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人中最年轻的“宇航之鹰”

　　夜色沉凝。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穿着蓝色防静电大褂的科研人员，正在电脑“丛林”中紧张忙碌着，这是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任务北京总调度刘建刚稳坐指控大厅。三天后即将迎来31岁生日的他，对着面前的麦克风喊出最后一道关键口令。

　　在另一侧的调度岗位上，1980年出生的嫦娥五号发射任务01号指挥员胡旭东，已经是文昌发射场指控大厅里的“大龄人士”。而在整个指控大厅里，数百个关键测控岗位上的负责人，大多为“80后”和“90后”，平均年龄仅33岁。

　　时光倒回到10年前，当嫦娥二号顺利抵达环月轨道直播现场，时年57岁的总设计师吴伟仁潸然泪下。在他们身后，时年82岁的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静静注视着这一切。作为今日嫦娥五号任务中坚力量的“80后”“90后”航天人，那时还坐在天南海北的不同课堂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与一份遥远而伟大的事业缠绕在一起。

　　82岁、57岁，再到今天的33岁。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跃升。

敢攀天梯的“大姐”

　　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在发射现场，有一位“95后”小姑娘格外引人注意，她是文昌发射场最年轻女指挥员周承钰，也是被同事亲切唤作“大姐”。

　　“大姐”其实并不大，无论年龄还是个头。出生于1996年的她，身高只有1.58米。周承钰来自贵州土家族，在单位将近80人的队伍里，是最小的几个人之一。

　　当然，“大姐”能当姐，绝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在高精尖的航天人群体里，“大姐”能吃苦，也肯吃苦，是出了名的硬角色。刚来单位时，大家看她娇小可爱，经常护着她。直到一次3公里跑测试中，周承钰以极强的耐力和速度超过了一多半男同志，大家彻底对她刮目相看。

　　在工作中，周承钰更是以能啃硬骨头著称。在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测试任务中，周承钰被定岗在位于脐带塔15层的二级连接器配气台，而通往15层的路，是倾角接近90度的180多级钢铁台阶，很多地方根本无法直立行走，必须手脚并用才能爬得上去，堪比“天梯”。

　　这样的“天梯”，周承钰有时候一天得来回四趟，而正常人单跑一趟都冒一身汗。而15层的工作环境，更是让所有人都胆颤——不足8平方米的测试间里，设置了两个配气台、4个转接盒以及上百根电缆和供气管路。狭小的空间仅能容纳3个人，声音嘈杂没空调，连坐的地方也没有。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周承钰硬生生坚持干了整整60天，从来没有抱怨过一次，更没有迟到过一次，成功把二级连接器配气台这个“边远”岗位打造成了“党员先锋岗”。

　　在动力系统的队伍里，周承钰是目前为止换岗位最频繁的一个人。到单位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参加了5次测发任务，每次定岗都不一样：一级连接器配气台、二级连接器配气台、后端工作站、动力箭上、连接器指挥。

　　对于周承钰来说，每一次换岗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不同岗位对人员的知识能力要求差别巨大，但每次换岗，周承钰又能很快适应下来，并圆满完成任务。当换岗到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最年轻女指挥，周承钰第一次出手就担任指挥嫦娥五号的连接器系统。

　　这个系统工作原理复杂、设备分布广，由于正在技术积累阶段，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雷”，作为指挥员，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大姐”每天在发射塔上下奔走测试，几天下来，脚也肿了，嗓子也哑了。但歇了一宿后，她又继续铆足劲儿干。系统内一共有30多个操作手，可周承钰作为团队唯一女性，身先士卒、毫不娇气，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给征服了。正是在“大姐”的高效组织指挥下，连接器系统适应了本次任务以来的多次计划调整，圆满完成了各项测试任务。

　　在庞大的航天工程系统中，周承钰无疑是年轻的。但大家早已对这种年轻见惯不惊。“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1月底，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26岁的高健盯着电子屏幕上的数据反馈，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探测器测控系统的各个点位。

　　这位进入调度岗位不过两年的年轻人，首次在重大航天任务中独立完成一道“大口令”。 在以往大多数时间里，高健都作为备份和副手，辅助主调度。话音落地，他才觉察到自己满手是汗，后背也全是汗。

