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只是第一步
每逢冬季,碧波荡漾,发源于唐古拉山的长江,又迎来了自己的相对枯水期。到了冬末春初,大地回暖,长江水里的鱼儿纷纷溯流而上,来到上游产卵繁衍。这些灵动的水生物,如此循环往复,已有成千上万年。
鱼通常没有记忆,否则2020年对长江鱼类而言,绝对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它们会发现,那个“资历最老的前辈”不知何时就消失了。今年年初,一篇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的论文显示,早在2005—2010年时,长江白鲟估计便已灭绝。这种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被称作“长江淡水鱼之王”的大型鱼类,忽然之间没了踪影。
另外,也有些近年来不断减少的伙伴,又再次出现,令人欣喜。11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于长江宜昌江段发现1尾鳤。这是科研人员继2017年6月在洪湖江段发现1尾鳤后,再次发现鳤。
长江十年禁渔:“及时雨”与“持久战”
2003年大年初一,四川有渔民在长江中误捕了一尾白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救护团队听闻这一消息,迅速赶往当地。经确认,那是一尾长约4米、重150多公斤的雌性长江白鲟。由于适逢产卵期,其腹中还有大量鱼卵。研究人员在安装了超声波追踪设备后将其放生,但后来不幸发生。由于追踪船触礁损坏,最终失去了信号。
没人能想到,这可能是人们最后一次发现长江白鲟。等到它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2020年年初的微博热搜——“长江白鲟灭绝”。很多网友看到这一话题,难免感慨:“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白鲟灭绝,更引起了公众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的关注。要知道,白鲟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但最近和人类相处短短40年后,便难逃灭绝的命运。这种鲜活又珍稀的物种,灭绝如此之快,着实令人唏嘘!
1月初,《新民周刊》曾联系采访到提出白鲟灭绝的论文通讯作者危起伟。他是著名鲟类专家,也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告诉《新民周刊》:“白鲟已经没了。保护其他极度濒危鱼类,要越快越好,不然就没机会了。”
“越快越好,不然就没机会了。”这句话反映的正是长江水生物保护的严峻现状。白鲟之外,还有江豚、中华鲟等珍稀水生动物,它们都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在江豚分布最为集中的八里江江段,1989年约有260头,十年后只剩下70头左右。近年来,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但依然不容乐观。
此外,曾在上个世纪多次被拍到与渔船共游的白暨豚,更是早在本世纪初便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注:功能性灭绝,是指一个物种在自然界已经无法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灭绝则是指该物种彻底在自然界消失)。
类似的还有中华鲟。就在12月4日,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Science)的文章《Chinese sturgeon needs urgent rescue》称,长江流域中华鲟繁殖种群数量逐年下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予以救助。
除了珍稀鱼类,长江里曾经最不缺的经济鱼类——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也遇到了产量危机。上海崇明渔民老徐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好年景。但随着时间推移,鱼越来越难打。“我们不是不知道,‘断子绝孙’的电网捕鱼不好。”老徐叹了口气,“可不这样,打不到鱼啊!”如今,“四大家鱼”繁殖数量已不足上世纪60年代的10%。
正因如此,近年来有业内人士频繁敲响警钟,提出如果再不加以重视,长江甚至会在未来面临“无鱼”危机。不过,几乎就在白鲟灭绝的新闻传出的同时,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农业农村部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自2021年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长江生态系统而言,这是一场“及时雨”。说它是“及时雨”,是因为过去一年,虽然禁渔尚未全面开展,但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效。在2020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部分江段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较2019年有所增加。
“让数量庞大的渔民退出,帮助他们再就业,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于长江禁渔而言,今年是退出的攻坚战,明年开始禁渔的持久战。”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这场持久战中,注定少不了困难。在唐议看来,在长江不同流域,各区域的渔政执法能力有明显差异,这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执法难度变大。“非法捕鱼的过程往往是流动性的。大多数鱼类产卵时会集群,那么非法捕捞也会选择这个时机。但不同鱼类产卵的时间、地点也有差别,这也加剧了流动性。”
此外,禁渔的执法过程中,设备问题也考验着不同地区。“相比公路,水上拦截很麻烦。除了执法船不够快不够多,以致追不上非法捕捞的,取证方面也存在不足。从数据上看,黄河以南所有内陆水域,平均一个执法机构1.2艘船、0.69辆车、0.4台执法记录仪(涉及取证)。这些数据显示,我们渔政执法从拦截到取证的力量都需要加强。”唐议说。
毫无疑问,禁渔只是当前长江生态系统保护的一处缩影,它也并非一项孤立存在的工作。对于长江流域的治理而言,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各方面要素,共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与耐心。11月14日,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
为什么要长江大保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其中,主要得益于长江文明之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陈家宽看来,保护长江,事关中华文明的延续。
