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1945年6月26日上午，在美国旧金山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一位儒雅、沉静的长者，用毛笔在宪章上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正楷字。这三个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首次正式亮相。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努力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三个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始终为世界传递温暖与希望，为各国共同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 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年后召开的中共二大更进一步要求“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表示，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这可以说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交往机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进一步规定“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等对外主张，这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的先声。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4月25日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美国随后代表中、美、英、苏四大国向有关国家正式发出参会邀请书。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斗争和盟国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只好接受出席过“一大”、经历过长征的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在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讨论托管制度时，董必武等中国代表主张托管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被托管地区的自由与独立，维护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树立了中国崭新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几个月期间，董必武和助手用英文编写并印制了5000册《中国解放区实录》广为散发。年过六旬的董必武还广泛会见华侨领袖和进步人士，实地走访华侨劳动群。他的言行对于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重要的作用。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毛泽东提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两个重要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的问题。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毛泽东从国际主义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出兵，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就是中国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当时的中国尚未返回联合国，却第一次作为世界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

　　1954年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从4月27日至6月15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由于美国代表的破坏，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未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尽管如此，中国参加的这一会议讨论仍然意义重大。正如周恩来所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

　　而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1954年5月8日，当会议关于朝鲜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提出了六点建议，从而推动了整个会议的进展，终于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决议》。7月21日，周恩来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

　　早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民族权利。历时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外交首秀几乎完美收场。

　　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正“出圈”，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山城万隆开幕。这是首次仅由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率中国代表团、冲破重重阻力出席万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响亮口号，不仅促成会议圆满闭幕，还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内涵。

　　会议期间，大多数国家诉求和平，但仍有个别国家抨击共产主义，公开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时刻，周恩来并未按原计划宣读预先准备的发言稿，而是在散发书面原稿后重点作即席发言。他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发言赞同，缓和了大会紧张氛围。在全体会议之余，中国代表团还积极主动同各与会国代表会晤交流，为大会最终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做出积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体现了“团结、友谊、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而这十项原则的主体内容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至此之后，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有影响力和传播力。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则让中国有了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1971年10月25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自那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泽东又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团结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直到今天仍没有变。

和平发展的新兴大国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表示，从1979年到2012年的30多年里，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党的外交理论主要是“和平求发展”，实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理论转变，确立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外交路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世界经济治理的实践和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苏东剧变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我国正确发展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制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1979年1月，中美建交；1978年8月，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中国同东盟开启对话进程；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妥善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深入参与或创建国际机制——2001年6月，第一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上海举行；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2008年8月，北京成功主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2010年5月，上海成功主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

　　可以说，每一次国际盛会，几乎都少不了中国的身影，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得到了世界公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站出访俄罗斯，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强调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这是对传统国家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时指出,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其国会发表重要演讲,表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持续深度调整，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主要力量加快战略调整，国际环境中变乱交织的因素更趋突出。与此同时，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并未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繁荣稳定、合作共赢仍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

　　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这是契合时代发展潮流，并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已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正在发出最强音。（记者 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