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课后托管,最难适应的不是孩子
“今天晚托班做了什么?”
“跳绳、拍球、玩游戏……”
“好玩吗?”
“好玩!”
开学第一周,北京市朝阳区三年级小学生冯盼盼(化名),对新学期的新变化表示很满意。之前,她的放学时间有两个,3点半或者4点半。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所有班级放学时间都变成了5点半,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这一个小时,学生们都到操场进行各种运动或者开展活动。这对于活泼好动的冯盼盼来说,实在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冯盼盼的妈妈平时工作很忙,家里孩子都是老人接。现在放学时间晚一小时,能为家里老人“减负”一小时,她觉得是很好的事。不过冯盼盼每天练琴的时间被挤占,她一时还不知道怎么调整。
冯盼盼妈妈算是“佛系”家长,班上更多的学生家长似乎还没“刹住车”——明明老师不再要求每天上传作业打卡,但家长们还是“自觉”上传;老师们也点评了家长上传的作业,这搞得冯盼盼妈妈有点无所适从。
北京小学生冯盼盼经历的改变,正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里发生。多数学校采取了老师看管下完成作业1小时+社团活动1小时这样的方式来安排放学后2小时左右的托管时间。
和冯盼盼一样,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迅速体会到了学校托管带来的“乐趣”,哪怕一些学校并没有开设文体活动,能留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完成作业和玩,大多数孩子都觉得很不错。
需要适应和磨合的,其实是家长、老师和学校。
对于家长而言,特别是对于被大家称为“鸡血妈妈”的比较重视学业成绩的那部分家长来说,学校托管安排的内容如果太过“轻松”,他们非常担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对于教师而言,每天近10小时的工作时长和增加的托管工作量,给他们带了新的困难需要克服。
而对于学校而言,给学生提供有品质的社团拓展活动、保障托管时间的校内秩序,以及调动教师积极性和为老师们争取合理的轮休和补贴,都是学校面临的新课题。
托管第一周,边试边改
作为“双减”一系列措施中备受瞩目的一个,“学校提供课后服务”从今年暑假开始就成为老师和家长热议的话题。暑假里,很多人甚至怀疑开学后学校能不能马上提供课后服务,因为无论从人力、空间、课程的准备来说,时间非常紧张。但随着9月1日开学日的到来,学校课后服务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如期而至。
冯盼盼所在的北京,小学阶段的托管基本都延长到5点半。当然,家长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课后托管。冯盼盼妈妈表示,班级共38名学生,目前只有四五个学生没有参加托管。“大家都觉得托管挺好的,可以给家里老人减轻负担。不过等天冷了,刮风下雪的,5点半老人去接可能路上就不太方便,到时候我再看是不是继续参加托管。”冯盼盼妈妈说。
北京朝阳区一名初一学生的课表,每天的课程共有9节。第8节课的内容有“分层补习”“语文辅导”“生物”“文化宣讲”,第9节课的内容有“文体活动”“分层补习”“小本科”等。因为初中的课外服务更接近于“上课”,因此这所初中的学生基本都参加课后托管。
在上海,8月24日,上海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作为“双减”在上海落地的细则,关于课后服务的内容包括: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校内课后服务公民办学校全覆盖、学生愿留尽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盖,服务时间一般不少于2个小时,结束时间一般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初中学校可探索在工作日晚上开设自习班。
开学第一周,上海中小学基本都已经提供课后服务。
下午5点10分,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小学,面积不算大的操场上,不同年级的小学生正在参与不同的运动项目。有篮球、跳绳、足球等等,每个班级都有老师指导和管理。还有一部分学生在教室里阅读课外读物,或者由老师辅导作业。
同济小学校长孙燕菁向《新民周刊》介绍,目前同济小学提供的课后服务分为三段三级,家长自愿选择。
第一时段为3点30分到4点30分的“班级看护”。学生在自己本班教室里,低年级学生没有作业,主要是课外阅读,高年级有作业的学生完成作业。全校900多名学生25个班级,大多数学生都选择第一时段的看护。
第二时段为4点30分到5点30分的“年级看护”。同一年级的学生并班进行看护。这个时段留在学校的学生,一个年级最多的有近50人,最少的也有二十几人。记者在操场上看到的体育活动,一部分是学校原有的社团,一部分是新学期新增的社团。
第三个时段为5点30分到6点的“校级看护”。目前全校有20人左右参加。这部分学生的家庭存在各类的困难,针对他们的需求,学校采取了集中在一个教室由轮值教师看护到6点的方案,做到愿留尽留,应留尽留。
