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的人们啊

　　如果说黄浦江是城市会客厅，那么苏州河则是魔都亭子间。上海中心城区的苏州河，从外白渡桥至外环线，蜿蜒曲折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百年往事，两岸的点点滴滴则是上海人的无限回忆。

黄金水道见证民族兴亡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的研究，苏州河两岸的老地名，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有些是村落名，有些是河流名，有些是古桥名，有的还是当地的庙宇名。在上海开埠以前，这里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

　　上海史学者郑祖安指出，开埠后的英美列强敏锐地发现，苏州河一带是贸易和水路航运的最佳港区和地域。

　　1899年英美租界大扩张后，处于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东、南面为租界所夹，面临着西方列强继续侵及的严重威胁，上海、宝山两县的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立即组织机构，在境内兴建桥梁、修筑道路、开辟商场，用加速地方繁荣的办法来抵制租界的向北、向西推进。

　　一时间，这里集聚了一批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人物。

　　正如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在《醉上海》一书中写道，苏州河畔，第一批中国实业家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将农耕大国拽入工业文明，让“洋布”、“洋面粉”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的日常。

“三湾一弄”的华丽转身

　　见证了上海城市发展与民族工业兴起的苏州河，同样也是这座城市苦难与重生的亲历者。

　　根据薛理勇的《潮起潮落苏州河》一书，现在普陀区境内的朱家湾、潭子湾和潘家湾，再加上小沙渡南岸的“药水弄”，合称“三湾一弄”，这里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贫民窟。

　　上海的棚户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在黄浦江两岸各码头，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些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上，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三湾一弄”大致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当时的主要居民大多是附近的码头工人。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棚户区，尤其是从上海周边的江浙等地坐船而来的贫民，很多选择在“三湾一弄”登陆，在这片棚户区里安家立命。

　　作家许成章1937年出生在药水弄，后来又全家迁至朱家湾。在他根据回忆写就的《三湾一弄之朱家湾速写》中，提到最早的棚户区居民，清一色是外地人，有的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有的因灾荒而背井离乡，更多的是因贫困而来上海谋生。

　　清晨，宁静的棚户区被一声“拎出来”吼叫声惊醒，门户洞开，每家拎出一只只马桶放至门前，随后劈引火材板，生煤球炉，霎时弄堂里烟雾弥漫，倒马桶车过后，烟雾中，“哗啦啦啦”刷马桶声响此起彼落。那年代有首流行歌曲，开头两句：“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人儿跟着它起。”倒是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作家李其纲出生在“三湾一弄”附近的平江村，他对于棚户区的生活深有感触。经过他的观察，发现这里的人也分为三六九等——“上档次”的是民办小学的教师，中药房配药的药工，人力三轮车工会的干部，苏州河对岸的纱厂、面粉厂、啤酒厂、制鞋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接下来是集体企业的工人，比国企工人差一些，算是二等；三轮车夫、拉橡皮塌车的车夫、码头搬运工、马路清洁工等卖苦力维生的，属于第三等；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单位、没有劳保、没有固定工资的人：街头擦皮鞋的、磨剪刀的、卖爆米花的、菜场里刮鱼鳞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湾一弄”的棚户区，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另外还有极为出名的“滚地龙”——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棚，挂个草帘当作门，弯腰才能进出。没有窗，没有水电，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瘟疫时常发生。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水电通上了，“滚地龙”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然而，这里仍是出名的“下只角”。

　　“三湾一弄”的大变样，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劳动人民地位提高了，手头闲钱多了，棚户区的居民想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善住房。“滚地龙”逐渐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还有人家开始建造二层楼房。不过，由于都是各自为政，这一阶段的住房改建大多为“违章搭建”，房屋和房屋之间显得格外拥挤。因此，“三湾一弄”的住房条件仍然十分落后。“房间里，放一张钢丝床，一个五斗橱，就塞满了，基本没法走路了”。于是，很多居民到了夏天，就拿张躺椅到苏州河边找个地方睡一晚。

　　与此同时，由于苏州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船只将垃圾、废物掷弃于河内、堆积于河边，苏州河上经常可见大量的污物随河漂浮，流向各处。更为严重的是，沿岸的工厂向苏州河排放大量的废水、废物、废气，终致河水发黑变臭。

　　李思源在《苏州河奏鸣曲》中回忆道，当1964年他跨过苏州河去一所中学报到时，“沿碎石铺就的光复西路一脚高一脚低地向中山北路走去,平行的苏州河上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毗邻工厂里哗哗排出的污水冲击着河上漂浮的瓜皮和垃圾。漆黑的河面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驳船,船上炊烟袅袅,婴儿的尿布和换洗的衣服像万国旗似的迎风招展”。