早在新石器晚期,长江流域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进入了文明因素的孕育期,并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不过,文明起源的开始,并不等于文明的形成。陈家宽指出,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产生,长江流域文明才从孕育、起源、发展到逐步形成。此外,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新石器时期的主要文化,几乎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其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平原、太湖流域和三峡地区。
之后的历史长河中,长江流域孕育的古代文明极具多样性,例如荆楚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鉴于此,在中华文明多源论中,支持者认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最后融合成统一的中华文明,而长江文明是其中之一。
除了中华文明能够溯源长江,长期以来,长江流域更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它以全国20%的国土面积,养育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40%的经济总量。这些贡献的背后,主要源自长江丰沛的水资源与航运资源。
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20倍,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流域。而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是流域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外,长江流域有世界居首的航运资源。流域内总通航里程7万公里,占全国的70%以上,居世界之首;长江干支流航道与京杭大运河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内河水运网。
保护长江,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除了上述提及流域内各地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本身自然环境也相去甚远,这同样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
“长江跨度非常广,从青海的唐古拉山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这沿岸涉及不同地区与生态环境。既有高原峡谷,又有丘陵平原,局部差异非常大。此外,对河流来说,不仅仅有水和水生物之间的考量,还要考虑两岸生态以及人类活动。所以,对于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很难以偏概全。这意味着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彼此协作联动。”唐议告诉《新民周刊》。
此外,眼下对于长江生态的保护,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保护层面。在保护的基础上,更要以此创造价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最新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破坏生态,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譬如法律的严惩,这很容易理解。那么“合理回报”主要指什么?在采访中,唐议以长江渔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渔民平常捕捞长江鱼,其实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因为有观点认为长江鱼属于人们共有,现在渔民将它们变现,而又不付出成本。但实际上,这是有成本的。按照学界观点,各种鱼类就是非显性的自然资源,现在通过生态治理和保护,慢慢恢复了这些自然资源,对人类也是一种回报。换句话说,以往潜在的生态产品价值,由此转化为现实的显性经济价值,比如长江流域各地的旅游业发展。”
唐议提到,在欧美国家,很多人热爱钓鱼,也有专门为这些爱好者服务的休闲运动渔业,其本身产值比传统渔业还要高。这便可以被视作保护生态以获得合理回报的生动案例。
此外,长江十年禁渔,更大意义在于对鱼类基因库的保护。人工养殖鱼类在经过多代繁衍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遗传多样性退化,需要补充优质的野生亲鱼改善种群,而长江正是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因此,对长江鱼群的保护,从侧面而言也是对整个中国渔业的保护,势必在未来更好地带动人工养殖业发展,创造更多回报。从这一层面看,渔民表面上是利益受损方,但从长远看,他们受益无穷。
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在做之前,人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回报。但是就像很多工作不能全然以成败论英雄,眼下这些看上去“没有结果”的事情,也许就会在未来造福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
回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前人的功过是非在如今禁渔大幕拉开之时,似乎已无太多深究的必要。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场“持久战”,究竟能持续多久,以及每个阶段的具体效果。
对于保护这条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1亿年的母亲河,国人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一点。在过去,有着众多描绘长江水生物的精彩记录,比如“千斤腊子万斤象”,指的便是中华鲟与白鲟;“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告诉人们江豚曾经并不罕见。包括禁渔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不再是一般意义的保护,而是面向未来进行一番痛定思痛的补救。摆脱“无鱼”之困,只是第一步。希望在将来,那些鸢飞鱼跃的美好画面,能够时常再现于这片中华儿女世代生活的水域。(记者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