　　高健说，指挥员作为整个飞控系统的“发动机”，看似平静地坐在座位上，大脑却要时刻保持高速运转。“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做这件事。”背后都藏着庞杂繁琐的资料数据和夜以继日的推敲筹划。

　　“操作的要求，就是零失误。”比高健大两岁、1992年出生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位女调度鲍硕同样深谙这句话的重量。12月2日晚上10点，在她的高效指挥协调下，嫦娥五号探测器圆满完成月球表面自动采样，比预计时间提前7小时。

　　在鲍硕看来，每一条发往月球的指令，只需几秒就能到达，一旦发生错误，根本没有机会更改，特别是一些事关探测器安全的关键指令，必须一次成功，百发百中。尤其在这次任务中，23天要完成11个阶段各种控制，关键控制一环接一环，风险很高，不容有失。

　　为了一直保持状态，鲍硕一坐上调度台，就一改日常说话的娃娃音。发号口令时，她特意压低嗓音，声音变得沉着严肃、铿锵有力。同事对鲍硕的一致评价是，“她好像一下子变成了钢铁侠，可以长时间不喝水不吃饭也不休息”。

　　只是，脱离代号“北京”的调度岗位，这个“90后”姑娘也会回归成爱撒娇、爱甜点、爱追星又享受生活的小女生。在朋友圈中，鲍硕将嫦娥四号称呼为“小四”，嫦娥五号则是“小四的妹妹”。“今年，为等她妹回家，我怎么也不能怠慢了。”她笑着说。

一群特殊的“裁缝”

　　由于宇宙空间是一个极高真空环境，航天器一旦冲出大气层，失去了它的保护，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新生婴儿，会受到紫外线、高能粒子、原子氧等极端环境的侵蚀。

　　如果没有加防护层，当太阳直接照到航天器表面，温度会很快升到100摄氏度以上，而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区域，它的温度又会降到零下100摄氏度甚至更低。因此，在嫦娥五号飞天前，需要穿上一套量身定制的特殊盔甲，而制作这套盔甲的“裁缝”，正出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一群年轻人之手。

　　见到“95后”周敏剑时，他身形矫健、一路小跑从实验室过来，年底工作任务繁重，为了接受采访他还提前协调了一个小时。作为实验室里最小的一员，周敏剑负责激光器电化学热控涂层的研制，2017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攻读的电池专业，似乎与从事的工作并不对口。

　　“当时初出茅庐，充满热情，虽然工作在科学院，但感觉所做的方向比较基础，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周敏剑告诉《新民周刊》，别看热控涂层材料看起来没那么“高精尖”，却是整个探月工程中很重要的部分，背后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在接到嫦娥五号任务时，周敏剑并不知道应用在哪里，只管埋头干，一股脑地热情投入进去。

　　嫦娥五号的激光器由上海光机所研制，主要为选择精确的着陆点提供依据。而周敏剑的任务是确保激光器在真空环境下稳定工作。譬如，激光器使用了不同的铝合金材料，氧化之后，存在色差，他们消除了色差；为了防止激光器被腐蚀，生成氧化膜，导致局部不导电或者尺寸发生凹陷等，他们做了涂层防护。

　　在地球试验与月球试验，如何能够步调一致，还需要反复进行试验。有的实验反复尝试、反复从头开始，但周敏剑说，自己从来没有气馁过。“我好像一直充满热情，年轻人的特点，当然，工作两年，我还学会了耐心，这是在工作中领悟的尺度。”

　　与周敏剑同在一个实验室的米乐，出生于1988年，作为年轻人里的“大龄人士”，米乐对待工作的热情多了份沉稳在里面。在此次嫦娥五号国旗展开系统中，米乐负责在展开系统的“小胳膊”上应用无机白漆热控涂层。

　　在米乐的心里，热控涂层之于航天器就如同衣服之于人类，属于“高端私服、量身定制”。米乐说，材料虽小，但不能因为材料影响整个任务，为此，实验室每年对零件合格率要求都是100%，一次性做到合格，不许失败。再加上操作上都是手工喷涂，一个零件要喷涂七八层，每一层的均匀性与厚度掌握都要恰到好处，这就极其考验人的经验与能力。

