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奋起之“武汉标本”

　　徐颖聪深吸一口烟，缓步走进爬满植物的小庭院，背影中仿佛蕴藏着深深的思考。作为巴厘龙虾公司副总裁，他和武汉九家门店里的数百员工闯过了新冠疫情的重重考验，如何理性地面对未来，是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今年的整体目标已不是盈利，而是活下来，留住员工，”徐颖聪狠狠地掐灭了烟头，“有人就有一切。”

　　随着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成为沐浴暖春阳光的中国社会的共识。在充满希望的大地上，像巴厘龙虾这样的企业和像徐颖聪这样的创业者如何“化危为机”？我们不妨以武汉为标本，去探寻那“确定而自信的未来”吧。

“抛弃”的选项不存在

　　这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受疫情导致的人流物流商贸流中断，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实际下降6.8%，完成的名义GDP约为20.6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96万亿美元），具体到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6379.3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39.2%……谈到体会，徐颖聪选择了这个形容词——“冲击”。巴厘龙虾是地道的武汉餐饮品牌，从40多平方米的草根社区街边店起步，到2020年已是整整十四年，是当地做龙虾美食的“油焖一哥”，与南京十三香小龙虾、北京麻辣小龙虾有得一拼，口味特点是“麻辣鲜香爽”，其经营属性是“到店消费”为主，“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徐颖聪自问自答，“那就是不像零售能快速切换到其他渠道，一旦人流被控制，经营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

　　1月底到4月初的封城时光，以巴厘龙虾为代表的武汉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店面租金和员工工资，一下子占据了现金流的主体部分，而营收是不能指望的，”徐颖聪回忆，“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关店裁员是最简单的止损方式，可对自己来说，情怀和责任不允许这样做，那么多和自己打江山的员工是比单纯利润更宝贵的财富。”

　　对于这一点，从事新兴的婚礼产业的周荣建有同感。2018年，他与合伙人开办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婚礼堂公司，红火的业务迅速让总店业务饱和，他们遂于2019年底在青鱼嘴百安居楼上筹建第二家分店，打算2020年春节后的初八开业。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和餐饮一样讲究人气的、有强烈人群聚集性质的婚庆行业岌岌可危，客户订单大规模延后和取消。对周荣建来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一百多名员工在疫情期间无人感染，“看来是我们的警惕性起了作用，早在2019年12月底，我们就要求员工戴口罩、加强场地消杀。1月22日最后一顿年夜饭后，多数员工没有离开武汉，结果因封城留下来，但我们仍然加强管理，避免不必要出行”。周荣建透露，困难时节，“抛弃”是不存在的选项，公司在退完预定婚礼定金之后，把主要财力都花在给员工发工资上，“想想看，本该在今年2至5月到手1500万元的订单，可在病毒面前，2、3、4月没有一分钱收入，但困难必须要挺过去”。

　　周荣建说，让自己坚信能挺过去的，就是身边的员工。“有个保安因为封城而独居在店里，足足住了两个月，他根本没闲着，哪天刮风、哪天下雨，他都全程巡视，让地方保持如初，可他从来没谈过付出，要什么报酬。而住宿舍的厨房师傅，也在每天当好志愿者之外，还自发去百米外的店里查看厨房冷库运转，他们说企业好，自己也一定好。”望着这些“90后”“00后”员工，周荣建原来对他们的看法完全颠覆了。

会推迟，但不会爽约

　　在全国无条件支援下，毅然关闭城门的武汉在坚持76天后迎来重启的曙光。4月8日0时，武汉开放离汉通道，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科学精准调整安全防控与有序复工复产的节奏，社会生产生活逐步向常态化迈进。湖北省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9日，全省已复工“四上”企业43998家，复工率98%；已到岗人员586.7万人，复岗率82.8%。分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岗率90.1%，限额以上批零住餐行业复岗率84.9%，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复岗率77%，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复岗率75.6%，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岗率87.4%。

　　“请注意措辞，‘复工’的意思是可以开门，就像电影院营业一样，来一个人也算复工，但你不一定能保障生产。复工开始了，复产还需要一个调节期。”徐颖聪强调，尽管门店员工能迅速工作，但整个供应链的恢复速度比想象中要慢。以巴厘龙虾为例，前文提到的“麻辣鲜香爽”五字诀背后就是包含很多环节和标准的供应链，“像招牌菜油焖大虾便需要主辅料三十多味，缺一不可。为了寻找好的虾源地、好的辣椒产地等等，就要全国甚至全世界找供应商。像我们的辣椒货源，最远可以达到云南。而这一切恢复正常，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更多是用库存满足销售”。

