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思想之光：“70后”对谈学术传承与创新
对于历史悠久的华东师大而言，文史哲专业向来是强项。为此，在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华东师大文史哲专业六位“70后”学者对谈学术传承与创新。
70多岁的大学同龄人与“70后”的青年学者对话，让跨越年代的人物和故事历历眼前，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师者本色和学术情怀。
潜移默化的情怀
在马路对面等红绿灯时，远远地瞧见一位高高瘦瘦的老爷子，穿着粉红色的棉质衬衣，带米白色的六角帽。走到近旁，轻声喊一句陈老师，对上的是一双戴着口罩也遮不住的笑眼。沿着木质阶梯，抵达大夏书店二楼，环境清雅闲适。一会儿，就听见王峰老师醇厚的声音从楼梯口飘来。各自入座，一场“70后”的对谈随之展开。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建于1951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是华东师范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如今华东师大中文系已经发展成为学界公认的知名院系。中文系的陈子善1951年出生，1976年留校任职，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
讲起学术传承，陈子善如数家珍地说起了中文系的前辈们：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调整后，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等知名学者均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执教。新中国成立后，钱谷融教授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曾引发全国大讨论，徐中玉教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该学科的现代拓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元化教授的一系列学术思想著作更是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追求和处事风格都有影响到我，以及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
许杰先生跟钱谷融先生联合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时，陈子善担任助教。当时他也跟着听课，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后来陈子善有机会到外面去交流研讨，接触到更多的学界前辈。“老一辈人对我们的关心和指点很重要。不仅是中文系，还有外系。比如教育系的瞿葆奎教授，他是教育学的权威。有一次上班乘电梯排队时，礼让我，让我先行，我当然不肯。他们老一辈的谦让温和，体现在每一处的日常行为中。”
说到老一辈的人格魅力，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王峰也忍不住分享：“我刚到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时，有一次去拜访徐中玉先生，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出门时他把我送到门口，还对我鞠了一躬。我当时就特别紧张，也弯腰鞠躬给他回礼。这对我的触动特别大。”这让陈子善顿时想起中文系另外两位先生：“不管谁去看钱谷融先生，告辞时他一定会送到门口。还有一位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叶百丰老师。每次在校园里见到，他都一定会停下来与你聊天，关心你的近况。虽然不是一个教研室的，依然非常客气。这样的老先生很难得。学术传承是潜移默化的，他们老一辈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为人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宽容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王峰说：“我读书比较杂。在刚读博士的时候，就询问导师李思孝老师，是否要多接近他的研究领域。他当时的回答是，不一定要和他方向一致，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研究方面遇到不懂问题，可以直接向他请教，也可以去请教其他的老师。后来我的学生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就效仿我的老师，引导学生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育人精神十分相合：只要遵循基本学术规范，老师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
王峰毕业后来到华东师大，除了做进一步的学术训练，也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体——丽娃学术沙龙。王峰回忆说：“在沙龙里，大家都非常坦诚地进行学术交流。我觉得那十年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关键。它使得我从一个年轻研究者走向成熟的研究者。华东师大给了我一个宝贵而健康的学术氛围。”
2021年8月，陈子善的新书《不为人知的张爱玲》正式印刷出版。除了张爱玲，陈子善在周作人、台静农、叶灵凤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都做出过重要贡献。陈子善说：“从注释鲁迅全集开始，我之后所走的学术路线就确定了。张爱玲是认真读过鲁迅文章的，且与我们关注的角度不同。我作为上海人，自然而然地想要对前辈作家进行研究。”
2021年6月，由王峰组织策划的“文学计算工作坊”顺利召开。文学与计算机，这是跨学科的创新课题。曾经做过计算机工程师的王峰兴致勃勃：“人工智能问题本不属于人文领域，但我想把人工智能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人工智能与艺术、与美学。我正在考虑把文学作品与机器学习结合起来，做一个实在的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实践阶段。希望三年以后能做出有趣的成果。”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宽容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下，两位老师都在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当谈到学术研究有所进展时，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词——“兴奋”。陈子善表示他现在有什么困惑，就想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解决得不圆满，即使提供一个解决方法会有很多人批评，但是没关系，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王峰说得更加明了：“晚上有的时候想到一点，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看到一个新的文献，解决一个新的难题，它可能不能给你带来一分钱，但真的很快乐!”
