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里的王安石 人生失意无南北
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面临生命威胁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自己多年的“政敌”。王安石这种不计个人恩怨的做法，充分体现出一个改革家、政治家和诗人的博大胸怀。多少年之后，这对曾经政见不合的“老相识”重逢于金陵，竟难得的投契与相知，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见其身穿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迎接他，大为感动，向他行礼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伴，论文说佛，同游钟山，赋诗相和。笑谈间，王安石的《南乡子》一词便喷薄而出：“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此刻，友谊取代了前嫌，诵诗谈佛，乐而忘返。临别之际，王安石更是依依不舍，邀请苏轼卜居金陵为邻，东坡则写下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句子以为回应，两位文宗巨擘，竟在金陵的茅舍低檐之下，完成了心灵的交融，历经千年依旧令后人为之唏嘘、感佩不已。难怪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正因为王安石理想远大、意志坚定、情操高尚，所以他的诗词也呈现出一种清气逼人、境界高远的格调。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诗文主革新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疑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可以看出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思维缜密，善于雄辩。而他的一些小品文，则清新雅致，脍炙人口，《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的文字，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而《城陂院兴造记》、《游褒禅山记》等文字，简洁明快，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应该说，王安石文学成就最高者在诗。对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曾有这样的评价——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都可以做到，而所谓“用事”不是“编事”，是“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他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则给他带来了诗歌创作上的巨大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相比较于诗，王安石写的词并不算多，今存约二十余首。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特别是《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由于王安石的诗文成就很高，最终被赞誉为“王荆公体”，其特点在于重炼意，又重修辞。特别是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总的来说，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出生于北宋的读书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身，整个家族更是足足有八位进士。因此王安石少年时受到了很好的熏陶，而他本人也对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加上他从小就天资不凡，比同龄人聪明一大截，又酷爱读书，练成了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本领。据说有一次王安石所作的关于《孟子》的文章，同往常一样被家人拿去给外人看，看过的人都拍手称绝，那些不知道这篇文章是王安石所写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孟子》中遗失的章节，可以与原著媲美，其才华之高令人惊叹。
与历代文人一样，才气四溢的王安石最终走上中举做官之路。所不同的是，他不愿留在中枢做一清闲文人，而是力求在地方上为官，感知民间疾苦，特别是在鄞县为官之后，王安石勤于政事，并将这里当作自己日后变法的实验场，为当地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政绩显著。在任期间，王安石这种积极的态度在他这段时间所作的诗歌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他看到鄞县的美丽景色之后，就写下了“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走天照浪明”的诗句，其昂扬向上的心绪溢于言表。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句，莫过于他在登杭州飞来峰时留下的《登飞来峰》一诗，堪称经典，特别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两句，写诗人登高望远的感受，呈现出诗人高瞻远瞩、不畏艰险的人生理想，格调高，意志坚，气场大，更是将他胸中的干云豪气倾吐而出，如今读起来仍有气壮山河之感。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可看作实行新法的前奏。
主持变法后的新年，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创作了《元日》一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全诗通俗易懂，却极具画面感，虽然用的是白描手法，却极力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同时又通过元日更新的习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含而不露。结尾“总把新桃换旧符”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表达出王安石执政变法、除旧布新的乐观自信和坚定信念。
然而，历史上的诸多变法，没有一次是一帆风顺的。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遭到当时勋贵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新法自身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和宋神宗这对君臣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朝堂上保守派对他的攻击也越来越犀利。王安石的政治理想和热情在日复一日的争辩中被消耗殆尽，遂有了辞官与之后的复起。
