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 最后10年，做了父亲， 成了中国文学“教父”

　　9月，台风过境，上海下起小雨。在虹口区甜爱路上的鲁迅纪念馆，有一场特别的展览《前哨》正在进行。展厅柜台里，左联创刊号《前哨》发黄的纸张上，用墨笔写着：“紀念戰死者專號，第一卷，第一期。” “前哨”两字由鲁迅题写后刻在木板上，最后印到书上空白处。

　　在《前哨》之前，很多刊物都是代刊，作为左翼文学的标志性刊物，《前哨》之后的第二期叫《文学导报》，出版了8期。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这一刊物关关停停，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印刷。“所以鲁迅想了很多办法，过程很曲折。”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告诉《新民周刊》，这一展览，展出了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珍贵手稿，时间从1927年10月3日到1936年逝世。第一件展品是鲁迅到上海后隔天书写的信件；最后一件展品则是逝世前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记者了解到，鲁迅手稿浩如烟海，馆里从2012年开始研究，出版了讨论集、手稿等出版物，视野进一步拓宽。目前，馆里藏有鲁迅手稿157件，如果按页数算，则有1523页，其中，《毁灭》的手稿就有359页。“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创作、交友，也体现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上海是鲁迅走到生命终点的城市，在上海的10年，更是鲁迅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这10年的创作双倍于他前10年的文学创作。在上海，鲁迅做了父亲，也做了中国文学的“教父”。

为啥不买房

　　北京—厦门—广州—上海。

　　鲁迅对居住地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苛刻的。他并非属于“安居乐业”型的作家，内心和事实都注定他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的漂泊者。在上海，鲁迅一共换了三处居所，每一处都居住了3年左右。

　　景云里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家。从多伦路转到横浜路，不过百米即可见到景云里。那是一个旧式门楼，楼门上方从右至左写着三个字：“景雲里”。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淡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颇有些历史痕迹。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坐船到了上海，两人先是入住在共和旅馆，5天后就搬进了景云里23号。那时，景云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文化人士茅盾、叶圣陶等人。据许广平回忆：“当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

　　景云里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步入其中，偶然有一二老者进出。鲁迅居住过的23号在左边第一个“通道”里。现今杂物自行车无序摆放，也有人从门里出来，居民每每见有人来访，虽也上下打量，但并不惊讶。

　　据史料记载，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就在这一排房子里搬迁过两回，23号虽位于最深处，但邻居每日打麻将、唱小调的噪音让他无法写作工作，于是又搬到中间位置的18号，后因仍然不堪其扰，又搬到17号。直至1930年5月迁居拉摩斯公寓。

　　拉摩斯公寓是个西式洋房，砖红色大楼便是当年日军陆军司令部。公寓正房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鲁迅。这个房子之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海员，鲁迅是通过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租下来的。“日本攻占上海时，有一次房子窗台被榴弹击中，幸好当时鲁迅外出，未受伤。”

　　鲁迅很少说起房租的价格，但他会记下“顶费”。那时，租房子的“顶费”，类似于现在人理解的押金。你交了“顶费”之后，就获得了这个房子的无限期使用权，甚至还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转租出去。

　　景云里的“顶费”50元，拉摩斯公寓的“顶费”是它的10倍，据记载，鲁迅在景云里23号的“顶费”一直没退。因为鲁迅搬出后，那个房子鲁迅让给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们，直到1931年春节柔石牺牲，年轻朋友也搬出，那50元的“顶费”才退给了鲁迅。

　　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也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一次搬家。在萧红的记忆中，鲁迅家没有沙发，全是硬椅子。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鲁迅休息，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

　　站在鲁迅卧室里，会看到一块表，表上的时间永远停留在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有人疑惑，在北京置办了两套房子的鲁迅，一套是八道湾的房子，一套是西三条的房子，为何在上海没有置办房子，反而一直租房。

　　李浩告诉《新民周刊》，鲁迅在上海不是不想买房，而是没打算长住。鲁迅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1927年12月19日致旧友邵文熔信中，鲁迅坦言：“‘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住，尚拟暂住。”

　　没想到，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鲁迅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旧门牌与无题诗

　　《前哨》的展览上，有一个墨书“镰田诚一”的门牌，这块门牌呈长方形，本色无漆，历时虽久，但风雨之迹不甚明显。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周建人回忆，这块牌子看起来不算旧，因当时只在室外钉了个把个月，时间不长的缘故。

　　革命年代，这块门牌曾发挥过“避风头”的重要作用。

　　1931年1月16日，柔石到拉摩斯公寓看过鲁迅。第二天，柔石在租界东方旅店开会，与29个同志被一起抓捕了。柔石是鲁迅的学生，两人曾共创期刊《朝花》，再加上都喜欢木刻，使二人亲如父子，单《鲁迅日记》载及的来往就有近百次。

　　柔石被捕时，身上带着一封鲁迅跟北新书局的出版合同，警察一定会追问鲁迅的。柔石从监狱中带给冯雪峰的第一封信说：“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

　　柔石当然知道，但是柔石没有说。当时见风声很紧，鲁迅便携带家人到花园庄避难。等到稍稍平静一点，鲁迅回拉摩斯公寓，看到门口钉了一块木牌，便是“镰田诚一”。订牌子的人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内山书店几乎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会客厅”）。

