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让世界经济“分野”

　　每逢危机，人的本性是爱找源头和先知，即便这于事无补。当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打击之际，“谁之过”的争吵明显超过“怎么办”的思考，某些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拼命“甩锅”他人，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未见曙光时便忙不迭地用老一套“效率至上”的方法刺激经济（集中在金融上注入闻所未闻的货币流动性）。“这是用（2008年金融危机）老办法去应对新挑战，”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学者瓦尔登·贝略表示，“过去十几年中为应对各类经济危机已有相对有效的解决模式，但这次却不同以往，疫情的持续时长，未来的不确定性，均迫使各国认真考虑和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

福兮祸之所伏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评估，2017-2019年，即特朗普主政美国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集中于美国同别国全面贸易战的激烈程度，那意味着30%-60%区间的关税税率，会导致贸易大幅缩减，极端的预期是“降幅可能达到70%，美国GDP或将减少2%-3%”，可回头来看，这个“坏透了”的剧本却没有上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测算，过去三年，世界经济维持3.5%左右的年增速，而国际贸易年均也有4.6%的成长，尽管比不了2008年以前的峰值，可至少说明经济全球化未被“贸易壁垒”所打破，“从2017年起，不断有人发出‘狼来了’的警告，但市场的反应是‘风险可控，预期良好’。”贝略回忆道。

　　“福兮祸之所伏。”俄罗斯NEOKON咨询公司总裁米哈伊尔·哈津对中国哲学家老子非常拜服，这位刚结束自我隔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经济学家拒绝把一切灾难归于疾病甚至率先发生疫情的国家，“发端于西方的经济危机从未停止，它从2008年起就不断变异，根本没有解决，就跟新冠病毒一样”。哈津解释道：“过去12年，发达经济体经济没有增长，不论在美国还是欧盟，都是如此。当然，他们描绘了增长，但只因为修改了统计方法。譬如，美国把知识产权和金融创新纳入GDP，依靠这一点来使GDP增长（体现在贸易上，是无形的服务贸易增速压倒有形的货物贸易），可若用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方法，经济其实走下坡路。……危机的尖锐阶段始于2008年，欧美日通过增发货币消除危机的表象，自那以后，危机得以延缓，直到2014年，先是增发美元，然后是增发欧元和日元。现在已显而易见，这不管用了，像欧洲央行从2018年起逐渐停止货币增发，如果没有疫情，欧洲人原打算在2020年前后彻底叫停货币增发。”哈津描绘道，被扭曲的市场呈现过热景象，公司盈利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出现倒挂，“证券市场金融家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和评估，还在2016年秋，市场就该崩盘，但不知为何并没有。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态度比哈津激进得多的贝略挑明了答案，那就是金融资本在过去20年间取得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统治地位，其实力和影响力超越实业精英，这种演变导致生产部门日益受制金融行业波动，“金融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体现在重大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他指出，经济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独特的发展进程和最显著的特点，“其本质上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生产过剩危机，联邦德国（西德）和日本迅速重建经济，巴西、韩国等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体高速增长，带来巨大产能增长并加剧全球竞争，而各国内部及国家间收入不平等限制了购买力和有效需求的增长，从而导致资本盈利能力下降，其结果必然是经济金融化”。

　　贝略指出，经济金融化意味着在人们身上创造大量负债以取代停滞不增的收入，以便创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主要途径是向大部分人提供风险很高的住房贷款。同时，经济金融化涉及增进资本流动性的金融工程创新，最重要和最具危害性的创新是证券化，它使抵押等传统上不具流动性的契据变得具有流动性和可转让性，可以转让的证券化抵押会导致原本“债权人-债务人”关系消失。当数以百万计的次级抵押贷款持有人因其低收入而再也无力偿还贷款时，就会对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大量抵押证券造成连锁反应，导致持有大量此类证券的人破产，例如2008年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在贝略看来，集聚大量消极因素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就是“另类新冠病毒”，所欠缺的只是诱发危机的“导火索”，“从华尔街到法兰克福，职业经纪人都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某个大型金融玩家倒下（类似雷曼兄弟）或金融泡沫破灭（诸如美国次贷危机），可偏偏没想到是传染病的形式启动危机模式……现在我们的市场是共同的，因此无论局势从何处开始激化，所有人都会被波及”。