就在神宗第二次请王安石出山主持政局之际，在去往汴京的路上途经瓜洲，在渡口的王安石写下了著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成为了千古名句。从这句诗中不难看出王安石此时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与满身的抱负理想想要实现的渴望，更多的是他对于前途的担忧和对于家乡的留恋。全诗呈现出一个“心如明月”般高洁的诗人形象，清新隽永，别具一格，不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而且在叙事上也富有情致，境界开阔，格调清新，又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令人难忘。
这首诗也因为一个“绿”字，使得王安石的诗名流传千古。南宋许顗《彦周诗话》曾赞曰：“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王安石是一个讲究修辞炼字的人，据说写这首诗时，“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改了十几个字，从“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字。事实证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方有了这首千古名作，“绿”字的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讲究修辞炼字的范例。而这个“绿”字，其实也可看作王安石对于新政的期待，他希望自己这次回到京城，能让新政像春风一样吹遍北宋的土地，带来一片新意，可视作其在艰难的时刻依然保持的乐观的心态，令人佩服。
联想到王安石还有一首咏古之作《明妃曲》，被誉为千古咏王昭君最精彩的一首作品。“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后人同情最多的女子。人们同情王昭君，她离开家乡，远赴塞外，人生悲苦。可是王安石却一反此前人们写到王昭君时就表达同情的惯例，反而指出在塞外还有可能过得更幸福，得出“人生失意无南北”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他又举汉武帝的皇后阿娇为例，失宠后被打入冷宫，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昭君如果留在宫廷，也不一定会获得幸福……人生在世，境遇不同而心境不同，却都不免在得意与失意间取舍。应该说，在王安石的诗词中，既可见他的宏图壮志，也可见他的失意悲凉。众所周知，熙宁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可王安石却不后悔，他做到了无愧己心。
担任宰相，被罢相；再次担任，再一次被罢相。在一片声讨中，从京城回到南京，回到自己曾经担任江宁知府的故地，王安石感觉到一种宁静和亲切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慨和无奈。回到南京后，王安石在府城东门和钟山之间结庐筑屋，取名“半山园”。此后很多年，王安石便在南京过着他的半隐居生活，潜心于学术，聚徒讲学。此时此刻，王安石终于放下了朝堂上的纷纷扰扰，开始悠闲地享受田园生活，他在那段时间里醉心佛法，每日里读经焚香，心态也渐渐变得平和。在闲暇无事的时候，王安石还会游山玩水，并在旅途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例如《半山春晚即事》：“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屦或幽寻。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 描写了其生活环境的幽静美丽和退居后的安舒闲逸，脱去常人惜花伤春的窠臼，生动地描绘了暮春时庭园的种种佳景，此时此刻，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丞相，俨然成了乡间垂暮的闲散文人，而末二句则在宁静、喜悦感受的抒写中，又隐约地透露了世罕知音的淡淡哀愁。再如其所做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将金陵的晚秋风光描写得令人心醉：“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通过对金陵景物的赞美和历史兴亡的感喟，寄托了王安石对当时朝政的担忧和对国家政治大事的关心。该词上阕境界苍凉，下阕则今昔对比，时空交错，虚实相生，对历史和现实，表达出深沉的抑郁和沉重的叹息。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把壮丽的景色和历史内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堪称名篇。
处江湖之远，居偏僻之所，晚年王安石最喜欢的是登高远眺，他的目光总是投向远方，他的心中总在牵挂天下苍生。 钟山之上，天空云卷云舒，流逝的是时间，但王安石那“拗相公”的铮铮铁骨没有些许褪色。他在《钟山即事》一诗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首诗意趣高洁、清灵雅丽，最后两句，显然就是对前人“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挑战，独具个性的诗人选择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其老顽童的心态在这里也一览无余，反映出王安石清雅高洁的个人品格和审美情趣，还有逆向思维的逻辑，而其营造的画面感，则完全是隐居半山园的暮年诗人，摆脱宦海远离尘世的村野情趣，渲染了王安石安然闲适的生活态度和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文学史上，梅花早已成为傲然不屈、品行高洁的代表。在晚年王安石的笔下，那墙角梅花傲雪而开时，像极了孤独自恃的自己。在诗中，王安石用梅花吐露心声，即使自己陷入艰难苦痛之中，依然不改心中志向，一如梅花，凌寒独自开，坚持着自我。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墙角寂寞盛开的梅花，实际象征的却是一个不怕严寒、品格高贵的人。的确，王安石是一个勇敢的改革家，尽管他的变法主张被推翻，两起两落，最终不得已放弃了改革变法。但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王安石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因而显得意味深远。此时此刻，梅花的清幽独香，就是王安石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而精神的顶天立地，才是自己给生命最好的善待。无怪后世评价王安石的诗歌风格用了四个字——“空中之音”。(绘画 戴敦邦 撰稿 王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