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精彩之源
夜幕中的上海被霓虹包围，延安路高架通体发着蓝光，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汽车呼啸而过，人们都来不及看清楚两边高楼上的广告牌，便又有下一道光亮扑进眼睛。
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整个上海市区，人们能在晚上捕捉到的色彩，是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建筑及第一个展览馆，它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你会发现，这座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几乎与建国后的上海城市发展相伴；再往前追溯，你会看到建筑本身的前世今生，它和上海共同经历过战争，最终浴火重生。
如今，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成了这里最热闹的展会之一。人们揣着书，在喷泉广场和拱顶大厦穿行，一抬头仍旧能望见这颗高耸的五星。
静安区文旅局调研员张众告诉《新民周刊》，静安的建筑既有国际的多元，又有民族的特色。
漫步街头，走进开放的老建筑，更好地“读懂”静安，“读懂”上海这座城市不变的温度和底色。
似静而安，精致岁月
凡是描述沪上故事，大抵都无法逃脱“弄堂”这两个字。
有点年纪的上海人对这样的生活场景应该都很熟悉——几乎每个石库门的弄堂口都会有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烟酒店。老板大多是爷叔，永远开着无线电收音机。爷叔总是习惯用眼角瞄一下进出弄堂的每个人。往弄堂里头走几步，可以看到在洗衣服、洗菜的主妇；也能闻到红烧肉散发出来的香气；若是吃过晚饭时间，还能看到门口坐着乘凉的一家老小……
可以说，弄堂，就是上海市井生活的基底。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缪新亚因为对“愚园路”有着特殊的情结，1997年从老卢湾搬到了位于愚园路488弄的兰畹内。退休后，他一直在网上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静安区愚园路的故事，并在去年愚园路建路100周年时，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了《愚园路故事》一书。
缪新亚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居住设计理念引领下，老上海的银行以极大的魄力直接投资建造楼盘。于是，产权属于银行、时尚而又富有中国元素、海派建筑风格鲜明的一幢幢别墅、一个个石库门住宅小区、一排排花团锦簇的新式里弄，似珍珠般散落市区各处。其中，成立于1908年的四明银行便在上海打造了三条名为“四明”的弄堂——四明里、四明邨（四明村）和四明别墅。后两者都位于静安区。
“这些弄堂由于地段好、环境优雅、房屋式样新潮，很快成为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宁波帮中的洋行买办、社会名流、文化人、医生等人的首选。”缪新亚表示，后来因为造地铁和公共绿地，位于黄浦区的四明里如今已不复存在。
三条弄堂中，当属位于老上海福熙路与巨籁达路之间（今延安中路913弄）的四明邨最有名气，弄堂内共有混合结构、砖木结构的楼房118幢，由四明银行在1912年与1928年两次投资建造。弄口有过街楼，是看弄人住所，居高临下，弄堂动静尽在眼底。四明邨是新式石库门住宅向新里住宅过渡的典型建筑。
据不完全统计，四明邨内曾有十四位文化名人住过。其中，徐志摩夫妇以四明邨923号的三层楼房作为“爱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923号楼下的边厢房为陆小曼父亲的卧室，二楼亭子间是陆老太太房间，二楼厢房前间是徐志摩夫妇卧室，后小间作小曼吸烟室，二楼客堂是会客室，亦备烟榻供客人使用，三楼是徐志摩书斋，布置奢华，高档地毯，精致椅垫，墙上钉着彩蝶标本。
1929年3月29日泰戈尔赴加拿大途经上海，泰翁来到四明邨给徐、陆的生活带来了最难忘又快乐的三天。泰翁当年就住在徐家那间有特大写字桌，堆满书籍、杂志的房间里。
“但可惜的是，三人住过的沿街老屋如今已经拆除。”说到此处，缪新亚颇感惋惜，“当年这里是法租界地盘，绝对是‘上只角’，弄堂门口有‘红头阿三’（印度门卫）守着，四明邨当时的治安很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陆续变化，不断有文化界精英青睐于此，四明邨很快成为享誉沪上的上海名人“文化村”。“
而位于静安寺以西的愚园路中段的四明别墅，由于建造年份不如四明里和四明邨早，建筑体量也远不如四明邨大，用缪新亚的话来说，是三条弄堂中滴滴刮刮的“宝贝小伲子”，“从房屋的品质与档次来看，它又是最上档次的一条弄堂，堪称‘大姐大’”。
虽然冠以“别墅”的名头，但四明别墅其实是一条普通的新式弄堂。缘何它能够在周围愚谷村、涌泉坊、愚园坊、文元坊等一众名弄堂脱颖而出，关键是它“傍”上了大款——与它只有一墙之隔的“孙家花园”（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的私人公馆）。
虽然都是由凯泰建筑事务所黄元吉设计，但四明邨较偏重于民族化，四明别墅则更推崇欧化元素。“四明别墅可以说是四明银行历年所造弄堂中，最为精致、精到、洋派、规格层次最讲究的一条。"缪新亚这样评价。
四明别墅一排总弄联通六排支弄，房屋40幢。这条弄堂里住过四明银行的总经理孙衡甫，也住过西医诊所医师、洋行雇员；住过民国政府职员，也住过汉奸；住过留美回国的大学教授，也住过音乐家黎锦晖，还住过百乐门舞厅小开的家眷。在孤岛时期，丁字号10幢还被征用开设了慰安所……一条普通弄堂，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