这只是扬汤止沸

　　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的西方国家，金融业“尾大不掉”的问题更严重。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被联邦政府拉出泥潭的大银行已大到“不能倒”的地步，摩根大通、花旗、富国、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六大银行的存款总额比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增长43%，资产总额增长84%，现金总额增长两倍，本质上，它们将曾在2008年摧毁银行系统的风险提高一倍。与此同时，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品仍被作为交易品，包括约6.7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价值得以维持，仅仅因为美联储购买了1.7万亿美元此类证券，迄今美国各家银行共拥有价值超过157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大约是世界经济总量的两倍，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初的水平高出12%。而金融从业者正在各国央行制造的流动性海洋中积累收益，而各国央行为结束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而释放资金的做法已使全球债务总额增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倍多。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种债务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从2020年初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带来了可怕的经济衰退，同时大幅震荡的金融市场又造成了损失的加剧。4月9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线上春季年会上，189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交流了抗击全球经济衰退的方针，但发达经济体代表只呼吁大量注入资金刺激经济，没有进一步举措。“单从失业和产量下降两方面看，这次经济衰退的深度不及我们过去150年所经历的，唯一的问题只是（疫情导致的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度。”哈佛大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指出，“这场全球经济大战中，西方国家惯常用巨额财政支出计划，和由借贷工具及央行干预熬制而成的‘字母汤’（即一系列数不胜数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这些产品都用首字母缩写命名），为经济运行撒上泡沫。天晓得，这些泡沫何时破灭。”实际上，比起类似“钱玩钱”的金融注资，包括允许像印度那样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延期偿还全球债务等“政策干货”才更具价值。遗憾的是，欧美国家至今都保持沉默。

　　目前，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业已发布九项紧急贷款计划，目的是确保家庭和企业有能力借款，保证市场不致分崩离析。在3月份的最后三周，美国出现1700万因疫情导致的新失业申请，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大概率再产生几百万，超过美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导致18个月大萧条过程中所能看到的。4月9日晨，美联储和财政部联合宣布价值2.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干预计划，直接向特定部门（如非金融企业和市政部门）提供贷款，保住工作岗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政策旨在帮助那些只需要现金临时周转、度过接下来几个月的公司，而非那些因疫情前后因错误决策债台高筑的公司，“但种种迹象表明，数量可观的美元却继续辗转流向盈利能力更强的大财团和投行，他们有强大的‘虹吸效应’，缺乏国家监管的华尔街金融业把危机变成商机。要知道，世界各国都用美元交易、投资、借贷，全球投资者们都寻求美元庇护，华尔街可轻易地在美国境外制造美元溢出效应，而不是让美元帮助实体经济。”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经济和金融研究室主任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说，面对新冠疫情，若继续按照“无节制注入流动性”的经济金融化老路走下去，只是扬汤止沸，“看看欧美失业救济中心门口的长队，这都表明我们在面对此类冲击时缺乏制度化的解决机制”。

不同的道路

　　纵观经济学三百年历史，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凯恩斯发现了政府的力量，再到50年前新自由主义者发现了社会的力量，归根结底都是促进资源高效且合理的配置，但其中绝不是单纯追求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命题，而是包含经济效用、社会福利乃至个人价值的跨领域命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欧美发端，继而在多数国家央行形成单一制思潮，即从政府权力体系中独立，只服务于通货膨胀率。特别是美联储，每当危机爆发，就与联邦政府达成共识，采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需求，可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却吸纳了大部分资金，那些上游银行和公司在低利率环境下发行廉价债券并买入其他公司的高收益债券（或干脆买自己的债券以保持估值），每年有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收入，实际上抽空了实体资金，造成资金空转，社会风气浮躁，抑制技术创新和制造业投资。

　　《巨无霸：波音747的制造》一书作者克莱夫·欧文就指出，作为美国制造业象征的波音，正是借助金融资本的羽翼，实现全球化大收购和大改组，令规模和实力空前壮大，可恰恰是”一切为华尔街股东服务“的金融化埋下波音由盛转衰，“当40年前收购麦道公司后，虽然波音公司仍保留原名，但企业文化却从波音的工程师文化变成麦道公司的会计师文化，新的波音公司牺牲了创新，不再大力投入研发，确保质量，而是致力于降低成本，对老型号修修补补，‘正直、质量、安全’的口号逐渐从新的波音公司消失”。据统计，在收购麦道的24年里，波音几乎没推出什么全新的飞机，尤其是民机，只有一个波音787，可它也一直被拖期和层出不穷的质量问题所困扰，半岛电视台记者威尔·乔丹在对波音设在南卡罗来纳的工厂车间进行暗访时发现：这里雇佣的技工不少曾是“街头小混混”或是一些曾在快餐店做三明治的人。如今，波音的股价已从2019年2月28日的最高点440.62美元跌到2020年4月30日的143美元左右。波音已宣布2020年一季度净亏损6.41亿美元，并通过买断、自然减员和非自愿裁员的方式削减约1.6万个职位，占总职员数的10%，其中裁员幅度最大的正是商用飞机部门，预计裁员约15%。

