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进入重启模式！

　　排队进入帐篷进行检查，在确认没有发烧或者其他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以后，戴着口罩的莉迪娅·托比得以进入车间。这是当地时间5月4日清晨6时，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一家猪肉加工厂的情况。此前，该厂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者达到了800多人，工厂关停两周。

　　复工后的莉迪娅·托比开始为期两周的第一轮班，但她不乏忧虑。她所在的部门经理在5月1日曾向员工说，车间生产线已经安装了分隔物，上班时候务必保持间距，所有员工必须戴口罩。可托比认为，这也未必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托比说：“我想一切都会好的。”

　　尽管美国的现有确诊病例数字一直在上升——5月2日突破90万大关，5月3日近94万，5月4日达到95.5万余……直到5月8日突破百万。可这并没有减缓全美复工复产的节奏。以出现大批员工感染的肉类加工企业为例，在5月初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的泰森、JBS等食品企业旗下工厂，逐步改为“有限生产”。

　　同一天，在意大利，经历了近2个月的封锁以后，大约有440万人获准恢复工作。尽管意大利的各级学校尚未开放，但随着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复产，意大利已进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二阶段，比之第一阶段封城抗疫，第二阶段旨在抗疫与恢复经济并行。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4日在一封致国民信中说：“这是一页我们必须用信任与责任书写的新篇章。”比之美国，意大利的现有确诊病例恰是从5月4日这一天开始显著下降的。

　　总体来看，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局面并未完全逆转，各个国家的疫情变化也不一样。但全球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已从单一的隔离防控转向寻找防疫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重启。然而，如果不是在疫情控制住的情况下，哪怕是在有效控扼住疫情的情况下重启，则后果不堪设想。一些西方政客在有需要时就挂在嘴边的“群体免疫”，并非可取之道。恰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5月4日与海外留学生连线时所说，所谓的“群体免疫”，就算死亡率是1%，也要牺牲很多人。更何况，现在疫情高发国家的感染人数离可以群体免疫还差很远。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战争如此，经济活动也莫不如此！

不得已的重启

　　不得不说，美国许多地方的经济活动重启，是不得已之举。以肉类加工行业为例，如果这些企业不复工，疫情之下出现的美国肉类供需失衡就将加剧。5月4日，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好市多（Costco）宣布——限购牛肉、猪肉、禽肉。此前一周，美国大型连锁超市克罗格（kroger）已宣布类似规定。

　　4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动用《国防生产法》授权要求美国肉类加工厂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运营，以确保向美国消费者持续供应牛肉、猪肉和禽肉等产品。特朗普在白宫的一份声明中说，一些大型肉类加工厂因疫情关闭，这对全美肉类供应链的持续运行构成威胁，损害了国家紧急状态下的“关键基础设施”。

　　攥着美钞买不到肉的美国民众，除了吃素以外，还有哪些选择呢？佐治亚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多名生态学者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到，两州自然资源部门初步汇总的数据显示，在佐治亚州野生动物管理区捕猎野鸡的人数比2019年增加47%；春季前23天遭捕杀的野鸡数量增加26%，而这一时期野鸡总数没有增加。印第安纳州自然资源部门的数据显示，春季第一周猎杀野鸡许可证发放量增加28%。尽管当地媒体表示，原因在于疫情期间猎手有更多时间打猎，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优质鹿群管理协会”成员汉克·福里斯特说，许多美国人是在看到肉类卖光后，才开始考虑打猎的。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率可能进一步恶化。可能会达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接近25%的失业率。再不复工复产，美国经济有下滑失控风险。

　　然而，复工以后会怎样？民主党美国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5月4日公开称，肉类加工厂是当前最危险的场所之一。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5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超过4900名在肉禽加工厂工作的员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20人死亡。而在一些肉类加工厂有限度复工以后，新的确诊病例又冒出来了。JBS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市的一家牛肉加工厂，自4月底复产数天后，员工中新冠确诊病例数就翻了一番。

