病事件。官方通报的信息显示，一共有4人被确诊鼠疫感染，疫情没有进一步扩散。但零星鼠疫病人的出现，还是给传染病防控敲响了警钟，专家介绍，一线医护人员很少见到鼠疫感染者，他们对相关知识非常陌生，很容易出现误诊和漏诊。

　　去年冬天鼠疫疫情的控制，依靠的就是传染病防控网络，如果当时鼠疫疫情没有被及早发现和控制，那么后果同样是严重的。

　　传染病的防控，有两张兜底的网络，一张是疾控系统，另一张是医疗系统。而疾控系统这张网，在那些我们以为“岁月静好”的日子，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在疾控系统工作了20年，上海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所长李崇山感觉，疾控人像最近这般受到社会关注的机会，屈指可数。上一次可能是禽流感，再上一次是非典期间。只有危害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发生时，大家才意识到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重要性。

　　疾控系统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平日扑灭了很多刚刚燃起的传染病“火苗”、帮助市民预防生活方式病的发生、防范疾病的扩散……但这些工作通常默默无闻，普通人几乎感受不到。

　　那些传统的传染病因为有疫苗、有特效药而变得不是那么可怕，只有当新冠肺炎这样的新病毒出现，我们才能体会传染病防控与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后，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被提到重要的议程上来。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会议上发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讲话。响应讲话精神，上海和广东率先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广东省于2020年4月7日发布《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次日，上海发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提出明确目标：到2025年，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安全城市之一。

资源要向“苦”专业倾斜

　　传染病防控的另一张网，是各家医疗机构组成的诊疗之网。发现传染病的第一站，一定是医院，因此医生的诊断能力、治疗水平、医院内感染的防范水平，都决定了传染病疫情的走向。

　　从除夕夜开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批援鄂医疗队先后出征，人数为国内医院之最。其中4人驰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4人奋战在武汉市第三医院，46人参与武昌方舱医院建设、运行、休舱全过程，219人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

　　四支队伍的总指挥、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深刻地体会了什么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马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专门谈到了感染疾病相关专业在疫情中的重要贡献。

　　华山医院其中一支医疗队接手的武昌方舱医院，是最早接收病人、最早有病人出院、坚守到最后的方舱医院。

　　一些人可能认为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新冠肺炎病人，治疗和管理上都比较轻松。但其实，由于方舱医院是用体育馆、会展中心等非医疗建筑改建而来，因此医院内的交叉感染防控难度非常大。马昕告诉记者，收治病人之前，华山医院感染科专家张继明教授带队，把体育场角角落落检查了一遍，在有限的条件下根据院感要求对体育场进行改造。发挥专业优势，华山医院团队担起了整个武昌方舱医院院感管理的重任，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马昕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医疗系统平时就要做好应对“战时”的准备，一是要做物资的储备，一是要做特殊学科和人才的储备。

　　“这次疫情中，感染科、呼吸科、重症科等学科和他们拥有的人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现这样的疫情或者灾难，这些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不过，马昕道出了疫情中这些关键学科平时的境遇：“这些年，一些医院连感染科都没有了。这些科室工作忙、压力大，收入又不高，很多人不愿意做，有些医院也不愿意发展。这些科室可能在医院里‘不赚钱’。我们有的时候老想着能出高精尖科研的学科，看重那些特别‘炫’的技术。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一发生，这些关键的‘苦’学科就会为国计民生，甚至民族存亡提供重要保障。”

　　马昕强调，医院要将资源向这些学科倾斜，国家更要向这些学科倾斜。

　　感染疾病专业，包含了病毒、细菌、真菌、衣原体等等病原体引起的感染，传染病是感染疾病中具有传染性的一种。从广义上讲，感染疾病专业还涉及院感管理、微生物检验等领域。这些科室遇到的疾病难、病人治疗周期长，但专业的重要性却常常难以被社会认识到。疫情后，学科的发展和成长，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高水平专业人才还是太少

　　正如马昕副院长所说，感染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等等平日里的“苦”专业，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够，而已经在这些专业领域里工作的基层专业人员，过去能力提升的机会少，事业发展空间小。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成体系地培养感染疾病相关人才，相关专业机构已经开始行动。

