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芳华，红色浪漫

　　红色，单纯从字面意思上而言，就是中国人流传在民族血脉里的情结。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又称赤帝，是中国的太阳神。而黄帝的“黄”字，是太阳初出之色。“黄”与“皇”字常通假，甲骨文中的“皇”字，上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是一个王字。

　　炎黄二帝的传说，表明中华民族在最初就有着强烈的“红色崇拜”。而大众日常生活中对红色的喜爱，则可以从过年的习俗中看得非常清楚。红春联、红爆竹、红灯笼……满眼的红色，象征吉祥、平安与喜庆。

　　当然，红色还代表革命。马克思早年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明确回答为“红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国际歌》中唱道：“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从1921年上海望志路树德里燃起的星火开始，红色逐渐成为遍布中华大地的主色调。为国家民族独立自强，为世界大同人类解放，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何其浪漫。浪漫的信仰，自然要有浪漫的载体来记录和抒发。文学、音乐、影视、美术……在红色文艺中，红色浪漫延绵百年，感人至深，韵味悠长。

烽火中的红色战歌

　　中国的红色火种诞生于国家民族处在内忧外患之时，许多时候，“红色”是被力量数倍于它的“白色恐怖”包围着。毫无疑问，当时创作红色文艺作品，本来就是用生命热血参与革命斗争。

　　1934年冬，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上海一间简陋的旅馆里，中共党员、剧作家田汉不满当时流行的歌曲大多是一些靡靡之音，找到好友、同是共产党员的作曲家聂耳商量：应该创作一首能鼓舞民众士气的歌曲，激励大家救亡图存。

　　两人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词曲写了很多遍，但他们总是不满意。

　　正当两人苦恼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通公司经理找到了田汉，要他创作一部电影本子，题材不限。田汉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这个邀请适得其时。之后，田汉创作完成了《凤凰的再生》，后来该故事被夏衍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并改名为《风云儿女》。故事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

　　在创作中，田汉为剧中的主人公写下一段之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完成作词后，将歌词匆匆写在随身带着的一个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夹进了电影故事本子中，迅速离开了旅馆。他前脚刚走，追捕的特务就到了。

　　后来田汉还是被捕入狱，好在电影本子和歌词经过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不久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了抗日电影故事和歌词，马上想起他和田汉的约定，便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作曲。

　　聂耳用两夜时间谱完了乐谱的初稿，并将这首歌改名为《进行曲》，后又改名《 义勇军进行曲》。随后，他与《风云儿女》的主创人员一起对歌词做了部分修改。抵达日本后，亲耳听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叫嚣，想到正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祖国和同胞，聂耳义愤填膺，将悲愤之情融入作曲之中，完成了定稿。

　　1935年7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义勇军进行曲》从上海开始唱响，进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的前进。

　　红色浪漫的力量，超越民族和国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传遍了全世界。二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请宋庆龄撰写序言。二战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名列盟军凯旋的曲目中，美国将它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一同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广播歌曲。

　　1936年，中央红军抵达延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如丁玲、艾青、冼星海等，冲破重重阻拦，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在战火中践行红色文艺创作。

　　公木（张松如）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1910年出生，1930年1月在北京参加革命。1939年7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的公木和郑律成两人，奉命留在延安，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

　　当时，郑律成经常催促公木，让公木作词供他写曲。他说：“你是从前方来的，有生活基础，我俩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他建议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有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冲锋歌等。两人决定大合唱要由八支歌组成。亲身经历的战火纷飞的疆场、荷枪实弹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士的雄姿身影，萦绕在二人心头。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对八路军的一往情深，流淌进了歌词和旋律中。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炮火震天响，战火漫天烧，看我健儿抖擞精神个个逞英豪。”“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939年秋冬，铿锵嘹亮的歌声在延安的山岭回荡，唱遍延安、唱遍陕甘宁边区、唱遍各革命根据地。

　　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于1941年8月获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音乐类甲等奖。解放战争时期，该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1日，更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88年7月25日，它被中央军委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持续给予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坚强力量。

红色经典永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开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而奋斗。此时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曾亲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心中的红色信仰依旧坚定；有的怀着诚挚的创作热情去接近原型，与红色理想产生共振共鸣。因此，一大批优秀的红色文艺作品先后涌现出来，流传至今，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

　　这一阶段的红色文艺，正如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明的：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1958年，演员田华接到了电影《党的女儿》的邀约，被导演选定出演其中的共产党员李玉梅。之前，她因为主演电影《白毛女》而全国闻名，成了“喜儿”的代名词。

　　《党的女儿》根据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讲述的故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李玉梅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始终忠于党的事业，不顾自身安危与敌人斗争。

　　田华本人有着与李玉梅这个角色相似的革命斗争经历。她生长在河北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儿时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的场景。12岁，她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

　　她还记得参军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姆妈！你在斗争中成长，你在斗争中壮大……”她参加慰问“百团大战”指战员凯旋，爬上梯子向胜利的官兵敬礼，直到最后一个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心里特别高兴，特别骄傲。

　　经历炮火中演出的锤炼，16岁那年，她入了党。宣誓时，她下决心对党忠诚，一生为人民服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她就跟随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为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演出。

