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双伸出的手，都饱含深情
拼多多2018年上线的“多多果园”小游戏中，用户在虚拟世界里浇水施肥，最终会在现实中收到货真价实的水果。根据平台数据，“多多果园”高峰期每天可以送出200万斤水果。消费者享受线上游戏乐趣的同时，也尝到了新鲜的农产品，这就是由拼多多发起的探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机制性衔接的创新模式。
作为根植于上海的互联网企业，拼多多一直积极参与上海对口帮扶工作，已在云南和新疆等多个地区落地“多多农园”项目，更快速有效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农货销售问题。
《新民周刊》发现，在上海，像拼多多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他们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精准支援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的同时，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除了企业，上海积极参与对口帮扶的社会主体多种多样，他们当中有退休的各界专家，也有热衷公益的电视人，每一双伸出的手，都饱含深情。
贫困地区农产品成“网红”
云南文山是上海对口帮扶地级州之一。2016年底，成立仅仅一年多的拼多多公司派团队来到这里，发现遗落在田间地头的雪莲果香脆可口，富含低聚果糖（FOS）和酚酸，具有肠道调节和帮助减肥的功效。
2018年，拼多多售出超过3600万斤雪莲果。优质雪莲果的供不应求，使得农民扩种的意愿非常强烈。云南雪莲果种植面积由2016年底的6万亩，激增至2018年底的超过9万亩。
然而创造需求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农业仍然是受流通环节制约最严重的行业，贡献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农民，始终处于价值链条的底端。在收购商和农户之间的市场博弈中，后者无疑处于下风。与此同时，由于普遍冗长的供应链条，农产品源头把控不强，中国真正的农产品品牌很少。
有鉴于此，2019年3月，拼多多正式成立“多多农园”，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的指导下，探索当地产销一体化体系的构建。当年4月26日，拼多多与云南省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力推进云南特色农产品上行工作，构建种植、加工、营销一体化扶贫兴农产业链条。
为打破农产品“有产地、无品牌”的怪圈，为产区、为农户创造更多价值，拼多多联合云南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发起制定申报雪莲果种植地方/国家行业标准——这也是云南首个由电商平台联合发起的农产品标准。
2019年6月，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多多大学共同创办的公开课落地丘北，多位专家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解了现代农业种植、流通，以及以财务、电商运营为核心的市场化知识。这类公开课以周为单位，贯穿全年，遍及云南省各州县。
与此同时，“多多农园”推动当地建立“新农商”机制——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集合的合作社为主体，拼多多提供资金、技术和渠道支持，培育本土青年成为“新农人”带头人，参与贫困户则无偿成为新农商公司的“股东”，在享受优先收购等特权的同时，还将获得公司的利润分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教授分析表示：“‘多多农园’是需求推动供给的典型。这个实验体仍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但它切实命中了‘人才留存’和‘利益分配’这两个当下农产区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多多农园’能完成预设目标，不仅将缔造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标杆，更将推动更多农产品发生巨大变化。”