　　2019年9月，第八届中华感染与抗微生物治疗论坛暨第十三届全国感染性疾病及抗微生物化疗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不仅聚集了全国感染领域以及抗生素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还有不少基层感染科医生、临床药师、微生物检验技术人员走上演讲台，分享他们的临床经验和学习感悟。这些来自基层的医生们，都是“培立方”培训项目的学员。

　　“培立方”人才培养项目由辉瑞中国支持，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专业基础最好的抗生素合理使用人才培训项目，由培元计划、培英计划、培微计划和SHIP计划组成。

　　“人类和微生物的战斗，一直在进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展现了人类和微生物之间这种战斗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吴琨谈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散，新冠疫情考验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感染疾病学、呼吸病学、重症医学、院感等领域的应急能力。”通过本次疫情可以看到，重症、呼吸、感染和院感等专业科室能力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每个学科自己的事，某种程度来说，甚至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战略性资源”。

　　吴琨说：“辉瑞一直积极致力于提升广大临床医生学术能力建设和学科体系建设。2013年启动的‘领航’项目，旨在助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医疗机构培养抗感染领域的专业人才。我们非常荣幸与国家重症学科、呼吸学科、感染学科的很多有远见卓识的学科带头人共同努力。”吴琨介绍，“领航”项目从2015年至今累计培养了31个省区市1560家医院6000余位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才回到各自的医院后成为了当地的抗感染骨干，同时帮助医院建立科学化的管理体系，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最终惠及患者。

　　除此之外，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带给临床治疗领域巨大挑战，辉瑞发挥自身在抗感染治疗领域的优势，通过远程互动工具、虚拟会议等方式，在疫情期间快速建设学术交流平台，邀请我国在武汉和湖北疫情前线的重症、呼吸、感染学科专家，与广大基层医疗人员在内的全国医疗专业人员进行了多次学术探讨，第一时间针对当前诊疗进展，更新最新的抗感染知识、分享专家在临床治疗中的最新经验和最新思索。近两个月，累计已经有超过15万人次的基层医疗人员参加了10场以上的线上学术交流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它考出了勇气与担当，也考出了一些学科的薄弱之处。无论是烈性传染病的防控还是平时感染性疾病的诊治，要提升能力，专业人员的水平提升是决定因素。“培立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内疫情基本控制，“培立方”系列培训便已经紧锣密鼓地启动，基层专业人员通过线上课程，开启新一年的深造和学习。

分享、合作才能保护人类健康

　　进入3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逐步控制，而海外疫情却日趋严重，直到现在，很多国家的新增确诊人数和病死人数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确诊病人数在4月29日这天超过一百万。海外疫情的发展，也给中国输入性疫情的防控带来压力，黑龙江边境城市疫情防控级别再调高。

　　眼下疫情的发展生动地诠释了“传染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的客观规律。因此，分享抗疫经验和全球合作，在疫情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从2月24日至今，钟南山院士已经与欧美专家召开了多场视频会议，他毫无保留地将中国的防控和救治经验介绍给全世界同行。还有更多的中国一线抗疫专家，同样无私地将他们在病房里积累的救治经验，分享给全世界。

　　3月12日下午3点，国家卫健委组织了一场全球视频连线会议举行，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参与了这场会议。会议邀请了4位中国疾控专家和医学专家，回答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提问。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教授，负责回答各驻华使馆相关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但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经验，我觉得应该跟国外的同行分享，希望我们前面走过的弯路，他们不要走了。”邱海波教授说。

　　邱海波教授在武汉工作超过一百天、如今从武汉转战黑龙江。与邱海波教授并肩战斗的另一位重症医学专家管向东教授，现在也在黑龙江继续指导抗疫。他告诉《新民周刊》：“我会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杜斌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邱海波教授等国家级专家以及一批在武汉的重症专家们，根据在武汉救治新冠肺炎病人形成的共识，编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由国家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到湖北和全国各地。后来，国外同行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共识翻译成英文，他们希望跟我们合作，获得中国重症医学医生们的经验。我们已经把英文版交给了对方，毫无保留。”

　　3月27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庆春院区，一场国际远程视频学术研讨会议正在举行，中国杭州、武汉、荆门三地连线美国、韩国、阿联酋、印度、墨西哥等地医疗机构，邵逸夫医院向全球分享医院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措施和经验。