　　“大概是内山先生出于好意，利用这种方法，借以掩人耳目的。”李浩说，后来，为了安全，内山完造还帮助鲁迅在拉摩斯公寓附近的“狄思威路”租了一间藏书室，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那是一间二楼的普通房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

　　不过也有人回忆，这门牌也曾挂在过藏书室门口。据内山完造的《花甲录》写：藏书室原是店员镰田诚一的宿舍。李浩告诉《新民周刊》，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与广大青年以及革命进步团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后，为了把左联的文学主张宣传到青年中去，鲁迅马上到各大学演讲。在左联成立这一年，鲁迅共写了17篇论文和杂文，翻译了《十月》、《毁灭》等大量文艺作品和论著。1930年9月，上海文艺界庆祝鲁迅50岁寿辰，当时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出面租借了一家荷兰西餐厅，作为会场。

　　寿宴定在9月17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周海婴，缓缓走来向园子里的人致意。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集会上的革命志士很多，有教授、美术家、学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编辑。作为50寿辰庆祝的余波，9月25日，鲁迅一家特意到阳春堂照了3张相，在与海婴的合照上题写：“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但在1931年，鲁迅得知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的噩耗时，在悲愤中写下了一首诗。在鲁迅纪念馆的展柜中，展出了这首鲁迅书赠许寿裳的《无题》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1933年春，柔石等遇害二周年的忌日，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其中也引录了这首诗。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鲁迅最初写的是“刀边”，而最终《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已改成了“刀丛”，“手稿能让观众看到其最初的迹象，展现他对字句的推敲” 。

　　而丁玲被绑架，是1933年中国文坛上一件极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前哨》边上的展柜也讲述了鲁迅与丁玲的故事。丁玲被绑架后，为接济丁玲在常德孤立无援的母亲和孩子，鲁迅建议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赵家璧将丁玲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立即出版。

　　“一共四章，约8万字，当时，《母亲》出版了8000册，引起了很高的关注，也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很多压力。”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说。

“大先生”是个矛盾体

　　李浩说，鲁迅其实是个矛盾体，他既节俭，又大方；既喜安静，又爱热闹；既追求平和，又保持犀利。关于鲁迅生活细节的描写，回忆录和书籍中记载颇多。

　　生活中，鲁迅很简朴，虽然收入很高，但仍然保持着自己旧的生活习惯。他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平日里总穿普通布制长衫、棉袍，但招待客人却很大方。鲁迅自己看病嫌医疗费贵，但帮助过去的一个同学，毫不吝啬，二三百的医药费全部给别人包掉。

　　据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自己平日用；贵的是白听子的，用来招待客人。

　　在上海的日子里，鲁迅的娱乐只有看电影，但和工作分得很开，电影这一事是休闲，不作为文化和文艺批评的项目。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一生看了140多部电影，而在上海病危之前的3年里，他一共看了92场电影，差不多每个月要看3场左右。而影院多在四川北路周边。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不但看电影，且每次座位都要买最高价的，他的观点是，看电影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去观影时，通常等海婴熟睡后，穿上深色朴素衣衫，叫一辆汽车奔到电影院。有时还会叫上三地、内山完造、萧红萧军或其他朋友。

　　记得有一次，1931年11月13日，鲁迅妻儿还有三弟一起去虹口大戏院看了《人间天堂》。起因是他觉得前面在附近另一家电影院看的电影不佳，就中途退场，又去了虹口大戏院赶另一场。鲁迅去的最频繁的电影院除了融光大戏院，还有离住处最近的上海大戏院。

　　因为这里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经常放映苏联电影的影院，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1935年11月6日,鲁迅受邀观看了苏联革命影片《夏伯阳》。那是苏联十月革命日的前一天，与他一同观看影片的有他的家人，有茅盾，还有宋庆龄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于鲁迅而言，电影又不止是一种休闲，这是观察西方国家的一个途径，他在一幕幕的光影中看人生，看世界。关于电影的珍贵“影评”，散见于杂文、日记、书信及译文中。鲁迅会在日记里记下是什么片子、哪家电影院看的，有时还会注上“佳”“不佳”“劣极”等简短评语，堪称“民国手账先锋”。

　　鲁迅喜爱用毛笔写书法，但他不做书法家。在展厅，李浩介绍了鲁迅的书法作品，书写分两种，一种是平时书写日记、书信的小字。另一种是大字，其中蕴含各种变化。比如，1917年时，他的字瘦长清秀，有时拘谨。晚期则多呈现圆圆的、宽宽的敦厚状态。

　　1931年，鲁迅题赠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诗，描写内山完造在上海居住20年间，旁观所见中国军阀、政客的丑态。“作品中，‘南无阿弥陀’几字写得非常自由。由于当时鲁迅并未携带印章，便用了手印替代，这也是鲁迅留下的唯一一件按手印的作品。”

　　谈及手稿的研究价值，李浩说，他希望大众看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鲁迅。这些年，除了做诗稿、出书，1999年鲁迅纪念馆还建立了“朝华文库”，征集了和鲁迅有关的同时代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出版家、版画家的手稿与作品等实物。

　　比如陈望道、冯雪峰、许寿裳、黄源等，按“人物”设立了多个专库进行收藏和展示。“朝华文库” 四字由巴金题写。“关于鲁迅的翻译手稿、古籍手稿，研究起来有难度，但都值得好好研究，好好传承。”（记者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