“多多果园”在云南文山的成功，也为其他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上行指明了方向。拼多多副总裁狄拉克介绍说，2020年春节前，公司就派出工作组，前往云南、四川、新疆、陕西、山西、黑龙江、山东、广西、福建、河南、浙江等省区调研，重点围绕“三区三州”和优势农业区遴选试点县市。
2020年6月，拼多多联合云南省共同上线了“云南消费扶贫馆”，囊括了云南全部16个地级市、自治州的1500多款农产品，扶贫馆上线当天即销售农产品超12万单。
守护村医，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如果说拼多多是打通了农产品走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另一家根植于上海的企业复星则打通了健康扶贫的“最后一公里”——2017年12月，复星启动“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
6.4亿和144万，这分别是中国现有的农村人口和乡村医生数量。在6.4亿农村人口面前，144万村医如同点点“微光”。“微光，虽然微小，却足够温暖，正在一点点改变中国的农村。”
49岁的李玉忠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攀枝花乡碧播村，村子四周高山林立，雨后又常遇泥石流塌方，骑马成为他当时出诊唯一可行的选择。从医13年，李玉忠的电话从来没关过机，因为在关键时刻，他的电话号码能救命。
李玉忠给不少老人留过自己的电话号码，老人们常常把纸片放在兜里，总容易遗忘丢失。李玉忠干脆定做了一批打火机，上面印着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看病的老人送一只。从此，“打火机医生”李玉忠的名字在方圆百里家喻户晓。碧播村588户村民2712人的基本医疗，都担负在李玉忠一人的肩上。
山上本没有路，李玉忠和他的马走的次数多了，也便有了路。在中国乡村，像李玉忠这样不辞辛苦，一直在出诊路上的乡村医生，还有很多。
如何为乡村医生提供更持久的动力？“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给出了答案。一方面，复星从各个产业板块的成员企业中抽调员工，让他们以专职扶贫志愿者的身份赴贫困县派驻一年，逐年轮换；另一方面，复星不同产业板块的全球合伙人“一人一县”结对帮扶，57名合伙人每人对口一个项目县，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做实做好医疗扶贫、教育扶贫、消费扶贫等重点工作，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
2020年8月，复星国际董事长、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郭广昌在“健康中国2020十大暖心乡村医生及乡镇卫生院院长发布仪式”上宣布，“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2年多来“覆盖14个省市自治区、69个国家级贫困县、守护了20472名乡村医生，直接受益的建档立卡户303428户，贫困人口1114480人”。
据悉，乡村医生项目到今年年底将覆盖全国近100个贫困县，约30000名村医，惠及约3000万名村民。
银龄行动，上海退休专家奉献边疆
上海退休医生，谁都知道是个“宝”，市场上的医疗服务机构对他们“求贤若渴”。
不过，早有一批又一批上海的银发医生每年远赴新疆，以志愿者的身份深入新疆地州市县各医院开展“传帮带教”工作，努力为当地培养“带不走的科技队伍”，这就是始于2003年的沪疆“银龄行动”。除了当地最需要的医疗卫生人才，文化教育和农业科技方面的退休老专家也逐年加入进来，成为上海智力援疆的品牌项目。
退休眼科医生刘红娣自2010年第一次报名以来，九赴新疆，是沪疆“银龄行动”17年来参与次数最多的上海专家。
退休前，刘红娣是上海眼病防治中心的眼科主任医师。2006年退休后，她被医院返聘。2010年3月，她听说上海市红十字会正在招募退休医生去新疆，就主动报名了，当年夏天去了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报到。
作为返聘专家，刘红娣在上海眼病防治中心开的是专家门诊，患者络绎不绝。而去新疆当志愿者，刘红娣无偿工作，并且主动要求看普通门诊，就是为了让当地患者少花钱。
刘红娣感叹，当地很多病人的眼病是被耽搁了，如果早一点治疗，就不会拖到了可能失明的地步。因此，她看病是七分治疗三分宣传。不懂汉语的病人觉得这个来自上海的专家问长问短特别热心，心里就更加敬重她。
因为单位和家人的支持，刘红娣2012年又报名去了新疆。这一次去的是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没有单独的眼科，只有五官科，因此刘红娣的任务并不轻松。