　　4月初，巴厘龙虾的武汉门店先重启了四家，“这只是宣告业务部分恢复，头几周里，关键性的堂食没法安排，因为先决条件是‘四类人群’（注）要全部清零。比起以往同期晚市几百张餐桌都人满为患，这时候的开店更多带有象征意义。”徐颖聪介绍，武汉餐饮行业复工的流程是，首先，所有防疫防护物资到位，人员培训到位；其次，前往政府网站申请复工，再由有关部门现场踏勘审核通过后才能营业。“我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准备，许多供应商都没回到武汉，但他们都以共渡难关的心态，以不涨价、不延迟的实际帮助来支持行业恢复，而政府也在行政审批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加快了复工的节奏”。

　　让徐颖聪动容的是，“有外卖，无堂食”的日子里，员工没有心灰意冷，而是更投入地工作。“他们的岗位更机动灵活了，尽管忙碌，但听着‘订单来了’的声音不时响起，每个人心里都升腾着美好的希望，他们对工作标准的要求更高了。举个例子，以前做外卖，外卖盒上只有封签，而现在每出去一个外卖盒，上面都要有外卖安心卡，详细记录着制作人员、工作人员的健康数据，令食品可追溯，而且每出去一个外卖包，都会认真消毒。让人欣慰的是，顾客的防护意识也很强，到门店自提，会主动用门店提供消毒液、酒精壶喷在手上，全程无接触。”徐颖聪说，作为管理者，内心还是有点复杂，“即便开门，整个营业情况远没有疫情前的五分之一，从挤破门楣到人流稀疏，真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但他相信，机遇总是垂青坚忍而有准备的人，此次疫情冲击里，武汉乃至全国的餐饮消费结构、习惯、观念都会发生变化，“消费群体将出现分化，习惯聚餐的人将随着健康意识提高而更多采取居家饮食，导致消费场景变化，同时顾客对食品的健康要求更多，也将加速餐饮业洗牌，重视基础食品安全、食材来源、烹饪手艺，而不是片面的营销和概念炒作，刺激餐饮业上下游供应链、管理、出品乃至人员培训大变革，加速汰弱留强。可以说，这场危机会让大家明白‘谁在裸泳’”。

　　徐颖聪特意提到，去年，有对上海男女在武汉巴厘龙虾店巧遇并且结缘，而他们别出心裁的婚礼也选在这个初识的地方举行，让人感到十分温馨。“而如果得到命运的眷顾，今年巴厘龙虾的瓷盘就将摆在上海饕客面前，接受海派人士的‘舌尖欢迎’。现在来看，这一场景将会推迟，但我相信不会爽约。”的确，从4月底开始，武汉已逐步开放堂食，“百变汉味”正翩翩而来。

　　与徐颖聪相比，周荣建的复工喜悦更加热烈。4月8日，公司大门打开，大家把重点放在场地清洁卫生、防疫消杀和网络宣传上。以客流为主的婚庆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扭转局面，他们推出“位份制菜肴”，不用围餐形式，避免聚集性堂食，同时也是对婚庆行业的未来探索，“以前的婚礼更像是吵吵闹闹的喜事集市，一场大吃大喝之后，还得有个呕吐室做准备，但今后年轻人群的婚庆服务将更注重仪式感，把仪式感做足，让婚庆回归婚庆，让餐饮回归餐饮，而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周荣建来说，政府对小微企业的帮扶非常给力，像婚礼堂第一天网上申报，第三天复工许可即到位，而且武昌区商务局对小微企业帮扶和贷款支持力度很大，像建设银行可以线上申报，线上审批贷款，及时到账，解决工资、工程款以及经营费用支付，大大舒缓了资金链紧张。

　　至于未来的客源，周荣建信心百倍，“我亲眼见过武汉人的善良与坚强，了解到政府封城措施的必要性后，好多人那种‘硬气’上来了，我就不出去，居家隔离、再大困难也能克服。在物资紧张的头半个月里，我遇到过买不到荤腥，只吃点青菜，连着吃十天面的邻居，而且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相互支援，共渡难关”。现在，被中断的生活重新接续起来，“我这里的订单量正快速回升，尽管最早的婚礼庆典要到5月下旬，但我们有把握把失去的时间和业务争回来”。

“大封锁”与“大创新”

　　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带有特殊性，尤其对经济活动的“制动影响”特别是人的活动的限制，导致经济上出现紊乱或者中断，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定义为“大封锁”（Great Lockdown）。这在全球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因此很难用传统经济刺激措施来促进需求。IMF主席格奥尔基耶娃甚至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传染病学专家要参与宏观经济预测了”。事实上，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结合，意味着它们会交替发酵，如果经济低增长甚至停滞呈现延续，势必降低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也就让支持公共卫生系统变得更难。