　　尽管如此，田华当时不了解南方人民的生活习俗，开始创作时还是感到吃力和忐忑，“毕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所幸，她随后遇到了两名来自江西兴国的妇女代表。她们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详细叙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的斗争形势。交谈中，她们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兴国山歌：“哥哥出门当红军，斗笠背在背中心。祝福哥哥打胜仗，消灭敌人不留情。”

　　这让她真实感受到当年的斗争情景。听完讲述后，她只要一合上眼，脑海里就是这两位代表和李玉梅的形象，同时想起自身参加革命的经历，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这个人物的精髓。她产生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投入紧张的拍摄中。

　　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很少写影评的茅盾破例发表了《关于〈党的女儿〉》，评价“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有人说，这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儿》，田华认为这是最贴切的描述，“我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真情流露”。

　　60多年后的当下，已经90余岁高龄的田华再看这部电影，依然感动流泪。

　　同样是为描写上世纪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电影创作，1973年春天，傅庚辰开始为《闪闪的红星》作曲。他认为：一首好歌要融合文学性与音乐性，更是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的统一；作曲的构思，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在他看来，全片中的这个典型形象就是潘冬子经常捧出的红星，于是决定把主题曲取名《红星歌》。拿到歌词的当晚，傅庚辰启程去摄制组的驻地。在40多公里的颠簸中，他脑海中盘旋着一段旋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到了驻地，主题曲也构思完成了。

　　最初，电影并没有《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而是创作了一首名为《高山竹子青又青》的儿歌，原定在潘冬子准备将地主恶霸胡汉三引进游击队包围圈的场景中唱。但傅庚辰认为不合适。

　　他认真地读了几遍剧本，看到“竹排流水”这个场景：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潘冬子去姚湾镇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剧本中写道：“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诗情画意与主人公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交融，美妙至极，浪漫至极。他当即提出在这一段加男声独唱的建议，得到主创人员同意。于是，有了“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经典旋律。

　　在剧组驻地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后，当年11月，他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歌。

　　当时傅庚辰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第三稿。看到《映山红》的歌词，他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他边看边念出了声，感叹：这歌词真好！那一刻，艺术家与艺术角色达成了穿越时空的共振：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梦想成真的喜悦，如山花般美丽。

　　但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怎么办？纠结了两天，他终下决心：重来！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了，把写的总谱也否了。想通了之后，灵感和激情喷涌而出，仅用两个小时，他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

　　傅庚辰创作的《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这三首歌曲，成为传唱至今的红色经典。用美的文艺作品，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这是那个时代的创作者们的“成功密码”。

新时代演绎新“红色”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革命战争的年代离人们渐渐远去，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人们对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兴趣方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红色文艺是否还能打动大众，给他们信念的力量，让红色的力量历久弥坚？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用实际行动和作品给出这样肯定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眼前：该怎么做？以上海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红色文艺作品，用最好的方式做了解答。

　　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中共党员、上海地下党联络员李白于今天虹口区黄渡路107弄的寓所被捕。被捕前，他发出了最后一份重要电报，为革命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李白牺牲的当天上午，妻子裘慧英带着孩子去探望。在蓬莱路监狱，她同丈夫做了最后一次谈话。“今后不要再来看我。”“为什么，是要判决了吗？”“没有，因为天快亮了，我想看到的就要看到了。万一我回不来，你和孩子们就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是2021年3月，李白之孙李立立在对祖父事迹的讲述中，感到最为动容的片段。

　　这样的感动一直在延续和传播。1958年，以李白烈士事迹为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创造了经典；60年后的2018年，上海歌舞团推出同名舞剧，成为万千观众认可的“现象级爆款”，再续红色经典魅力，有的观众追了30场还意犹未尽。

　　事实雄辩地证明：当下的年轻人依然能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这部舞剧从编导、主演到音乐设计、服装、舞美，所有主创都是“80后”“90后”。

　　王佳俊在舞剧中扮演了以李白烈士为原型的“李侠”。他说：舞剧筹备阶段，当他们这群年轻人第一次走进李白烈士故居，看到的是简单朴素的家具、嘎吱作响的楼梯，还有两个人走进就难以转身的狭小阁楼秘密发报间，他们的灵魂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索。“我们想象，李白烈士每天在外伪装身份，回到家中，是否会有稍稍安心的一刻，与妻子分享当天的见闻，评价晚饭的红烧鱼特别美味……这里应该是烈士生前的回忆中，最美好的地方。”

　　这些共鸣与感知，最终在舞台上得到展现。主创们决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现最真实的英雄人物。排练时，导演哭了，演员哭了，大家被革命者的精神感染，哭成了一片。主创者与原型共鸣，进而与观众共鸣，造就了强大吸引力。

　　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近年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家乡》《跨过鸭绿江》等多部红色文艺作品，都通过诚恳创作，直击民众内心，既叫好又叫座，让无数人领略了红色浪漫的壮美，为之真心点赞。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文艺创作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应该始终是为人民创作的底色，也是优秀之源。牢记这一点不动摇，未来，红色浪漫历久弥坚，依然可期。（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