　　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工会对此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肉禽加工厂所需要的工作，总有必须身体接触的环节；加之人员拥挤、卫生条件较差。更为令人感觉是个难题的，则是这些肉禽加工厂工人，许多是新移民，母语并非英语，未必能很好地接收到当局的抗疫防疫举措信息。德国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德国政府6日宣布进一步解封计划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科斯菲尔德市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暴发集体感染，约1200名员工中已有超过100人确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屠宰场也同样出现了暴发集体感染情况，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09例确诊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各肉类加工厂加强消毒、让员工定期检测、员工间保持2米距离、为员工提供母语培训材料。工会则呼吁各州州长帮助落实安全生产规程。至于拜登，则在呼吁为肉类加工厂员工提供更多防护并确保每小时13美元加班费。

　　比之与普通民生有很大关联的肉禽加工企业来，在美国，更早复工的是波音公司。4月22日，约2.7万名波音员工回到波音位于西雅图的工厂。这时距离3月25日波音关厂停产已近一个月时间。《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为了重启737MAX项目，以及顺利向美军交付KC-46A加油机，波音公司除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北查尔斯顿工厂之外，其他部门已全部进入工作状态。

　　波音之所以在美国疫情高峰即将来临的4月下旬就选择复工复产，是因为波音公司和波音员工面临的双重困境。

　　就波音公司来说，2018年印尼狮航空难和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空难，使得波音737MAX全球停飞，并于今年1月开始暂停波音737MAX项目。此一期间，身为波音公司前高管的帕特里克·沙纳汉在出任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期间，又被曝光出利用职务之便，在军工项目上打压波音的竞争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波音为美空军生产的KC-46A加油机存在“外源性异物”，使得该项目也遇到问题。随着新冠肺炎导致的停工停产，波音737MAX重启变得遥遥无期起来。波音的股价从疫情暴发前的349美元暴跌到目前的140美元，可谓腰斩都不止。而疫情导致全球不少航空公司停飞，未来的新飞机需求瞬间缩减。波音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2020年内共取消各类订单333架。而疫情之下，如果不尽快复工，波音难道只能看着同行开工吗？要知道，中国商飞在2月28日就已率先复工，而复工后首架完工的ARJ21已经交付客户成都航空了。5月初，日本的三菱重工又宣布——将在6月1日完成对庞巴迪CRJ项目的收购。尽管ARJ21、CRJ项目都只是支线飞机，与737并非一个级别的项目，可ARJ21的顺利交付，三菱对庞巴迪的收购，恰恰说明世界航空器市场未来还是有新地带可以开拓的。对波音公司来说，如果彻底躺倒，任由波音737MAX和KC-46A项目黄了，那离破产可真不远了。

　　就波音员工来说，疫情之下，尽管有诸如原本生产F15、F18战斗机的圣路易斯工厂改产关键防疫抗疫物资，为当地医疗系统提供支持，可对于波音其他工厂的员工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起来之后，他们首先得到的讯息是波音首席执行官戴维·卡尔霍恩宣布——至少裁员10%，约1.6万人。得以复工的起码是大概率不在裁员之列的人，还不迅速上岗？

　　根据美国破产协会（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e）的数据，今年3月份，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根据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有50%的小企业可能撑不过2个月。回看上轮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至2010年，美国总计有超过16万家企业申请破产。虽然有些企业在破产重组后得以继续经营，但大多数还是被迫清算。而美国劳工部5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失业率飙升到14.7%，创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值。美国经济如果再不重启，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波音的对手空中客车集团，近日在一封致员工信中对新冠病毒危机影响进行了悲观评估，告诉公司13.5万名员工要为潜在的更深层次的裁员做好准备。英国著名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正有4000员工休无薪假，未来预计8000人被裁。伦敦希思罗机场首席执行官约翰·凯伊透露的裁员计划，则包括三分之一的管理层工作人员。在瑞典，沃尔沃汽车将裁减1300名白领员工，裁减员工的具体规模将在未来几个月与工会谈判决定。

　　如果不想裁员潮像雪崩一般到来，重启自然是唯一的选择。

倒逼、洗牌、重组

　　疫情之下的复工，首先要做的是如何保障安全。在美国本土的波音工厂，无论是兰顿工厂与艾弗莱特工厂，复工后仍然实行员工戴口罩、错峰上下班等举措。北达科他州最大制造业企业“斗山山猫”宣布，3家复工的工厂里，大约2200名工人在岗位上——都必须戴口罩并彼此保持距离。