　　而在欧洲，避免实体经济受冲击、防范两极分化是和抗击疫情并重的措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2020年3月8日晚，结束医学隔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批准数十亿欧元的经济刺激及配套措施，缓冲疫情带来的冲击。没过几天，她又同意德国财长奥拉夫·肖尔茨更激进的大规模税收减免方案和近5000亿欧元的信贷担保，目的是阻止整个经济遭遇“强制关停”噩梦，用肖尔茨的话来说，“我们把底牌全部亮出来”。与美国相比，德国自始至终对金融保持高度的监管力度，用华尔街标准，柏林的金融监管简直是“金融控制”，但带来的好处是金融企业及银行的杠杆率被控制住，金融更多服务实体行业，就在本轮救助计划中，默克尔政府优先承诺为大批自营业者提供快速融资，并为医院和支撑德国经济的中小型企业注入资金，即使为此打破该国经济政策上的最大禁忌——财政赤字。根据经济学家的预计，这次疫情可能导致德国支出2500亿-7300亿欧元的费用，完全超出默克尔政府的原始预算，但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因为德国对于维持平衡的预算有新教福音派式的信念——正如典型的“黑零”政策——再加上根植于宪法中的“债务刹车”，德国拥有令大多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羡慕的健康的公共财政，“这里有一种充满高度责任感、清醒和节制的文化，德国经济在无形商品（即所谓的‘无形资产’）方面表现不如美国出色，但至少它的制造业部门发展得非常好，其他任何高度发达国家都没有如此广泛的制造业企业网络，德国工业的GDP占比仍高达23%，并且这一比例已经保持稳定20多年，而且整个金融业也在帮衬它维系这种地位。我相信它在‘后疫情时代’表现得更为出色”。

中国在做什么？

　　谁都不否认，最先遭受疫情冲击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76天艰苦卓绝的战“疫”，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同时全国各地分阶段、有步骤地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呈现出迥异于许多国家的勃勃生机。

　　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结合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形成“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工作方针，迅速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其中，以更加全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促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鉴于疫情增加市场主体的恐慌情绪，金融委统筹协调各部门围绕“六稳”要求，坚持股票市场正常开市，“一行两会”等多部门有机配合，2月3日股市开市当天人民银行释放1.7万亿元的短期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针对疫情冲击下企业等主体面临资金紧张问题，人民银行及时加大流动性投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全面降准、定向降准、降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主体的信贷投放。为提高政策实施效果，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举措重点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促进疫情防控和稳定就业。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学者叶连娜·普斯托沃伊托娃指出，中国为削减投机业务规模而将资金投向制造业和未来发展，将为实体经济提供拨款的零售银行与以短期利率“赚快钱”的投资银行区分开来，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央行获得管控商业银行的权力，继续不断明确和巩固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基础，以便保障银行功能。这不仅对金融业，对全国经济增长都具有最重要意义。“中国央行与IMF、美联储等西方金融机构的区别很简单：不允许为实体经济贷款的银行从事冒险的博弈。此外，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和非法金融活动。坏账在破产之前就受到监管，国家财政向发展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贷款。”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不负债的经济体，可以肯定，本轮疫情将造成更大的债务，但关键看哪些经济体是给自己的未来贷款。《澳大利亚人报》曾统计，2011年-2019年，中国浇注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还多。“修建公路、隧道、桥梁和新城市不仅能导致不可或缺的新基建设施面世，还能创造必要的新工作岗位。失业率超过20%的澳大利亚或许应当借鉴中国方式。贷款如果得到正确运用，它就是改革经济结构工作的预付款，贷款的发放就能推动国家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人口和劳动力的转型，以及影响所有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在推动中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广东佛山，企业复工复产不单单是自己的事，地方政府谋划在前、部署在实、落实在细，在工业商贸、建设、科技金融、文广旅体、重大项目、物流运输等领域设立专责小组，发挥专业力量优势帮助企业解决员工返岗、物资运输、资金和防控物资等方面的问题，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使得企业协同联动，要素配置合理，以佛山的顺德区为例，当地政府主动利用政务数据，匹配40余家核心供应商与龙头家电企业美的同时复工，还安排专人一家家上门，推动其在顺德区内约450家供应商全部复工，而不少员工也以主人翁姿态投身于企业发展中，推动经济恢复驶入“快车道”。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这个头绪繁多的时刻，中国政府没有忘记脱贫攻坚任务。2020年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习总书记专门指出要“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是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和完成2020年脱贫攻坚战任务的号召令、冲锋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前政策与合作事务负责人汉娜·赖德指出，中国最早于2015年在联合国做出让2020年成为自己“脱贫关口年”的承诺，但履行诺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眼下来看，中国需要提高最后1000多万人的生活水平，同时还要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和许多重大工作一样，减贫同样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付出得越多，获得回报的效率就越低。想想你是怎么给手表上弦的：上弦的次数越多，发条积蓄的阻力就越大，转动相同角度所需的能量也跟着变大。”一份最新联合国报告以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年，帮助一名中国人脱贫需要政府每年支出约48美元（按名义币值计算），到2010年，这一数字增加两倍，达到每年150美元。眼下，中国政府正在帮助的是居住在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他们的家乡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清洁水），每年的帮扶成本超过200美元。但赖德相信，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拿出强有力的规划和落实能力，“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并且它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经济发展的韧性有目共睹”。

　　“即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让所有中国人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2020年没有悬念。”俄新社主笔德米特里·科瑟列夫坚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