三代学者起承相继
夏末初秋的天，正午的阳光依然热烈。高大的梧桐树在校园主干道投下斑驳的树荫，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新生们三三两两地从中走过。修葺一新的校史馆在绿荫下露出朱红色的外墙，余伟民正驻足停歇，我们索性边走边聊。因为孟钟捷一直在北京学习，所以对这两位“70后”是分别采访的。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是建校时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余伟民，1951年出生，1978年春季入学。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与华东师大同岁的“70后”。谈起治学传承，余伟民认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从创立至今，大概可以分为三代学者。第一代即1951年华东师大建校时的教师队伍；第二代是给余伟民上课的老师们；第三代大致从余伟民那一届留校任教开始，一直到孟钟捷那一届。
余伟民谈到，华东师大70后青年教师的起步大都是从本科阶段的基地班开始。1995年，华东师大历史系入选教育部首批文科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成立基地班。从基地班出来的学生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会陆续补充到历史学系的教师队伍中。“现在70后的青年教师已经撑起了历史学系的大梁，等到他们培养的学生再进入到教师队伍中，那又是新的一代。”
从基地班毕业的孟钟捷回忆了一些小细节，包括跟着导师讨论，撰写读书笔记、学术综述、小论文等环节。那时历史学系的老先生们，如陈崇武、虞宝棠、刘学照、王斯德等还在上名著讲读课。中青年教师如郑寅达、余伟民也在教授必修课。“基地班的训练是循序渐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家范老师在我们这届上了他最后一次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史》（下）。他花了大半学期在讲《贞观政要》，明清时期几乎一节课带过。但这种看似不符合教学规范的课程给我们的印象却极深，因为大学学习的重要收获是思维和方法，而不是内容。”
历史学系创建初期就汇聚了吕思勉、吴泽、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陈旭麓、王养冲、郭圣铭、夏东元等一批史学名家。从史学大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王家范教授的《中国历史通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学系治学精神的传承，即注重知识的贯通。通史教学和研究是华东师大历史学科的特色和强项。华东师大历史系教师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群体风格：既注重史料的扎实，又注重理论思辨的高度。
讲到这里，余伟民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举了一个世界史学科学术传承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东师大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承担了二次大战起源研究的国家课题。在李巨廉、王斯德带领下，从收集第一手资料开始，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二战起源问题的多国档案文献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领先国内学术界的二战起源研究成果。后来又从二战史研究延伸到冷战史研究，在沈志华教授主持下确立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近年来又进一步发展到周边国家研究，并于去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历史和文献研究院。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种治学风格不仅体现在世界现代史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整体学术风貌中，体现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
余伟民从留校任教到退休，已经走过40载的时光。学术研究方面，余伟民对自己和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鼓励创新意识的同时，一定要守住“求真”的底线。“历史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上，然后经过自己的研究，写出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学术论文。”孟钟捷也认为历史学从来都是一种“求真”的学问。“言必有出”是每一位历史人的基本素养。“我从德国史学界学到的一条重要研究规则是，必须对论文中的重要史料和观点的每一个出处加以标注。当然，历史学又是一门不断自我反思的学科。我个人认为，史学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容纳各种研究理论和视角，吸纳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才能对史实的认识得出更具特色的结论。”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还一直把引领史学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吕思勉先生，编写过中国最早的白话历史课本，为后世做出了表率。曾经主编上海市高中历史教材的余伟民，对中学历史教学深有感触：“我觉得进入到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无论是编教材还是和中学老师交流，比自己写两本专业性的书作用更大。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是在中学阶段接受系统历史教育的，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对于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在中学历史教学方面的贡献，孟钟捷表示：“我们不仅拥有《历史教学问题》这一全国性的历史教育专业期刊，还多次参加全国与上海历史高考及会考或学业水平考的命题，并常年承担上海历史考试的阅卷工作。而且还很早走向国际历史教育学界，参与世界性的历史教育对话。华东师大历史系对全国性历史教育的发展及世界性历史教科书对比研究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使命。”
爱智者的本色