初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初三学生面临中考压力,过去各个初中基本都自行为初三学生提供课后辅导,原本的放学时间就已经在5点30分左右,因此“双减”课后服务措施对初三年级几乎没有影响。上海的初中包含预备年级,从预备年级到初二的三个年级,需要增设课后服务。
上海市杨浦区三门中学校长秦娟介绍,学校的课后服务分为两个时段供家长自愿选择。第一个时段是3点50分到4点30分,第二个时段放学时间是5点30分。目前看,第一时段的学校托管几乎全部参加。秦校长坦言,在今年“双减”措施之前,预备年级到初二的学生实际上也要4点30分才放学,由于存在升学压力,老师们会自愿留下来为薄弱学生辅导作业或者进行单词背默等辅导工作。“双减”措施落实后,只不过是把这一段时间的托管工作写进了工作日程。
第二时段托管,全校也只有少数学生不参加,集中在预备年级。“有一些学生是因为之前的校外机构课程还没有上完,家长打算上完课再来参加。”秦娟校长说。
三门中学的课后服务除了作业辅导,每周二和周五开展社团活动,周二的社团活动主要由本校教师负责,周五则主要依靠校外资源。
可以看到,各个学校的课后服务都还在摸索和适应的过程中。
从“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这一条要求而言,目前各地学校基本都已经提供了不低于2小时的课后服务。不过,如果说要实现由孩子的父母亲接孩子放学这一点,起码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仍然难以实现。哪怕是选孩子托管到5点30分或者6点,由于通勤距离长,大城市的上班族这个时间多数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此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目前仍然以老人为主。
保证课后服务时长比较显著的效果,可能主要在于挤占学生周中到课外补习机构上课的时间。但也有部分家长仍然坚持晚上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对于这部分孩子来说,“双减”后的平日晚上变得更忙了。
课后拓展活动,考验学校资源
上海的“双减”细则明确规定,“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授新课”。对于课后服务质量,细则的要求是:利用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要为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设文体社团活动,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有能力提供课程资源的问题。如果按照每天课后服务2小时中,1小时用于开展活动计算,学校每周至少要开展5小时的社团拓展活动。
突然增加这么多活动,资源从哪里来?
三门中学秦娟校长拿出学校刚刚排好的社团课内容,课表上有文艺类的沪剧、架子鼓、拉丁舞、扎染、漆画,体育类的国际象棋、足球、武术、花样跳绳,有科技类的C++语言、机器人、3D创型、物理小实验、未来小创客,也有社科类的未来金融家、心理剧,语言类的日语、法语、英语戏剧等等。
秦娟校长介绍,周五下午的社团课有将近两个小时,而且这个时段原本是学校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党员组织生活、教工政治学习的时间。
为了解决矛盾,三门中学周五的社团课基本依靠社会资源开展,目前有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沪剧团、杨浦区少年宫、杨浦区少科站等高校和单位向学校提供公益性的课程,但这些仍然不够,学校通过采购,引进了市场化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活动项目。秦校长表示,这样既保证了社团课内容的丰富和品质,又解决了周五下午教职员工安排学习的问题。
秦校长透露,不少学生家长看了学校的社团课“菜单”,表示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如果学校能提供好的社团活动,相信学生们会积极参与的。”
市场化机构提供社团活动项目,恐怕是接下来解决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不足的一个重要方式。秦娟校长说,“双减”政策后,各个学校都有这方面需求,一些机构为了抢夺先机,主动降价,以赢得更多学校的青睐。
上海的“双减”细则也提出:可适当引进优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校参与课后服务,建立机构清单管理和评估退出机制。
同济小学课后服务时段社团课,除了本校教师,还借助了街道和“同济大学杨浦基础教育集团”等单位的力量。为了解决场地狭小的问题,学校还和对口的铁岭中学合作,将部分足球训练放在铁岭中学的操场上开展。
在开设社团活动上,各个学校可谓各显神通、各谋出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拥有丰富的资源。上海普陀区的一位小学生家长就对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单一且变相阻碍家长自由选择的做法颇有微词。
第一周参加学校托管后这位家长发现,第二时段基本都是老师播放动画片给孩子看,既没有拓展活动,也没有户外运动,这样的托管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课后服务”。
