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抗美援朝
管虎导演的《八佰》掀起了一股观影的热潮，而由他和《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绣春刀》导演路阳共同执导的抗美援朝电影《金刚川》也已定档10月25日正式上映。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金刚川是一条河，金城战役打响后，后勤物资需要通过桥运到前线，张振智等人受命要在这里架起承重桥。他和战友们利用敌人炸断的木料，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真的建起了一座大桥，可敌人出动了飞机，把7孔桥炸得只剩下了两孔，桥不能用了。张振智带着全连冒着枪林弹雨修桥，在这次任务中，敌人在承重桥周围共投下了近千枚炸弹，还有2500多发炮弹，可全连一直坚守到运输车通过为止。此时，英雄连长将何去何从？
在电影之中，演员也要经历真实战场上的那种抉择与挣扎，这是电影中的战争，也是真实战争的再现。
毛主席指示拍摄《上甘岭》
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就是家喻户晓的《上甘岭》，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我的祖国》（原名《一条大河》）至今传唱不衰。
这部电影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时，毛泽东主席了解了悲壮的上甘岭战役后，指示有关方面将上甘岭战役拍成电影，擅长军事题材片拍摄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影片的拍摄。长影厂立即组成了创作班子，由沙蒙、林杉担任导演，因为林杉曾创作多部革命题材的作品，所以他和曹欣、沙蒙、 肖矛成为《上甘岭》的剧本创作者。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导演沙蒙率摄制组两次前往朝鲜对上甘岭战役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了一百多位当年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士，记录的材料达到数十万字。剧作起先想将上甘岭战役拍成一部全景式的战役，但他们又觉得这样拍聚焦散了，反而不容易打动人，所以沙蒙大胆决定突破传统战争题材片的框框，将影片的视点投向上甘岭战役中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采用以小见大手法来展现人民军队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从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出发，《上甘岭》塑造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群像。比如张连长，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令人印象深刻。影片基调确定后，编剧林杉进入创作，不久完成了初稿，但他认为还不满意，当他看到一篇关于志愿军女战士王清珍在上甘岭战役中事迹报道后，于是便在剧本中加入了一个女角色王兰。让整个故事更有层次感。
负责美工的刘学尧和特技设计蔡光为了真实再现上甘岭战役的场景，经多方考察，在安东附近选择了一个相似的地形，调动两个营的战士，翻表土，挖阵地工事，筑坑道口，造出了又一个“上甘岭”。为了真实地再现上甘岭的坑道，蔡光在设计坑道时相对加大了坑道高度，采用框架分解式结构，以人、弹药箱、坑道柱子造成层次感。为了机枪音响效果的逼真，刘学尧还专门从上甘岭拣回了许多机枪子弹，由影片军事顾问赵毛臣（上甘岭战役中的连长）亲自打枪录音，因而取得了非常真实的效果。
《奇袭》为什么传奇
你还记得电影《奇袭》中的侦察连长方勇吗？
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惊险战斗故事的影片《奇袭》，在当年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影片的主角——侦察连长“方勇”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部影片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件，“方勇”的原型就是时任38军侦察科副科长，后来成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的张魁印。
张魁印是山西平遥人，1921年出生，1937年入伍，1941年入党，是一名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1950年11月，朝鲜战场二次战役拉开序幕，就在这时候，张魁印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8军军长梁兴初决心打一个漂亮仗，于是他命令张魁印、113师侦察科长周文礼率领323人组成侦察支队，张魁印任支队长兼政委，周文礼任副支队长，在二次战役前的11月24日秘密插入敌后，务必于11月26日8时前炸毁武陵桥，堵死敌人后路，配合主力部队歼灭德川地区的伪七师。
11月24日晚10时，张魁印带队向敌后挺进。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利用炮火射击时发出的火光观察道路和地形。他们绕过敌人的重重防线和警戒，很快插进敌人前沿，奔向浦洞。浦洞是敌军两个师之间的结合部，要炸武陵桥必须从这里穿插过去。小分队途经浦洞时，实际上就是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小分队表面轻松，心里却紧张得很，每个人的枪都打开了保险，手榴弹掖在袖筒里。
经过哨卡时，面对敌人哨兵询问，小分队的向导回答机智又巧妙。对方问：“哪里的？”他们答：“一大队的。”又问：“哪来的？”答：“前边来的。”问：“去哪里？”答：“去后边。”这些含糊其辞的对话居然蒙混过关了，小分队顺利通过了浦洞，继续向武陵桥方向挺进，那里有60余人的守桥敌军。
