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考生：慌乱中“突围”

　　“少年立志，十五班最强”“我命由我不由天”。接到吉林市教育局再次停课的通知，5月12日晚，最后一节晚自习后，吉林市第一中学高三10班学生李明阳和同学们，收拾好书包、喊着口号，踏着夜色含泪离开了校园。而这距离4月7日刚刚复学，仅有一个多月。

　　在距离校门几百米的“神兽归笼”之路上，留恋、慌乱与未知，像是揉碎了的解题公式，找不到答案。而从网课到复课，再到复网课，这些看似普通的举动，于吉林高三学子而言，不亚于一场心理上的“地震”。

　　“55天，真想再多陪陪你，只要我们还能面对面。”瘫坐在沙发上的李明阳刷到了一封特殊的“告白信”，他反复阅读，读着读着笑了，读着读着又哭了。写信人是吉林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语文老师黄河，作为高考的“旁观者”，黄河希望执笔抒写助“神兽”们一臂之力。

　　然而，李明阳和所有承受着巨变的吉林高三考生一样，根本来不及伤感与怀念，他们需要快速熟悉新的时间表，早读、大课间、答疑、晚自习的氛围，都要做到与现实课堂无缝衔接；35岁的高三年级班主任林亚楠，压力更大了，每天早上6点准时为学生们提供“线上”叫醒服务，作为另一种形式的“陪伴”。

　　太难了、难忘、无数个第一次，注定是2020年的关键词。这一年，1000万名高三应届毕业生，成为了史上最难的一届：“他们生于非典，考于肺炎，取消自主，高考改革，不宜复读，没有加分”。这一年，课堂搬到云上，教师变身主播，高考推迟一个月，115万艺考生、考研生、托福生面临抉择，每个人的心态都“崩”了。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道：“大考就像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因为完全是等待。”在这场他们必须为之厉兵秣马的“突围”，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必须全力以赴。

常把自己的房门反锁

　　3月7日，武汉封城第45天，在新冠肺炎患者隔离观察点武汉软件学院，武汉第三十九中学高三学生齐澜，正拿着笔作答，这场考的是语文，考场只有她一个人。开考后一个半小时，齐澜收到通知，让她下楼做核酸检测，等她再爬上来的时候，时间只剩下20分钟，齐澜作文没写就交卷了。

　　两天后，全市模考成绩出来了。齐澜总成绩并不理想，但她心态很稳，相比较补足薄弱环节，她说分数并不那么重要。元宵节前一天，齐澜感染了新冠肺炎，独自一人前往方舱医院治疗，人们在一段热传的视频中，看到齐澜趴在桌子上上网课的样子，特别坚强。但没有人知道，这一个月里，她经历了数次情绪崩溃的时刻。

　　备考环境极为考验人的耐性。方舱有时候比较吵，齐澜上网课时，经常听到有人跳广场舞。她只好戴上蓝牙耳机，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网课留下的作业需要打印机，齐澜找遍了方舱的打印机，发现他们都没有联网。

　　进方舱的第五天，齐澜哭了。当时她的核酸检测依然是阳性，妈妈又打电话过来说，外公外婆还没找到医院，病情恶化了，再加上学习的压力，一桩桩事挤在了一起。齐澜没绷住，哭着跑到图书角，觉得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与齐澜相比，更多高三考生是幸运的，心理起伏大家都有，但至少感染的困扰不会令局面大起大落甚至失控。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中，距离武汉445公里，这里依山傍水，名师云集，作为湖北省首批重点中学之一，几乎集结了恩施州所有出类拔萃的生源。在经历了94天的漫长网课后，5月6日，终于要开学了。

　　建始县一中复学第4天，高三毕业班才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早读的声音此起彼伏，黑板一侧的课表排得满满当当。晚自习下课，周国鼎从一摞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抬起头，长舒了一口气。他一路小跑到旁栋的宿舍，摸出枕头下几天未开机的旧手机。这时，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这个周末，我去看看你吧。”