　　有意思的是，IMF在4月初所做的关于疫情对全球和主要国家GDP的影响预测中，把2020年全球总体GDP增长预期确定为-3%，其中发达国家整体约为-6.1%，偏偏对中国的预期是增长1.2%，而2021年的预测是所有经济体GDP都会有正增长，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达到9.2%的增长。具体到武汉，据当地发改委投资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光4月10日开工的重大项目就有100个，整体投资约1866亿元，其中既有现代高端产业，又有民生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产业，涵盖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这些重大项目投资多、规模大，说明企业看好武汉。同时，项目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多，体现出创新的势头，将为武汉发展注入新动能。而到4月中旬，武汉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实现全部复工，推动武汉经济驶入“快车道” 。让人振奋的是，这种向好的势头，不只是简单的重现繁荣景象，更多的是业态创新。

　　这段时间，因为给湖北农产品“直播带货”，侧重高端零食细分市场的良品铺子成了新闻热点。这家总部在武汉的企业正把技术创新当作“化危为机”的“金钥匙”。在良品铺子物流基地，五层楼的总库就像脉动不停的“超级机器”，线下门店与线上电商的单日发货量约4万件，供应除华南外的全国2000家门店，而正常时候可达到6万件/天。“我们一小时能投送1.5万标，也就是1万件。”伴着传送线的滑动声，良品的集货管理岗吴爱华指点着工作要领，在一个输送节点上，无线识别器敏捷地判明货品条形码，把信号传给万向轮，它们像扳道工一样准确把货品分送到八个方向，“这种‘机械分水岭’大大提高了物流效率”。突然，吴爱华跨过流水线过桥，原来有一组货品经过弯道后聚集在一起，需要手动调整一下，防止线路堵塞，“技术的进化，促使人的管理驾驭能力也要提高”。

　　公司高级副总裁赵刚称，疫情带给企业的危机可用“四无”形容，“一是湖北门店歇业（无店）；二是春节期间及之后很长时间，湖北乃至外地一些省份封闭管理小区，店里没客人（无客）；三是交通受到管制，武汉的货出不去，外地的货也进不来（无运）；四是全国很多小区封闭，员工不能回来复工（无工）”。如何“化危为机”呢？赵刚强调公司正在有续复产，“通过钉钉、微信等程序常态化应用，我们在2月份就实现90%的职能办公在线化，并借助过去发展电商的底子，让线上店弥补线下店的损失，同时以单店为核心，做“门店互联网+”，利用社群网络，以单店周边社区为核心，利用社群展开订单交付（即社区团购）。“我们很早就做社群，为线下门店准备了信息化营销工具（比如天猫网络下单自提业务），可过去店长应付常规客流都很饱满，便很少用它去联系顾客。而特殊时期导致客流和外部环境剧烈变化，这些创新一下子都起作用了”。对于疫后发展，赵刚的感悟是，“中国企业确实重视创新，但真正一线的操作者未必从内心认同这些工具，只有面对困难，他重新认识创新工具的价值，才会产生对创新的欣赏或者说接受，就好比骑兵挥舞马刀惯了，可敌人就不凑到刀锋所及之处，就逼着你拿枪去打”。

　　赵刚提到，政府在提供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很务实，“副市长和区长到企业挨个调研，企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需要政府做什么，一小时的碰头会含金量很高”。“政府意识到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需求，要避免走过场，就得直接和企业家对话。举个例子，良品铺子总部大厦有千把号人，如果要复工，交通就是大问题。当时政府不能大面积恢复交通，但允许企业包车，这对我们来说非常贴心”。

　　当然，企业和地方要发展，最关键的是留住人才。在良品，今年3月才入职的江苏无锡小伙王伟让人感到意外。在常人眼里，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家乡或附近的上海要比武汉有吸引力多了。可王伟说：“我在武汉上学，毕业就留下来，不知不觉呆了十来年，习惯这里的生活、工作和饮食，我已自认为是武汉人了。”但作为“理工男”，王伟更看重能否成就事业，“相比上海，武汉食品企业不太多，但武汉以及湖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荆州莲藕、孝感米酒、恩施小土豆，这里优质农产品造就了独特的口感与味觉体验，而这种天然禀赋再结合武汉雄厚的高校科研力量，就有很大机会去干成一件事”。