某一天她在病房查房时，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往她口袋里塞了一张纸条就跑开了。刘红娣打开小纸条，只见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不少字，其中有一句：“您读完这封信以后，不要讥笑，因为是我对您的爱。您明天早上能不能再给我照相?”刘红娣突然眼眶一湿，被感动得说不出话。
这名女孩名叫哈斯耶提，当时13岁，是泽普县的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因为中耳炎住院治疗。哈斯耶提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和蔼可亲的刘红娣，认为“刘大夫笑起来非常温暖，这是妈妈才会有的笑容。”小女孩成了刘红娣的粉丝，经常跟着她，观察她，还主动帮她当翻译。眼看就要出院了，这才鼓起勇气写下这张纸条。
刘红娣和13岁的哈斯耶提拍下了第一张见证友谊的合照。刘红娣把哈斯耶提当成“维吾尔族女儿”，而哈斯耶提的手机上，对刘红娣的备注是“汉族妈妈”。此后的8年时间，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刘红娣关心哈斯耶提的生活和学习，哈斯耶提也希望能够走出喀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2015年，刘红娣第四次到新疆，来到了喀什地区叶城县人民医院，距离泽普48公里。16岁的哈斯耶提一个人到叶城，和“汉族妈妈”见上一面。这成为后来的一种惯例——只要刘红娣到新疆喀什参加“银龄行动”，哈斯耶提都会赶去看望她，哪怕要坐上5小时的长途车。
刘红娣的经历，只是十七期沪疆“银龄行动”392名老年志愿者的缩影。十七年来，这些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架起沪疆两地友谊之桥，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克拉玛依市等5个地州市、16个县、151家单位留下艰辛的脚印,推动民族团结。
“综艺”+“扶贫”的上海模式
上海人家喻户晓的女主持陈蓉，这两年有了新身份——“新村民”。作为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节目制片人兼总导演，陈蓉和节目中的明星都戴着红袖章，上面写着“新村民”。这样的身份设置让他们褪去光环与当地村民平等地交流，共同探讨农产品的行销方案。艺人任贤齐在节目中表示：“这档节目很不一般，我不是歌手也不是明星，而是像好朋友的角色，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通路。”
作为中国首档精准扶贫的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从2018年至今做了5季节目，携手100多位“零片酬”明星及企业家，走访拍摄了15个省、自治区的30个贫困县。
这档节目和传统的扶贫宣传报道有很大不同。用陈蓉的话来说，电视媒体在扶贫事业中不再只是观望者和传播者，而是化身为实际的参与者和践行者，真正做到用电视制作的力量驱动扶贫目标的实现。
5季以来，节目已经涉足医疗、教育、异地就业等多个扶贫领域。
“产业扶贫”一直是节目的核心，“把原生态的农产品送到城市的餐桌”是节目一直在做的事情。而在这背后，节目组做了大量“连接”和“整合”的工作。每到一处，节目嘉宾都会对当地进行走访调研，挑选出最具市场潜力的农产品，再联合专业的团队对其进行品牌设计，将之包装成可以推广销售的商品。而后，还会举办一场盛大的订货会，邀请客商订购，为这些农产品打开销路。
《我们在行动》第2季第一站来到了云南。这里有一款土鸡，受高原山坡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俯冲和飞翔能力增强，太阳光过于强烈时，还会飞到树上乘凉。这款品质优良且独具特色的高原飞鸡因为当地没有屠宰场，不能冷链配送，只能卖到县域。为了帮助这款产品打通全国各地的销路，节目组火速联系到隔壁县的一家屠宰加工厂，解决了土鸡的宰杀和真空包装问题。
然而，上海的采购商到现场实地考察时发现了新的难题——当地的真空包装标准和上海的完全不一样，这将导致运输过程中有漏气的风险，影响商品的售卖。于是，节目组又邀请了上海的专家对屠宰场进行合规的真空包装指导。最后一步，节目组配合上海蔬菜集团的供应链体系，将土鸡置入“云品入沪”工程，并为其取名“金平诺玛飞鸡”，设计了相应的logo。至此，云南土鸡终于完成了标准化加工生产和品牌化推广，作为一种商品面向市场销售。