　　这次会议是邵逸夫医院应Mayo Clinic（梅奥诊所）医疗联盟的邀请，与Mayo Clinic共同发起的，有174位来自Mayo Clinic医疗联盟的全球成员单位的医院管理及临床专家参会。邵逸夫医院是Mayo Clinic医疗联盟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成员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副院长、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在连线中分享了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经验。

　　3月29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与英国国际贸易部等联合发起“中英共同抗疫，中国诊疗经验分享会”，来自英国20余家医院的近百位医生在线参加了分享会。英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UCLH)John Duncan教授说：“在这个时刻能了解到中国同仁在抗疫前线的经历，是无价之宝，尤其是了解医护人员所需要的防护措施。”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教授表示：“瑞金医院和其他中国医疗机构在前期抗击新冠疫情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宝贵的救治经验毫无保留地向全球分享，希望更多人获得成功救治。”

　　除了远程连线、提供方案，中国还派出医疗专家组到伊朗、意大利等疫情严重的国家，为当地提供专业的咨询建议。3月18日，中国援意大利专家组从上海直飞意大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华医生就是专家组成员之一。在意大利期间，专家组多次到医院病房现场沟通；与距离较远的医院进行网上沟通；去社区；到华人企业现场指导抗疫；举办针对华人华侨的网上咨询会议，参与人数超过16000人。

　　中国援意大利医疗队主要在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工作，这个大区是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将近1000万，也是新冠疫情重灾区。

　　周华医生向《新民周刊》介绍，专家组主要的任务有三个：第一是向当地卫生部门介绍防疫经验；第二是与当地医院交流，考察医院救治流程、感染控制措施，分享中国的救治经验；第三是对当地华人华侨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据了解，意大利有20万华人华侨，伦巴第大区有接近5万的华侨。

　　“欧洲没有像我们经历过SARS，经历过禽流感，他们已经太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这种比较严重的传染病，整体上病房里的医院感染控制比中国做得弱，医护人员的防护没有我们国内那么严格。”周华医生说，中国医疗队将中国抗疫中的医院感染管理、社区隔离、救治关口前移等等宝贵的经验，都分享给了当地相关部门。

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新民周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访了大量直接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临床医生，大家有两个相同的感受：首先，新冠肺炎这种疾病本身的防控难度和救治难度，超过以往我们已经认识的其他传染病，至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其次，传染病的防控切忌“好了伤疤忘了疼”，希望非典、禽流感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经验教训，成为避免我们下一次再出现传染病疫情的财富，希望这些通过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能够让下一次的疫情应对更加从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回忆，刚刚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时有同事问他：你觉得这次疫情会怎样发展？他回答说，有17年前非典的经验，应该不会变得很严重。但是后来，疫情还是暴发了。“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最应该反思的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新突发传染病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应急体系，早期发现疫情、早期采取措施，那么后期不至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另外俞云松教授认为，个人也要在疫情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输入性病例的防控中，关键是每个人要如实申报自己的旅行史、接触史，该隔离的一定要自觉隔离。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刘正印在2003年非典疫情中是第一批进非典病房的医生。他在武汉参与新冠肺炎重型病人的救治，疫情早期很多病人不治而亡，让他非常痛心。他表示，如果能够更早地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判断，马上重视起来，是不是能够减小损失？

　　“我是临床医生，我的工作是救治病人。如果一场传染病疫情发生后，所有的期待都放在ICU，到了ICU 这个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地方，把压力放在这个地方，那是下策。应对传染病疫情的上策，是防和控先做好。如果防和控做好了，病人数量就不会那么多，病人基数小了，那么重症人就会少，死亡率就不会那么高。因此我觉得未来一定要加强公共卫生力量。”邱海波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

　　从救治的角度，邱海波教授认为，过去虽然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但当这么大的疫情发生，我们发现过去的预案都不顶用。这说明我们的预案站位还不够高，没有考虑到严重的情况。“我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要有顶层设计。比如说，如果发生低强度传染病疫情，应该怎么应对；中等强度的传染病疫情，应该怎么应对；高强度的传染病疫情，又该怎么办。要按照几个层面，来做传染病疫情的预案。”

　　痛未定而思痛，是一种理性，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