绕过开满彼岸花的杉木林，走过历史感厚重的办公楼，就到了丽娃河边上的咖啡馆。推门而入，博群堂的落地窗边，氤氲起腾的咖啡香中，潘德荣和朱承已经相谈甚欢。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1955年，冯契会同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任校长）、周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徐怀启（哈佛大学博士、著名基督教史家）、曾乐山（著名中国哲学史家）诸先生组建了哲学教研室。冯契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致力于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汇通中西哲学。他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潘德荣与冯契先生颇有缘分。1989年，潘德荣赴德国鲁尔大学黑格尔档案馆深造。根据成中英先生的建议，选择了诠释学专业。2000年，潘德荣回国，加盟华东师大哲学系。从受冯契先生之邀在华东师大学习，到结束留学生涯重归华东师大，其间20余年，像是成就了一个黑格尔所说的认识的循环。
听完潘德荣的学术深造的“循环”，朱承说自己与冯契先生也很有些缘分。2006年，朱承博士毕业到上海大学任教。那时，崔宜明也刚从华东师大调到上海大学。从华东师大毕业的朱承，天然和崔宜明有一种亲近感。
“他是冯契先生的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叔。在工作的开始，崔老师对我一个青年教师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指导我如何上课、如何协调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那个阶段，我的教学和研究都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和发展。”2020年，博士阶段师从杨国荣的他，以老师的身份重新回到华东师大，也算是一种学术的“循环”。
冯契先生曾题写：“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近70年的发展，华东师大哲学系很好地扩充了“心灵自由思考”的内涵。
在哲学教学方面，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精神，互相宽容才有助于促进心灵的自由思考。对于学术之争，哲学系追求统一，但绝不会试图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强制性地达到这种统一。潘德荣给研究生讲课时，经常让大家互相讨论。“我给研究生讲课时，经常是我讲一两次课，然后就让学生们按照题目写报告，然后自己上台讲，听取其他同学的修改意见，修改之后再提交给我打分。”在课堂上进行充分的讨论交流，学生们不仅进步很快，也会慢慢养成哲学系宽容的治学精神。
在治学研究方面，哲学研究不仅仅满足个人心性的自由思考，还应充满对时代生活的热切关怀。现实的时代关怀，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社会的大同团结与个性的自由发展相统一。朱承说，“如果只强调社会的大同团结，社会可能就会变成铁板一块，缺少个性的灵动自由；如果仅仅偏向个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无序状态，从而失去大同团结的局面。政治哲学研究如何更好地达成二者的平衡，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追求”。
除此之外，华东师大哲学系还很注重塑造学生们“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朱承在冯契先生所说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中加入了他自己的理解：“平民化”就是“道中庸”，自由就是“极高明”。首先得生活在俗世之间，然后才能不满足于俗世的平庸，去自觉追求高明峻极。王阳明把这种状态称作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化用《庄子·天下》里的话就是“散于万物而不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即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保持心灵的自由。
“我希望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学生们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也热爱生活。在‘道中庸’里实现‘极高明’，在‘平民化’的生活状态中追求自由人格。”
海纳百川：优秀大学是城市的名片
陈子善最近和上海图书馆张伟先生合作编刊物——《海派》。海派，海纳百川也。打破文学界限，提供一些关于上海的文学文化历史的研究，比如电影、电视、美术、建筑等，通过发掘它们的人文传承，来展现海派文化的特征。聊起海派文化，王峰说：“在北方的时候，海派是一种想象。等到了上海，深入其中，我觉得海派指的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和浸润。优秀的人才汇聚上海，而上海容纳各式不同文化观念，接受各种各样的差异。我觉得这就是上海文化，也是华东师大的文化。”
余伟民说：“大学是城市的名片。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品味。大学不仅处在知识的高端，大学又是教育机构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职责，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几所好的大学，这个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就没有地位，最起码不能站到前端。一个没有文化精神的城市，其文明程度也不会高。上海的城市精神是与上海各所大学精神相辅相成的，华东师大也为上海的城市精神提供了资源。”
潘德荣目前正忙着牵头签署国际学校合作意向书，努力增进双方的学术沟通和交流。朱承对此有一个形象的类比：“牛津小镇因牛津大学而闻名于世，新泽西的静谧松林因普林斯顿大学不再沉寂。好的城市应该有几所让年轻人怦然心动、心向往之的大学，大学赋予城市一种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一个好的大学，对城市的软实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精神感召、思想凝聚和价值引领。孟钟捷概括得很好：“一所好大学是城市文化的创建者、维护者和推广者。大学是城市发展的智囊库，承担着提出各项建议的职责。大学是城市发展的矫正器，以批判性精神来为创造性提升开山辟路。大学是城市发展的聚宝盆，吸引着各路人才前赴后继。”(记者 杨维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