“大量农村的农产品没有标准化，产品质量不一，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因此，消费者即便想买也找不到途径，无法形成大规模精准匹配，非常被动，转化率也不高。”陈蓉总结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行动》已经打造了“爷爷的挂面”“巴楚留香瓜”“阿哒的柑”等32个县域品牌。“贫困山区的村民做不了的，我们来。”
在前几期节目的基础上，《我们在行动》第5季引入了新元素：直播带货。薇娅、李佳琦、烈儿宝贝等头部主播纷纷加入。“五四三二一，上链接”话音刚落，“没了，要不要加货”的问话就会响起。在李佳琦的直播间，30000组苦荞茶刚一上架就瞬间售罄。不到两小时的直播，薇娅、李佳琦两人的销售额双双破千万。电商直播解决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在贫困户和消费者之间搭建了桥梁。
为了让农民们能够长久地享受到电商直播的带货优势，节目组还安排这些头部主播教授如何直播，让手机变成“新农具”。山西隰县，为了保障玉露香梨的长期销量，让农民获得可持续的、稳定的收入，带货主播烈儿宝贝直接开了一场直播，现场教学示范如何带货，并解答村民直播中的困惑。另一位主播祖艾妈则开了一场电商培训讲座，在场的学员认真记了好几页笔记。
2020年9月，导演组再次来到两年前《我们在行动》第2季的首发站新疆巴楚县，当地扶贫产品巴楚留香瓜的种植面积已经翻了10倍有余，而且供不应求。
东方卫视另外一档精准扶贫公益节目《极限挑战宝藏行·三区三州公益季》（以下简称《宝藏行》）聚焦“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同样彰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与《我们在行动》有所区别的是，《宝藏行》更侧重展现“三区三州” 的自然风光、当地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风貌，以及我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
《宝藏行》属于《极限挑战》的番外篇，延续了“极挑”的IP。极限男团成员雷佳音、岳云鹏、王迅、贾乃亮、邓伦、郭京飞携手杨超越、虞书欣、秦昊、任嘉伦等新成员兵分多路，从2020年5月12日勘景筹备，到8月30日杀青，节目组历时101天走遍“三区三州”取景拍摄，历经新疆喀什、巴楚、叶城，甘肃临夏、甘南，云南宁蒗、香格里拉，西藏日喀则、江孜、定日、拉孜等地。最后一期节目中，6位嘉宾和120位摄制人员登上珠峰大本营进行录制，这在中国综艺节目中尚属首次。
嘉宾们在探寻和体验中，见证扶贫成果、致敬扶贫一线人员，并身体力行助力脱贫攻坚——深度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向观众展现各地独特的“宝藏”。
“宝藏”指的并不只是当地的特产，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蕴。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宝藏行》总导演施嘉宁告诉《新民周刊》：“我们探寻的是一种扶贫的精神。”
首期节目中，嘉宾们踏上新疆的土地，来到拥有全世界最大面积胡杨林的“奇特村”。通过了赶羊、护林、挖水渠三重考验后，嘉宾们集齐了宝藏线索，跟随指引来到夏玛勒乡林场小学，在班级里找到本站的最终宝藏——一位99岁高龄的护林人。这位老人从17岁开始护林，坚守了82年。护林人的精神、胡杨林的精神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这和扶贫精神是相通的。
节目中还出现了许多一线扶贫工作者，比如上海的援疆干部李林波、潘振飞等。施嘉宁表示，邀请援疆干部是希望观众能看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本身也是“极限挑战”。
《宝藏行》首期节目播出后的一周内，巴楚县、鹿苑、奇特村、白沙山、红海景区等迅速抢登“旅游目的地”搜索榜。
这些扶贫成绩的背后，是《宝藏行》团队300余人的艰苦付出。“这么大的制作团队，在高原这么长期的录制，在国内可能是第一次尝试。”高原反应再加上高强度工作，很多人感冒发烧，施嘉宁透露，“我们一边录一边就往下送人，最后整个导演组只剩下几个人。”
不管是《我们在行动》的“产业扶贫”，还是《宝藏行》的“旅游扶贫”，都以带动贫困地区长效发展为最终目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着上海电视人的力量。（记者 金姬实习生 余诗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