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们之所以能在外滩开业二十多载，是因为我们竭尽所能与上海同舟共济。”近日，当米氏西餐厅推出2020年春夏新菜单的时候，老板米歇尔·加诺特(Michelle Garnaut)女士如是说。

　　回顾1999年初餐厅刚在上海外滩广东路20号7楼营业的场景，加诺特称，那时的上海还远非今日这般具有21世纪的繁华。然而，她选中的这一餐厅地址，恰恰又是个独特的所在。这里，曾经见证过昔日上海因商而兴的繁华，又曾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与世界的商贸交流。改革开放40余年，从这里可以见到江对岸的陆家嘴——从一片低矮，甚至能看到农田，到高楼渐起，东方明珠塔上大珠小珠熠熠生辉。米氏西餐厅开业时，对岸的金茂大厦刚刚落成。如今，当上海具有了此前从未有过的21世纪的繁华之际，加诺特坐定餐厅一角，酒至微醺，有时候甚至很难找到对岸的月色——它交融在璀璨的灯光中，只是仍能听黄浦江的潮水拍打江岸的声音……

　　那浪奔浪流，已近180个年头。

因酒而生，因商而兴

　　广东路20号最初是一栋6层的大楼，它落成的时候，已经是上海开埠80余年的1925年。当时作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办公大楼，由日本商人和犹太商人合股所建——各家出资建3层，由德和洋行设计。这里，见证了旧上海的畸形繁华。

　　如果没有1843年的上海开埠，那么，上海的城市规模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局限于如今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如果从建镇开始算起，上海到现在有946年——北宋的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上海曾经有过镇，现在史学界、方志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大的异议。从元代算起，置县也有729年。”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向记者解释道，“有了镇，才有了城市的雏形，如果从建镇开始算，到现在一千年不到。上海城市的历史从那时拉开的序幕。”

　　仲富兰向《新民周刊》介绍称，宋元以降，上海之所以建镇，主要还是出于商业考量。“宋时海舶幅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这是清代初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提到的上海建镇。也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由于如今上海沿海一带各种商贸往来增多，朝廷开始收税，市镇逐渐形成。在仲富兰看来，上海镇的萌芽是“上海务”。所谓上海务，是宋大中祥符元年，亦即公元1008年，朝廷在上海设立的一个榷酤机构，也就是收酒税的机构。“当时的吴淞江下游，有上海浦和下海浦。由于这个榷酤机构的位置靠近上海浦，于是就命名为上海务。”仲富兰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宋神宗熙宁年间，上海镇设立。”

　　之所以上海作为市镇，会因酒而起，仲富兰认为是由于商业交流。“很难想象，朝廷会在一个没有商贸往来的小渔村设机构，征酒税。上海务的设立，说明当时的上海有许多客商，包括码头上的搬运工等等，早已不是小渔村，而是个自发形成的市镇。”仲富兰说。

　　只要中国的国门打开，与世界进行经贸往来，位处长三角核心地带的上海就一定会脱颖而出。这是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开埠之初，当来自欧美的商人们将吴淞江称为苏州河，实则就道出了“上海密码”。作为江海汇集之处——

　　一方面，上海位处富甲天下的江南一隅。“苏湖熟，天下足”，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苏州、湖州。而这些地方的丝绸、茶叶等等，早在明朝时期就曾换足了来自南美、日本的白银。

　　另一方面，上海距离台湾、琉球、日本都不算远，实实在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近年来发现的位于青浦区白鹤镇的青龙港遗址，就佐证了这一点。甚至，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最先觊觎的地方并不是香港，而是地方更大、距离长三角特别是似如璞玉一般未得到清廷重视的上海不远的——舟山群岛。如果不是一场瘟疫，让登岛的英国兵伤亡惨重，英国逼迫清廷割让的将不是香港岛，而是舟山群岛。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海军部第二号机密文件中即明确指出：“舟山群岛的中心位置在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地点。”不仅如此，舟山优越的地理位置还可以为英国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为建立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奠定基础。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有这么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埠之后的上海，因商而兴。在老城厢以北，外滩在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规划的情况下，逐步成为了“万国建筑博览会”。

　　如今在茂名南路淮海中路经营西服定制生意的陈家宁已年近七旬。1943年他的父亲、时年21岁的陈荣华当上了上海泰记西服店的裁剪师。1950年，又去香港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子承父业将店名改作W.W.Chan & Sons的陈家宁，又回到上海。令他魂牵梦绕的，恰恰就是外滩。“如果没有上海开埠，就没有阿拉宁波裁缝来到上海滩做生意。”陈家宁告诉记者，百余年前，他的祖辈从宁波到上海，主要是为外滩以外——黄浦江面上外国轮船上的洋人量身定制西服。这就是所谓“奉帮裁缝”的缘起。“据我所知，当年那些外国人的衣服坏了，寻求中国的裁缝修补。但是绝大多数中国裁缝并不谙于西式服装的修补。”陈家宁说，“而我们宁波裁缝到了大上海，面对这华洋杂处的世界，在这里寻到了生意门槛，从修补服装，到会做服装，再到逐渐打出名声，为市场所接受。”然而，在大上海，逐渐地，奉帮裁缝的生意不再局限于洋人。他们同样也做中国人的生意。

　　在华洋杂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止奉帮裁缝。譬如海派西餐，譬如海派美发行业，譬如海派照相馆……当然，包括艺术品领域属于中国画范畴的海派绘画。当浙江安吉人吴昌硕在宣纸上推红着彩，一改往昔中国画青绿山水之姿时，他实际上就是根据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艺术市场的要求，在进行画风嬗变……