无论是居住设计理念还是家居或小区设施配置，四明弄堂在各方面都十分超前——石库门外部的前、后门楣、山墙及其上面所雕饰的图案、线条，西洋风格中糅合着中国元素，舒展大气，透露出比较典型的民国时期海派民居的建筑设计特色；石库门建筑内部，房屋客堂的前面有天井，后面有厨房，前楼为卧室，后楼为亭子间，上面为晒台，每套房内都有盥洗卫生设备，以及汽车间。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强烈感受到曾经的精致。
虽然随着后来时局的变迁、战时的动荡，房源的紧缺让原本独门独户的石库门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模样，但对老上海人来说，石库门始终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安心之处。唯有在弄堂里，上海人口中的“隔壁邻居”才显得特别亲切。
十里洋场，车马喧嚣
在“孤岛时期”，一大批剧院相继落成，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后来被推崇为“亚洲第一”的美琪大戏院。
1941年1月，上海亚洲影院公司在江宁路66号兴建剧院。这里原是大华饭店旧址，地段优越，东南方是大都会舞厅，西南方是上海酒楼。
该剧院由中国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洋的设计师，范文照回国后负责过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上海音乐厅等建筑的设计工作。美琪大戏院是范文照对自己早年复古思路做出了强烈反省后，决心“全然推新”后的作品。因此，美琪大戏院从设计伊始就流淌着现代主义的血液，其建筑整体为近代美国非常流行的现代装饰艺术派风格。
1941年10月15日，美琪大戏院一开张就成了上海的新宠儿，报纸称它“在远东建筑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五彩歌舞片《美月琪花》成了戏院的首映片，片名暗藏了大戏院的名称，可见戏院在经营上的用心良苦。美琪大戏院也成为上海首映西片的首轮影院。
能在美琪大戏院看一场电影，是那个年代上海市民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
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美琪大戏院的历史地位越发尊崇。1949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曾在美琪演出。此前，他还将美琪大戏院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出的首个演出戏院，首次商业演出10天，轰动一时。美琪大戏院从此成为上海戏剧演出的重要舞台。尤其在1964年，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受到热捧，演出竟然长达半年，共284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琪还一度成为上海重要政治活动集会场所。
1989年，美琪大戏院被批准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的浪潮加快了上海的发展和转型，在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美琪大戏院渐渐显得不那么耀眼。
为了让上海曾经最具代表性的剧院重获新生，2010年美琪大戏院停止了演出，一年后政府专项拨款2500万元，开始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改造修缮。经过不断地调查研究和方案调整，从原本打算“推倒重建”，到实现“保护性重建”，2016年，美琪大戏院以全新的面貌回归公众视野。
如今，踏入美琪大戏院的大门，便是与历史的一次邂逅。戏院门厅的地面上，米色背景与紫罗兰色放射线条组成了一个向外扩散的同心圆图案。记者从美琪大戏院了解到，这正是1941年戏院落成时的原本图案，是在此次改造修缮过程中偶然发现的。
近80年峥嵘岁月，犹如白驹过隙，但美琪大戏院依然坚定地矗立在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如今的它是上海市演出大型歌剧、芭蕾舞剧、音乐舞蹈的主要综合性高档剧场，也是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而其承载的历史，彰显的文化，依旧令人浮想，叫人迷思。
民族之魂，璀璨荣光
上海，因水而兴。静静流淌了数百年的苏州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苏州河在静安区的一段有一个美丽的称呼——“苏河湾”。这里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发祥地，至今仍保留着城市发展演进历程中的闪亮记忆。
张众告诉记者，自从两区合并之后，新静安有了有别于其他区的空间特点，即“一河两岸”和“中西合璧”。“苏河湾南北沿岸历史资源丰富，是一条多层次、多角度展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深厚底蕴的景观水岸。”
2018年5月，北苏州路470号大院内，一座历史老建筑悄然卸掉了外部的脚手架，露出了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真容。这幢建筑落成于1916年，比外滩不少落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都要“年迈”。它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业首脑机关”——上海总商会旧址。