这位家长表示,学校虽然通知家长说课后服务分为两个时段、可以自愿参加。但当家长表示不愿意参加第二时段托管时,老师给出的答复是:可以向校长提交申请要求不参加第二时段托管。这位家长认为自己“被自愿”了。
一线城市一些学校尚且如此,到了中小城市,社团活动资源短缺的现象短时间内可能更加难以改善。
记者从内地小城市一位小学老师处了解到,今年开学后,所有年级课后服务提供到5点30分。目前课后的社团活动由学校副课老师负责,但小城市里副课教师师资往往比较紧缺,教师的素质和工作积极性都不够高。这位老师说,现在加了课外服务,副课老师不仅课后服务上课“水”,因为工作时间长,老师有情绪,连正常的副课课程也变“水”了。
课后服务开展拓展活动,事实上对中小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些学校能力不足难以避免。
教师调休与补贴,还在制定中
“我早上6点45分起床,8点到校,下午6点才下班。在学校的时间就有10个小时,加上路上时间是12个小时,你说累不累?”上海一位担任班主任的小学语文老师对记者说。而家在小城市的一位小学数学老师,过去下班后可以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女儿,这个学期开始再也来不及接女儿了。
课后服务无疑延长了中小学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量,很多老师仍在努力适应这种改变。
同济小学校长孙燕菁告诉《新民周刊》,暑假制定课后服务措施时,学校就考虑到了教师的情绪和焦虑。为此学校未雨绸缪,开学前几日,邀请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宋成锐为全体教师开设“控制自我情绪,掌控关键对话”的讲座。面对压力和挑战,老师们也需要学习如何合理排解负面情绪和与人沟通。孙燕菁校长说,希望这样的辅导课程能帮助老师们换位思考,提升认知和自我调节压力的能力,一起为全方位课后看护做准备。
三门中学秦娟校长也表示,一开学,她就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争取教职员工的理解和支持,只有教职员工同心协力,才能一起克服最初的困难。
工作时间延长,是否可以实施弹性工作制?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校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三门中学没有试行弹性工作制,而是安排没有参加课后服务的老师管理午休时间,这样,要参加课后服务的老师就可以在中午适当休息。
同济小学则试用了弹性工作制,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有两种“补休”选择:一个是提前一小时下班,一个是延后一小时上班,可以在参与课后服务后的两周内使用,使用前需事先在年级组长处报备。
上海“双减”细则实际上也明确提出:“支持学校统筹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调休等措施。”
关于对教师的补贴,上海“双减”细则提出: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落实到位。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要充分考虑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因素,把用于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并设立专项,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对聘请校外人员提供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可按照劳务费管理。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
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中小学教师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如何补贴的通知,但补贴一定是有的。一位学校负责人表示,课后服务的课时费一定会高于正常课时费,如果参照劳动法对“加班”的定义,课后服务课时费也许能够达到正常课时费的两倍。“我估计也不会更多,主要还是体现公益性。”
在教育经费不那么充足的地区,社会上有传言说学校将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证实。不过,传言中的课后服务费基本上也是象征性的,与市场化课外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真的收费,哪怕不多,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家长选择不参加托管。毕竟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一些家庭经济上不宽裕。”一位教师说。
“课后服务”这件好事如何做好,是目前教育部门正在研究的紧急而重要的课题。(记者 黄祺 实习生 张懿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