　　然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则表示，在5月初复工为时过早、风险过大。原因在于他们了解到，欧洲的汽车工厂已经改变了工作模式，采用了更严格的卫生和清洁措施，以及更宽松的工人工作空间间隔。譬如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工厂，工人戴口罩、严格执行间隔1.5米以上。宝马位于德国莱比锡、雷根斯堡和南非罗斯林的工厂则每天只开一班，而暂时不再三班倒。宝马工厂巴士上的座位顺序已经改变，进出巴士的程序也已经改变。“我们面临太多麻烦，特别是新冠病毒检测不足，所以暂时很难重启。”UAW相关人士称。

　　当然，新冠疫情之下的复工，比之疫情前，并非单纯只有防疫一个变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的危机，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同，有可能比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郑永年说：“2008年的‘病症’比较单一。而这一次疫情导致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慌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是多重危机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暴发，我把它叫做‘并发症’。”而这个并发症的起因，则是新冠疫情这个21世纪以来人类所遭遇的集体公共卫生危机。在郑永年看来，这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这种情况下，各国会趋向于把和国家安全、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此一来，“新的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这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可以让一些国家长期失衡的经济相对平衡一点”。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可能把人类打回过去。这就像欧洲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令大约2500万人丧生，可其并没有让西方回到更原始的阶段，而是催生了文艺复兴，催生了欧洲人对医学、科技、艺术的重新认识。比之黑死病来，在21世纪20年代发生的这次疫情，在全人类范围内迅疾流行。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已能通过小小一方屏幕无远弗届随时交流，可却突然无法聚在一起面对面促膝交谈、无法无拘无束的拥抱、亲吻。这时候，人类如何前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祁祥教授说，如果我们将镜头对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做一次扫描的话，就会发现，新冠疫情只是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中的“又一个”而已。疫情终将过去，人类终将前行，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的结论。

　　只是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会倒逼出怎样一个全球经济格局形势呢？

　　作为一家全球科技公司的总裁，印度印孚瑟斯公司总裁乔希(Mohit Joshi)称，疫情之后，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避免改革、重组或搬迁。敏捷性、灵活性和自动化将成为这个新业务时代的口号，唯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赢家。乔希认为，疫情之后，该关注的不是在疫情前的某些趋势的加速和减速，而是哪里会出现范式转变。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就航空业来说，疫情过后，客货分离将成为一大趋势。在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之际，全球航空业一度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客机停飞、至少9家航司破产，损失价值高达约2.2万亿元人民币，然而货运航空却显示出另一派繁荣。譬如拥有全球唯一一架亦是全球最大飞机安-225的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近来已为波兰、法国、德国等前往中国天津提货。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则成为疫情下全球最繁忙机场——前来提货抗疫物资的各国飞机此飞彼至，好不热闹。

　　作为世界最大货机，疫情之下走俏的安-225飞机，未来是否会重启生产呢？当然，这款飞机是苏联时期设计、制造，2019年进行过现代化升级。如果不是疫情之下一些国家需要运输属于运输快递业“轻货”范畴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平常日子以安-225每小时12万美元的租借价格，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市场需求。然而，比之略小一些的货运飞机呢？是否有更大发展潜力？早在2015年，当时的乌克兰航空代表团LikОm公司董事长伊戈利-帕且夫斯基、国家航空航天部部长库兹捏册夫一行，曾到陕西渭南实地考察，愿将已试验的安-70、安-224等项目在卤阳湖发展完善。当然，如此大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这些项目是否有机会在中国落地？

　　一些经济学家或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未来全球产业链的走向。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譬如波音设在全球各地的工厂、合作伙伴，有的开工，有的停工。日本川崎重工为波音生产零部件。日本斯巴鲁公司设在名古屋的半田工厂和半田西工厂，主要制造波音787客机的左右机翼和机体的中央翼。两家公司分别坚持到4月17日、4月20日，终于纷纷停工。究其原因，与供应链断裂有关——部分上一工作流程所生产的配件缺货，导致日本的波音配套工厂无法正常生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认为，本次新冠疫情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这是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未来，跨国公司可能会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持保守态度。” 加勒特说，“其结果便是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过剩。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但也会使得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中国的作用