　　上海硅酸盐所涂层实验室的庄寅，也是一个资深80后，别看他戴着眼镜，盯着设备的警觉性，丝毫不马虎。“我的工作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必不可缺，等离子喷涂涂层，需要你一直盯着机器的参数，电流、电压、功率等，一旦有异常，你要迅速做出反应，什么情况下，转速多少，怎么判别机器的状态等。”而这，离不开前一辈航天人的教导。

　　庄寅告诉《新民周刊》，2014年，他入职的第一年，第一次跟着师傅一线操作，虽然经过了好几轮的学习，心里还是很慌。“小伙子不用慌，要有信心。来，看我操作一遍。”在师傅的教导下，庄寅逐渐心沉了下来，有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工作一忙，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如今的庄寅，通过肢体把控和肌肉记忆，可以做到快速反应，随时调整。比如，按急停键，直接关系到零件是否报废，在按急停与调整参数之间，又该如何取舍和选择。别看庄寅是个理工科的技术干将，但换下工装，他内心也有“铁汉柔情”，庄寅说，工作六年来，自己对家庭疏忽了许多。

　　记得嫦娥五号发射当晚，庄寅的儿子知道他参与了嫦娥五号的任务，为他完整地弹了一首新学习的《欢乐颂》，两人相约晚上定闹钟看发射直播，当看到嫦娥发射升空时，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开始我总觉得愧疚，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做这份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才能让后辈避免苦难，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是月球“刹车指令员”

　　刹车、减速，是实现“嫦娥落月”的关键动作，决定着“落月”任务的成败。由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5所研制的γ（伽马）关机敏感器及时发出关机指令，让嫦娥翩然落月。而这凝聚了三代航天人的智慧传承。

　　“80后”的老葛和晓博是神舟飞船和嫦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研制γ测高产品是他们参加工作接到的第一个项目，一干就是十年。而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师傅——42岁的王征。

　　记得在神舟飞船研制γ高度控制装置初期，就形成了负责人先上的传统，一到装γ源的时候，都由负责人亲自处理。“新人也许有顾虑，我们老人就自己上，我的师傅当年就是这么做的，这是给大家树立信心，别怕！”王征谈到，“对事物恐惧的最大来源是未知。”

　　经过多种工作环境条件下的试验验证，对于在不同着陆垂向速度、不同着陆器倾斜姿态及月面坡度下的关机高度精度，采集了大量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并在地面完成了月球环境下的γ关机高度的参数标定。

　　“你看看王征，他还是那个小伙子。”晓博说。为了拓展产品的应用领域，当年实验室里那个设计师现在积极投入技术拓展中，客户对接、项目论证里都有他的身影。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着成员们，不断自我突破。“过了而立之年，我们正是新青年。”

　　新青年的付出，还在于国旗展示系统。12月3日23时10分，嫦娥五号上升器3000N发动机点火起飞，起飞前，一面五星红旗在着陆器上展开，作为中国在月球上放置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出自武汉纺织大学徐卫林教授团队之手。

　　团队自2012年接到缝制一面国旗在月球上展示的任务，历时8年，不仅从零开始，还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比如国旗材料、颜色、重量、火工品等，单在选材上花费的时间就超过了1年。最终，这面不褪色、不串色、不变形，耐高温的国旗诞生了。“我最美好的8年奉献给了这面国旗。”今年39岁的曹根阳觉得很值，自己亲手做的这面国旗能够永久留在月球上，内心无比自豪。

　　2004年，“嫦娥工程”启动当晚，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落笔写下这样一首诗：“地球耕耘六万载，嫦娥思乡五千年。残壁遗训催思奋，虚度花甲无滋味。”我们仍感念，16年前两鬓斑白却要托举“嫦娥”飞向月宫的航天前辈们；我们更自豪，今时今日，中国航天人才已成为最具年轻活力的“宇航之鹰”。

　　临别时，米乐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珍藏的几张直播截图，截图上，从颜色到形态，他都能一眼找到自己的参与成果。在旁人看来，这些不过是辨识度很低的图片，于他们而言，却意义非凡。或许，这才是一个“不浪漫”的航天人，对航天事业最浪漫的回应。(记者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