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年久失修，这座建筑损坏严重，显得陈旧。上世纪90年代后，建筑一度被闲置，淡出历史的舞台。
2011年，华侨城苏河湾启动上海总商会修缮保护工作，邀请多位专家及十多家专业机构参与。历时7年的修复，三层楼高的清水红砖墙，两层通高的壁柱上装饰着古典主义特征的典雅花饰，三角形、半圆形山花窗楣……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与背后全球第6家宝格丽酒店相互衬托。如今，它被用作宝格丽酒店的宝丽轩中餐厅、500平方米的宴会厅和威士忌酒吧。
上海总商会修缮项目总设计师、OUR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创始人、CEO凌颖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总商会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迎接过美国商会代表团、筹办过中国国货展览，举办外交讨论会议等等。它还连续组织中国展品参展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26年费城世博会，并协助参与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这里是当时显赫的工商界名流的聚会之地，见证了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史和革命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商会经历过几次变迁，先后用于上海电子管厂、联合灯泡厂、上海市电子元件研究所的生产和研究，建筑的结构形态也因此发生了较大改变。主楼的坡屋顶被拆除，加建了一层钢筋混凝土楼层，建筑由三层变为四层，加建部位与建筑的整体风格不协调；位于北苏州路的门楼，由于当时房屋资源紧张，多处被改建和加建，内部被隔成多个隔间，屋顶被加高了一层，门楼主立面顶部“上海总商会”几个大字被抹去。
“当初在竞标这个项目时，有国外设计公司从可识别性的角度，提出了建筑修缮的观点，即采用相近的材料恢复屋面的体量关系，新旧各自为营，同时和谐相处。”但在凌颖松看来，上海总商会作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的缩影，经历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商业的历史变迁，这段历史是这个城市重要的历史记忆，“每一次修复其实是对城市DNA的探寻。‘重回世界巅峰’，很契合今天上海需要的城市精神，以及城市发展的状态，也很符合当下的一种人文和社会取向”。
因此，凌颖松大胆提出了他们的修缮思路和设计方案：把上海总商会修回它的“荣耀时光”，“我们用的不是一种反思的手段，而是一种传承和延续的手段来思考建筑，没有留过多的沧桑或者碰撞”。
被“削掉”的斜坡又重新回来了，上海总商会恢复了位于南入口之上的三角形山墙和精美雕花，连当年的烟道通风口都在大楼顶部得到了还原。
据《上海总商会新建议事厅开幕纪念册》记载，这幢大楼聘请了上海颇有名望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负责设计。1920年前后，沿北苏州路扩建了门楼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主入口，以及一段水刷石围墙，以连接主楼和门楼。
2016年施工阶段，工人清理破损的围墙时无意中发现：水刷石下面竟然还保存着清水红砖。凌颖松和团队接到反馈后连夜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早在1921年，围墙材质还是清水红砖，但到了1927年围墙加固时，外面被附上了当时流行的水刷石。
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他们紧急调整了方案，将被水刷石覆盖的清水红砖细细剥离出来，与另一段水刷石围墙并置，将不同阶段的历史痕迹于一墙凝固。
修复团队保留了1920年代刚刚建成时的门楼的样式，也保留了知青返乡后蜗居上海的城市痕迹，还保留了“文革”时期的标语，以及上世纪90年代电子元器件厂的一些安全生产警示。凌颖松表示，四个历史年代都在同一空间密集地碰撞，“每一代人都可以在这里面读到他所处年代的故事”。
凌颖松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市民，他们双手触摸到的窗户，脚踩的瓷砖，抬头看到的雕花，都是100年前的原物，他们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穿梭时空和历史的共情。而这才是‘建筑可阅读’最有魅力的地方”。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但在园林处，它又用了中式的太湖石装饰。而翻看老照片，你会发现总商会的这些董事们，每年合影大多数人穿的都是中式服装。这其实就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融入国际秩序，又希望能保持自己民族的内核的想法。”凌颖松说，总商会的一楼当时也建造了商品陈列所，鼓励大家支持国货、抵制洋货，“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有着它的身影。”（记者 应 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