　　然而，加勒特所称的“国内充斥着过剩”之现象，在如今疫情之下的美国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譬如随着封城之下，原本专供餐饮行业的牛奶被奶农倾倒——据美国最大乳制品合作社美国奶农公司估测，美国奶农目前每天倒掉约14万吨牛奶。再譬如泰森食品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泰森称，疫情之下，美国的食品供应链正在崩溃，他和他的同行不得不销毁数百万牲畜和家禽。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市场上却又出现肉制品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也是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除了抗疫得法以外，在复工复产方面，也有一些经验。特别是中国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助益，仍是值得关注的。

　　同样是汽车工厂，疫情之下，位于重庆的长安福特工厂却热火朝天忙个不停。车间内，除了零星几名工人戴着口罩操作、巡检以外，整个生产系统由流水线上700多台工业机器人来完成。这就是长安福特的“黑灯工厂”。

　　春节假期至今，宝武集团位于上海宝山的冷轧车间也从没因疫情而停工。原因也在于这里的智能制造已经覆盖全厂——进料关口需要两名工人、锌锅旁需要两名工人、成品出口需要一名工人、仓库需要两名工人，外加一名流动工人——整个车间仅需8人！

　　富士康打造的深圳龙华“黑灯工厂”，全程可以在熄灯状态下无人作业！

　　《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由疫情的倒逼，除了一些知名大型生产企业跨入智能制造之门以外，一些中小企业也在寻觅机会。机器人制造商埃斯顿公司透露，疫情过后，一些中小企业更加意识到自动化、无人工厂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拥有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这恰恰是加勒特所称的“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的现实版本。可以实现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以中航工业为例，据统计，其3月初涉及一季度项目交付的零部件供应商复工复产率达到97.6%，产能恢复率为77.8%。从数据上即可看出，确实仍有一些重点项目可能不能确保及时交付，将影响后续的装配。为此，航空工业集团甚至做到统筹协调，成立“外协配套厂家领导小组”，并创新工作模式，在发放特别通行证、车辆安排、零件运输接收和加工验收、价格谈判等方面加强双向沟通，开辟防疫检查和复工复产绿色通道。有评论认为，航空工业集团如此操作，实际上就是根据订单，掌握各类产品复工复产节奏，有计划的如期交付。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认为，在复工复产之路上，中国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以苹果的在线商店“惊人的增长”来推算产能，原本领异标新追逐头部利润的苹果，才推出新款廉价机型。

　　然而，当今世界，如中国一般拥有巨大市场，又拥有完备工业体系的经济体，堪称绝无仅有。中国在发挥既有作用，为世界做贡献的同时，还带给世界以启示。

　　孙祁祥教授认为：新冠病毒暴发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几乎无一幸免。病毒以一种惨烈、但“不失平等”的方式，对人类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发起了全方位的肆意攻击，由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真谛和精髓，真实、立体、客观地展现到了全人类的前面，传递出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人类面对的是共同的病毒风险，人类具有维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共同利益，人类承担着抗击疫情的共同责任。

　　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未必是中国的前沿医学比西方国家更发达，未必是医疗能力比西方国家更领先。中国能在两个月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更大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团结。而一旦全世界团结起来对抗新冠病毒，则全人类控制住这一波疫情是可期的。

　　唯有更团结，世界才能重启。与此同时，在疫情之前，建立在传统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全球化，在疫情之后也必然要改变。即便以郑永年所说回到“有限的全球化”，也绝非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在资源的特性、资源配置的原则与方式、供需规律、经济增长、竞争与垄断、经济安全等方面都是不同的。疫情不是要阻断全球化，而是危中有机，在加速变局。

　　对此，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称之为：疫情推动了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产生新的工作方式、协作方式与交流方式。由此，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全球化合作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会议等新技术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便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