　　在当年，李思源的学生都来自苏州河畔的“三湾一弄”，学费是每学期12元,可每年一个班级里都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符合减免的标准,还有不少的学生符合分期缴纳的条件。“有一年一个学生的奶奶来找我:请我帮忙反映一下,把分二期改为分三期,白发苍苍的她向我拱着手嗫嚅低语眼里噙着泪花,而我却难过得号啕大哭了起来。”

　　从王家宅、建民村到后浜,李思源走访过上千个学生家庭,发现百分之七十的人家住的是自己搭建的板房、草屋。用数年的精力自己敲煤渣砖而盖起的小楼房都会引人羡慕,而棉纺系统“自建公助”的工房就相当于今天的别墅了。学生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务：到水站去排队挑水,做煤饼、敲煤渣砖是极平常的事。

　　1998年，潭子湾、潘家湾和王家宅被称为“两湾一宅”的动迁改造终于启动。这是上个世纪末“365”旧区改造重大民生工程里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这里住有一万多户居民、147家企事业单位。1999年底，中远两湾城的兴建工程打下了第一根桩。

　　薛理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远两湾城”保留了潭子湾、潘家湾的历史地名。不过，这里原来有的“潭子湾路”和“潘家湾路”被注销，新建设的一条路，重新取名为“清水湾路”。

　　至此，“三湾一弄”成为历史，曾经的苏州河棚户区居民也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心动苏州河

　　《心动苏州河》的作者潘真，和苏州河的缘分始于70年代初。当时她被父母放在北京东路432号景楼大楼顶层的幼儿园里上全托，每天都在苏州河的汽笛声中醒来和入睡。年幼的潘真无忧无虑，有的是时间趴在北边的窗台上，朝下面望野眼：城市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但看得到小小的轮船，很多时候还是一长串拖轮，“突突突突”慢慢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

　　随后若干年，潘真和苏州河的缘分淡了。直到2006年开始写作“心动苏州河”的专栏文章时，她才重拾儿时的记忆，并更加关注苏州河两岸的人的故事。

　　潘真的“心动苏州河”专栏刊发在报纸的第七版，这本来是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版面，如果贴在读报栏里，往往也是被贴在背面。让潘真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这个专栏收获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手写信件的信纸是从32开硬面抄里撕下来的，密密麻麻写了整整4页。作者是一位姓凌的幼儿园退休女教师，她在信中写道：“我住慎余里有70年历史。抗日战争爆发，从南市区炮火连天中逃难出来，那时我9岁……”

　　苏州河两岸，除了“三湾一弄”，还有里弄房子，如悦来坊（1906年）、延吉里（1911年）、合康里（1911年）、协志里（1922年）、慎余里（1923年）、宝庆里（1928年）等多条里弄。

　　建于1923年的慎余里位于北苏州路天潼路，当年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畊莘、中国银行保险公司总经理过福云、著名学者薛慕桥、沪剧名角王盘声、现代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等曾在此居住。

　　潘真好奇地拨通了留在信件地址旁边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独居的凌老师，两个人一聊就好几个小时。

　　凌老师9岁那年跟着父母从南市区逃难到英租界，一家人东寻西找就进了慎余里。“感觉弄堂蛮宽敞蛮清洁蛮幽静的，可能因为当时住家少吧。”正是夏天，有小孩带了小矮凳在弄堂里乘凉，像太平盛世的光景。于是，一家人就租了房子，住下来。兄妹几个到附近开封路上的南洋女子中学读书。哥哥读高中进南洋中学。慢慢地，搬到弄堂里来的住家也一点点多起来，小朋友越玩越多了。

　　一转眼，凌老师就在这里住了70年。晚辈陆陆续续搬离了石库门，可老人们舍不得走啊！凌老师一个人住着前厢房、中厢房40多平方米的两间，虽然每月房租比别人家贵，但“每天太阳从早上晒到下午2点，冬暖夏凉的地板房，住惯了”。小小的遗憾是，在十几年前唯一的一次大修中，大门上漂亮的砖墙被偷工减料修低了，门口漂亮的地砖也被撬掉而代之以水泥地了。凌老师闲来无事还喜欢“穿弄堂，沿河浜边走走”。

　　2012年，慎余里也开始动拆迁了。正如潘真在2007年《慎余里来信》一文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苏州河边，这样的风景越来越少，许许多多的故事已被拆得无迹可寻了。”（记者 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