　　发信息的是父亲周廷军，远在54公里外建始县下辖的高坪镇，三年前，周国鼎的父母离婚，他跟了父亲，留在高坪；妹妹跟了母亲，回了巴东。母爱的缺失，让他多少有些局促，交心的话少了许多。周国鼎快速打了三个字：“不用了。”与其说他不想让父亲操心，更可能的理由是，作为今年的高考生，一分一秒都不敢再浪费，仅剩的天数，也恨不得掰成两半用。

　　时间指针拨回到2月份，镇上一栋三层小楼里，周国鼎正拿着一台旧了的三星智能手机，上网课。94天网课，记录了他从开心到难熬的巨大落差。周国鼎清楚地记得，学校临时决定延长假期时，大家还挺开心，有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愿意瘦十斤，来换学校晚一点开学。但没想到，疫情越来越不明朗，假期也越拖越长。刚开网课一周多，周国鼎就有点学不动了。

　　“在钉钉上课之前，用过一段微信，有的老师喜欢发很长的语音方阵，一堂45分钟的课，实在很难坚持下去。”周国鼎告诉《新民周刊》，最遭罪的是，这台旧手机听筒出了毛病，每次听课他都要把脸凑上去。用手机看试卷时，400度的眼睛感觉要爆炸了，周国鼎说自己像是一个“漏斗”，一边看一边忘。

　　父亲周廷军是一名村干部，战疫情的两个月从早忙到晚，根本顾不上周国鼎。白天，周国鼎抽空自己做饭，间歇还要应付9岁妹妹。“妹妹放寒假想哥哥了，和他不在一个房间，但妹妹总打扰他上课，他有时会很着急，直接反锁了房门。”周廷军很愧疚，“望子成龙”的愿望，只能从老师渐好的评语中，找到些安慰。

　　高考渐进，父子俩的情感连接并不顺畅。开朗、自信的周国鼎，压力往往是不动声色的。周廷军偷偷观察过他几次，听音乐时不自觉地晃动双腿，打球时很用力地频频扣篮，吃饭时默不作声，脑子也没停下思考。

　　2018年起，湖北省采用“3+2+1”的选科模式，高中不再文理分科。高中三年，2021年便是“新高考”第一年，这意味着，今年的考生成绩不理想，明年也很难再复读。周国鼎的目标是成都大学，他感觉只有80%的把握，但必须拿下，毕竟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高考，仍是最公平的出路。

我决定放弃北影了

　　在1000多万的高考生里，还有一部分面临更大压力的人最容易被忽略：艺考生。 据官方数据统计，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而今年的艺考面临着三大变化：取消校考、线上面试、延期考试。

　　距离2020年高考还有3个月，湖北考生任盈盈决定放弃她梦想的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她从未想到，那个从六年级起就向往的学校会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失之交臂。

　　4月5日，任盈盈的微博弹出了一条北京电影学院的推文：“北电艺考调整方案正式出台”，她迅速点开，逐字逐句读了一遍，自己报考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改为了“取消专业考试，按高考成绩录取”。而自己最想念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则改为了“视频初选，延期校考”。

　　她不懂方案调整意味着什么，刷微博看了吐槽后，任盈盈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有广东艺考生说，他们省份没有统考，只能走校考才能报考艺术类院校，这就意味着，如果不举行校考，文化生和艺术生并没有区分。“按高考文化分数录取的话，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了。”

　　那几天，任盈盈一直处在晕头转向的状态里，直到4月8日接到艺考指导老师林靖的电话，他试图说服学生们坚持下去：“越是复杂，报考的人越少，对你越有利。”但任盈盈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转考最有把握的学校四川音乐学院，断了北电的念头。尽管做这个决定异常艰难，但总好过竹篮打水一场空。

　　和任盈盈不一样，梦月报考的学校校考没有取消，而是延后。原本在这个阶段只用备考文化课的她，不得已要文化与专业“两手抓”了。因为前期的专业集训，梦月已经三四个月没做数学题了，她苦笑着说，每天挣扎在三角函数里，总有种从零开始的感觉。