　　正是在这里，王伟与高校合作，从坚果原料中提取优质蛋白，再应用到肉制品中，推出改善口感、丰富营养的新产品，“武汉是个能展示自我、实现知识价值的巨大舞台，像我开发的改良风味鸭脖，把偏麻辣的本地风味变得偏香辣些，使其走进更多人的餐桌。我去外面旅游时，看到游客津津有味品尝自己开发的风味鸭脖，内心就非常自豪”。

“以人为本”决定着命运

　　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提到了“国家和政府效能建设”命题，一个基本指标就是能否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包括应急能力、公共卫生防控能力、医疗救助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等等。从这一点看，疫情对所有国家的检验标准都是一样的，而到底是坚持“以人为本”还是“以经济增长为本”，决定着不同的命运。

　　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起着主导性作用，用牺牲短期经济增长来保护民众身体健康和安全，同时在防控形势稳定向好之后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从中国的应对措施看，疫情应对是得力的、有效的、迅速的，包括加大医疗投入，采取扩大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等措施，对经济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指出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的总基调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常态化”，同时进一步确定支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信贷、投资外贸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做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工作，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帮助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促进支柱产业恢复发展，稳住经济基本盘，并且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加快传统基础设施和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中国正娴熟弹奏着兼顾防疫与发展的“特殊乐曲”。

　　在武汉协和医院，刚从抗疫一线归来的综合内科医生徐秋梅回到熟悉的诊室，接待常规门诊的患者，“现在我们仍保持‘3+3’制度，把防控常态化融入日常诊疗中，不能有半点松懈”。徐大夫解释，武汉市内仍实行严格的封控措施，对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治愈病人复阳及境外来汉人员的排查和防控也在加强。而在协和医院里，对病人及其陪护都要进行缜密的三项检查（即“3+3”），确保就诊秩序和安全，“像住院病人要经过门诊分诊、缓冲区病房之后才转到病房，而且就诊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尽管时间有所延长，病人都表示能够理解”。疫情过后，一度成为焦点的病患矛盾问题至少在武汉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国家和社会更加重视医疗战线建设，病人对医护工作者也更理解与支持了，什么‘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等质疑的话消失了，而医患之间相互理解配合的感人场景也更多，浓浓的人情味激励着我们去更好地服务病人” 。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肖劲松透露，继三级医疗保障机构之外，武汉正致力于建设“心理咨询三级网络”，其中最基层是区卫健委安排心理咨询师与社区对接，心理咨询师和网格员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及时发现和为目标人士提供帮助；第二级则是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以医学方法帮助轻度和中度患者，可以辅助用药；第三级是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为重度患者提供服务。一旦建成，将补齐生理卫生之外的短板。“这种模式下，心理咨询师不是守株待兔式地坐等求助电话，而是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重点人群，进网络，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群”，“一个更加健康而强大的城市，将在我们共同奋斗下变成现实”。

　　“我们必须意识到‘后灾效应’对人的生理-心理双重作用。”在解释“心理咨询三级网络”的重要意义时，中南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范静怡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案例。在1月底武汉抗疫形势最复杂紧张的时刻，医院电话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许多人说自己患上新冠肺炎，需要住院，而病床资源已是捉襟见肘。

　　有丰富心理疾病研究经验的范静怡清楚，必须通过有效的心理干预，甄别出哪些是受疫情刺激的人，哪些是真正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医疗资源紧张之际，让产生心理应激反应的人冷静下来，就是为抗疫争取了缓冲时间”。

　　随着医务工作逐渐恢复正规后，范静怡更多地开始思考这场灾难带给社会群体的隐性创伤。“造成人的恐惧的因素非常多，最典型的莫过于某个同伴的离去，产生哀痛。”范静怡就举了不少国家在疫情发生后出现家庭暴力上升、离婚率增长的现象，“封城之后，一下子窝在家里的人产生应激反应，意识上不理性的东西开始多起来，由于生活琐事，妻子会觉得丈夫没有责任心，而丈夫也厌倦了生活，结果导致了家庭生活失能乃至解体”。她还提到一个现象，武汉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后，打来电话求助的男性占了60%，完全颠覆了以往的看法。再就是学生对在线教育的感觉也出现“疲态”，“失去伙伴、失去室外活动机会的孩子，整天面对屏幕，看着那么多源源不断输送来的课程，适应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做过调查，发现在武汉，上网课的孩子里，只有10%的孩子说学习效率有提高，51%差不多，而30%说明显下降”。更有好多孩子在线批评“钉钉”学习软件，总是给这个“作业赖不掉的软件”打差评，这就是一种有趣的“应激反应”，值得社会关注。

　　范静怡相信，健康之国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核心支柱之一，全面且充分的医疗体系是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注：“四类人群”是指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