清晨6时左右，小分队逼进桥头，守桥之敌刚刚起床，正在洗漱，他们发现小分队的战士们，碉堡还没来得及进去，就被消灭了。敌人不知所措溃逃，除伤亡、被俘外，少数逃往山里。爆破组飞速奔向大桥，大同江刚封冻，冰面刚能承住人，一不小心便会滑到水里，桥墩高有5米左右，战士们携带的软梯不够长，为抢时间，他们搭成人梯，把160公斤炸药安放在桥墩上，并点燃了导火索。
侦察支队以伤亡各1人的极小代价，炸毁武陵桥，切断敌方退路和后援，为战役全胜赢得了最佳战机。张魁印先后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而电影《奇袭》，就是按照张魁印的真实事迹改编的，正因为真实，因而更富传奇性。
“最小的伤就是火药星打到脸上”
2015年，刘烨出演了彭顺导演的战争片《我的战争》。
2015年9月29日，《我的战争》在沈阳调兵山开机，全片拍摄历时118天，转战三省四县十几个拍摄场地，刘烨也吃了不少苦头。
拍摄过程中，剧组从气温摄氏二度多的北京转战气温近零下二十度的河北东北等地，全部工作人员曾在零下十几度的情况下拍摄近半个月的夜戏。
为了展示真正的历史，剧组把所有的装备都原样化的展现，租借了超过两百多条当时的步枪冲锋枪和一台建国后仿制的日式92式步兵炮。彭顺导演在拍摄的空闲时间，经常和枪械组的老师们了解美军的装备背景和作用。整个拍摄过程中集结近千名群众演员上演大冲锋，超过10万发以上的子弹消耗。
《我的战争》的爆破场景全部采用真实爆破。拍摄时刘烨脸部被炸点的火药星烫伤，双脚在肉搏战时崴伤。而杨祐宁有一场救刘烨的戏，在他的身后有一个汽油弹要爆破，他吊着威亚背靠炸点炸飞在空中360度转体，腰部磕在坑道檐上，而刘烨则被直接摔进坑里。
“最小的伤就是火药星打到脸上，脸立马就会被烫红。”刘烨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为了再现战争的激烈与逼真，拍摄中，刘烨全部亲自上阵，特别是影片中的众多爆破场景，非常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为呈现最好的画面效果，刘烨多次近距离接触炸点，虽然和导演、爆破师进行了反复沟通，但还是避免不了小小的烫伤。除了被烫伤，刘烨的双脚也未能幸免。“最后子弹打光了肉搏战时，需要往山下滚，脚正好别着，再一扭，把这脚整个就‘咔吧’给掰过去了。”尽管刘烨笑称这是他从影以来首次受伤，不过正所谓“伤疤是献给硬汉一辈子铭记的勋章”。戏里戏外刘烨都将“真男人”的态度展现出来——坚毅、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再次展现了一位演员的专业素养。
《猪排山》的反思
1959年5月29日，一部名为《猪排山》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了，它讲述的是那场在几年前结束的战争的故事。
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曾经因《西线无战事》一片获第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战争片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一次，他把镜头瞄准了朝鲜战场上的血与泪。
影片中的“猪排山”并非我们熟悉的“上甘岭”，而是志愿军记载中的“石岘洞北山”。“猪排山”的名字由来是同样由于这个山头的轮廓，但随着美军在这里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个名字也似乎有了另一重意思，让人联想到屠宰场和血腥。围绕这个标高仅300米的“猪排山”，双方从1952年到1953年先后多次交战。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实在不多，堪称大制作的更是凤毛麟角。米高梅公司投资了210万美元，相对《宾虚》的1500万美元投资，《猪排山》实在谈不上大投资。但是，《猪排山》是一部在细节上十分用心的影片，片中从士兵身上的各种装备到轻武器的型号无不准确。此外，迈尔斯通导演指导战争片的功底，整个战斗过程、双方战术、对抗的动态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不亚于军事教育电影，也是此片一个独特的看点。
影片根据美国陆军后备队马歇尔准将的《猪排山之战》一书拍摄，将视角定在美国第七步兵师的一个步兵连身上，他们的代号为“K连”。在朝鲜停战前夕，K连却要执行一个倒霉的任务——夺回一座刚被中国志愿军攻占的小山头。
朝鲜战争后期的1953年7月，当战争各方在进行和平停战谈判时，美军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命令克莱门斯中尉率领美军一个连进攻没有军事价值的255高地。他们知道板门店停战谈判可能随时会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些士兵不太愿意做无谓牺牲。美军在猪排山阵地上与中朝军队进行争夺战，甚至进行残酷的肉搏战，等到增援部队到达时，135人的连队打得就剩下25个人。
《猪排山》的主演，正是大名鼎鼎的格里高利·派克。历史上，在派克扮演的那个连长终于被换防下去之后，志愿军随后发起一次夜袭，夺回阵地。此后战斗扩大，美军第七步兵师及其配属的南朝鲜、泰国、埃塞俄比亚军队，共计19000人；中朝方面投入两个师，共计20000人。双方死死纠缠在一起，整整打了4天，“联合国军”前后9次试图夺回阵地，均未能成功。在这片0.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根据美军记载，他们有1000多人伤亡；韩军自称有120人丧生。
这场战斗可以说是整个1952-1953年38线附近双方拉锯战的缩影。令骄傲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就像变了一个国家一样，焕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这场战争，在美国老兵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残酷，因为对手的强硬。正因此，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写了一部回忆录，名字叫“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这在美军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记者 何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