　　“集训之前，数学还能考100分，现在只有60分，短时间内怎么提高。”梦月有些浮躁，耐性快要消耗殆尽。她打算4月中旬，集中突击线上专业考试，但又担心第二轮文化课复习落下。而作为一名播音生，学累了还不能胡吃海喝，烧烤、巧克力、奶茶基本与她无缘。

　　除了坚持运动，梦月还尝试过三天断食，五天蔬果，八天喝点小米粥的方法。但到了第七天，她开始难受得不行，甚至出现了脱发的症状，害怕哭了。虽说许多校考安排在了高考结束后不久，但“网上提交作品筛选”“提交视频完成前序考试环节”等新规则，也让多数艺考生面临着新的压力。

　　郑洁属于意志坚定的那种考生。4月11日，她所报考的中传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复试改为线上考试，要求录制一段自我介绍。郑洁从晚上7点到12点，录制了5个小时，她来回重复着同一段话，直到隐形眼镜滑出了她的眼球，录完了最后一版。

　　也有部分考生为赢得通过率，花钱寻求视频录制机构帮忙。便宜的报价，按小时收费，录制一个小时500元，不包括化妆和造型；贵一点的，单条录制要3000元，无限次录制6000元。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备考成本，也挑战了线上考试的公平性。

　　更何况，多数学校明确规定考生不能化妆，不允许剪辑，考生和作品均要入镜，拍摄设备只允许使用手机。相比较报考的北电和上戏，需要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中传是郑洁唯一必须抓住的机会，“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

面对眼前的留学机会

　　疫情波及面还不只这些，受到全球疫情冲击，托福、雅思、考研生们似乎都面临着更为艰苦的备战之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大四学生王浩然，就是其中之一。三月的早晨，王浩然的邮箱里收到了美国纽约州一所大学的入学offer，自从去年秋天提交留学申请，这是他陆续收到的第三封邮件。

　　王浩然打开邮件，心里五味杂陈，如果不是疫情在全球暴发，他原本在今年七八月份可以选择一所学校继续深造。但现在签证办不了、自己没把握、家人不放心，美国学校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措施。比如，签证怎么解决，学费怎么支付，课程怎么展开。

　　计划全被打乱了，就像长跑即将结束时，突然被告知终点线拖远了一样迷茫。相比较那些正在准备托福、雅思的考生，王浩然就差这临门一脚，付出的代价自然更大。王浩然告诉《新民周刊》，申请留学的同学，有些还在观望，等待转机，但大多数知道情况不确定，都不会再去履约了。

　　王浩然的心理承受力还算强大，从不知所措到接受现实，他只给了自己半个月。四月份，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线上招聘平台上，王浩然作为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人选，顺利签约了一家与财经相关的国企工作。很快，他将作为一名管培生，进行两年的轮岗，未来三年不会再考虑留学这条路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彬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建议，留学生在出国受阻的情况下，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一方面可以在国内找到心仪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两年的时间，做一些调研、支教，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周彬认为，疫情发展还将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以前的留学分工，由不同国家的产业链分工决定的。今后，各个国家自己搞一个产业链、科研人员本土发展将成为一个新趋势，反过来，这将对全球人才培养分工产生影响。“拿到留学录取通知并不代表未来看好，面对新的情况，学业、职业也一定会发生变化。”

　　如今，考期渐近。周国鼎脑子里依然绷着一根弦，不敢放松。5月10日母亲节，父亲叮嘱他给母亲打个电话，他照做了。母亲唠叨着吃点有营养的，别太劳累。周国鼎心里拧巴，无多应声。挂电话前，母亲说了句“高考那天，妈去陪你”。18岁的周国鼎似乎开始懂得如何与现实和解了。任盈盈放弃了北影，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多年来积攒的专业素养，放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课是基础素养，但揣着艺术创造、艺术才能，方可走得更远。谁又能断定，另一种“突围”，就不能走出花路来呢。（文中齐澜、周国鼎、周廷军、任盈盈、梦月、王浩然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