　　成就吴昌硕的上海，也成就了梅兰芳。恰如对梅兰芳艺术创作有深远影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所言：“到上海唱红了，才是真的红了。”那时候的上海演出市场，是在给全国的演艺人士做市场价值定义的所在！

　　1844年，也就是开埠后一年期间，上海进口商船的货值为50多万英镑，上海进口的货物占到全国总额的12.5%；到了1861年就升至1200多万英镑，占比接近九成。此时的上海替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1931年，上海港已跃居世界港口第七位。

从未中断的海派文化

　　因商而兴的上海，海派文化因此而生。就如同位处苏州河口与黄浦江畔的外白渡桥，正是古老的农业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嫁接时的一枚定情戒指。上海，一个被迫开放五方汇集华洋杂处的魔都，长期处于蓬勃变化之中，成就了一个东方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5月27日，大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解放以后，因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需要，上海从一座有一定工商业基础的消费型城市转型为综合性工业城市。但即便如此，上海多年积淀起来的商业文化、海派特色，仍发挥出了自身的特点。完全可以说，在新中国发展史上，上海工业制造助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上海的消费文化也在助推国家现代化发展。只是既往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建国之初，当陈家宁的父亲挈妻携子到香港谋生的时候，还有一支奉帮裁缝的队伍却北上京城了。1956年，上海21家服装店208名奉帮裁缝迁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泰、雷蒙、鸿霞、蓝天等七家合并成立的“北京市友联时装厂”，这也是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的前身。当时，不仅是上海的奉帮裁缝北迁。在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在首都“繁荣服务业”的号召下，中国照相馆、四联美发厅、普兰德洗衣店、蓝天服装店等一批服务业企业从上海迁到北京，在如今的王府井、西单、东单等处落地。

　　1923年创建于上海的美味斋饭庄，就是在这波北迁潮中，于1956年12月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正式开业的。店址，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美味斋的炒鳝糊、五香大排、小白蹄、古老肉、叉烧肉、松鼠鳜鱼等，既有苏锡帮菜特点又兼有淮扬风味，尤其善烹鱼虾类菜肴。由此也丰富了北京餐饮市场的口味，打开了北京人民品味江南的味蕾。

　　红都时装公司最初以服务国家领导人为主。1993年，北京市纺织品公司、北京市劳保公司、北京市华表时装公司和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合并组建红都集团公司。这时候，红都集团在服务国家领导人的同时，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开设门店，做服装定制生意。

　　回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商业服务企业迁往北京的同时，也有不少企业迁往全国各地，在支援国家建设之际，也将上海的都市文明带到了许多地方。而上海在逐渐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为全国各地提供了牌子响当当的消费品——无论是大白兔奶糖，还是凤凰、永久牌自行车，或者蜜蜂、蝴蝶、上海牌缝纫机，还有上海牌手表、海鸥照相机等等，至今仍成为全国人民时代记忆中永不褪色的品牌。

　　那时候，如今米氏西餐厅所在的广东路20号，已经成为上海海运局办公楼。这里，见证了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增加办公面积，上海海运局通信导航站在6层楼之上加建第七层，并在这里设上海海岸电台中央室。当时在7楼工作的乐择明先生回忆：“那时候，工作休息时，有空就到7楼东部的露台伸伸腰放松自己，同时看看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寻找黄浦江上感兴趣的船舶。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眺望浦东地区，目睹浦东的日新月异，为浦东迅速发展而赞叹。”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在一些轻工业产品领域，上海货似乎不如南方省区所产来得吃香。然而，一句“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广告词，如今回看，似乎预示着中国汽车消费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二战之后，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大都市都曾经历转型升级，上海确实是个后来者。可上海这个后来者并非在步前人的后尘。当米歇尔·加诺特租下广东路20号的楼面用以开设餐厅的时候，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立一年多了。这其实就显示出——上海在拥有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显著特征之外，仍在发展新的制造业。这为上海的后续发展积蓄着能量。续写这一传奇的，则是如今特斯拉在沪设厂。新车下线，可以就地供应本地市场。可以说，从桑塔纳到通用别克到特斯拉，上海产汽车各领风骚N多年，实实在在诠释了上海这座国际消费之都成长史上沉淀下的消费基因。

　　如今，当陈家宁将位于上海和香港的门店逐渐交给儿子陈风凡打理的时候，他经常还是会给儿子说这么一句话：“裁缝不需要风格。需要标准，国际标准。”在他看来，只要裁缝对待手里的活儿，守规矩、够品质，无论时光如何变幻，都能在国际大都市里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他的店里，为了完成守规矩、够品质地制作一套西服，他需要来自德国的针与剪，来自日本的粉笔和丝线，唯如此加上师傅眼间手里对布匹裁剪的感觉，才能守住定制西服的魂魄。而他不大的店铺里，那来自全球的生产资料，与特斯拉工厂、中国商飞大飞机生产线上来自全球的生产资料、配件，都在诠释着——无论哪个产业、行业，上海都在用心打造属于上海的国际范儿。

　　当米歇尔·加诺特更换2020款新菜单的时候，面对月色与霓虹灯光交融的浦江上空，听着黄歇浦上的潮声与汽笛声，她直言：“我们为能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感到无比激动。如今，我们不单单只是一家优秀的餐厅，更被认为是城市中心的一个小小的特殊的地标。对于这一点，我们尤为自豪。”而在国际消费之都的上海，每一个人的脚下、眼底，恰恰又都是属于自己更属于魔都的特殊地标，它们连缀起——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