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特立独行的北宋男人， 王安石

　　北宋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有一个名叫白塘的荒僻地段。

　　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在这里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整理成“家”的样子。

　　住所被称为“半山园”，却并不宏伟壮观，仅供遮风挡雨之用；没有垣墙，没有邻居。

　　以北不远处，则是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唤作“谢公墩”。他经常跑去游憩，在那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想象着昔年谢安的功业与遗憾，流连忘返。

　　当此情景，也许，他会禁不住吟起自己曾写过的《凤凰山》来：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国朝积贫积弱，臣子夙夜难眠。何以解忧？不在杜康，唯有变法！

　　然，前路不可测，阻碍又重重。一人逆流而上，举步维艰，力倦神疲。还不如当一个五陵轻薄儿郎，斗鸡走犬，哪管天地兴亡。

　　而他终归无法放手。怎么可能“安危两不知”？“安危两不知”的下场，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泣血蝇虫笑苍天，孤帆叠影锁白链。江山社稷总挂怀，长驱鬼魅不休战。

　　他毕竟是王安石。

　　单就《凤凰山》这一首诗，已足以说明作者的抱负、愁虑，以及才情。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其实他亦是思想家、文学家。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苏轼一壁“大江东去”（词人）一壁“嗜羊炙味”（吃货），其实以上诸君皆系“斜杠青年”，“一专多能”，且彼此关系密切。

　　而关于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我们需要从一千年前细细说起。

独上层楼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1021年12月18日），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内（今江西抚州），王安石降生了。

　　《清江县古迹志》转引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据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小王的父亲王益，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凡所到之处，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去弊的事，因而全都有治绩，去职后也都有遗爱。做官，王益“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做父亲，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

　　安石的母亲姓吴，“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的母亲黄氏，也就是安石的外祖母，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兼喜阴阳术数之学，故吴夫人“亦通于其说”。难得的是，她不仅聪慧，也很贤惠——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是她亲生的，前房所出则为安仁、安道二人；而吴夫人对仁、道的爱抚，反而超过了石、国等。

　　基因优秀，家风熏陶。随父宦游各地，天资非凡、手不释卷的安石，不出意料地长成了大宋好儿郎。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入京，与曾巩以文会友。曾巩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安石的文章，获得赞赏。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府通判任上。其后的三年，安石留在江宁府，与家人共同守丧。

　　他曾经恃才傲物，吟风弄月：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但终究蓦地醒悟，专心钻研学术，期望在史册上或可留有一席之地：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赴开封参加进士的考试。王铚的《默记》称，安石本来该当是状元的，却因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口气狂妄，惹恼了皇帝赵祯，降为第四名。进士及第后，安石被委派给知扬州的地方长官做幕僚。

　　庆历七年（1047），他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的知县。在任近三年光景，他兴修水利，关心农业生产，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上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励风俗，安石却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修再以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调为三司度支判官。其实，他宁可做州郡的长官干实事，而不太情愿跻身于朝列。勉强就任后，结合自己多年来仕宦为吏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国朝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的问题的思考，安石酝酿出一篇长达万字的《言事书》，进献给已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

　　《言事书》流布于世后，皇帝并不重视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而安石日渐按不下“要改革”的念头。他参与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参与了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讨论。嘉祐五年（1060），户部员外郎吕冲之编成北宋开国以来历任三司度支副使的名录，刻石而镌之于度支副使厅的墙壁上，要求安石写一篇《题名记》，遂提笔属文，畅论理财为治国先务。

　　工作闲暇之余，安石亦不忘发发思古幽情，作《明妃曲》二首。“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在汴京的诗友欧阳修、刘敞、司马光、梅尧臣，则相继写了和章。

　　嘉祐五年十一月下旬，宋廷命司马光、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五辞之后仍不肯受命，甚至还幼稚地逃到厕所，自欺欺人“这样我就接不到诏令了”（没用，閤门吏干脆把诏令直接放他办公桌上）。不过，在上了七次奏章也推不掉这个任务之后，安石乖乖“认输”。不久，“径迁”为知制诰。

　　到嘉祐七年（1062）的秋季，他又被临时差派去纠察在京刑狱，并立即对开封府尹已经判决的一桩案件进行反驳，后该案提交上级机关裁决，维持原判。安石不服，被调任为同勾当三班院。

　　嘉祐八年（1063），仁宗逝世。当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夫人也去世了。去官，奉母柩归葬金陵。

独立风口

　　宋英宗在位不满四年，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驾崩。其子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龄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与父、祖辈截然不同。他认为自己是要经略一番大事业的，曾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中央财政困乏，边关群狼环伺，大宋缺的，是一柄新发于硎的利剑。

　　赵顼居东宫期内，记室参军韩维便经常向他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使他印象深刻。熙宁元年（1068）四月，安石越次入对，第一次得与神宗对面长谈；随后，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征服了气血方刚的皇帝。

　　神宗觉得，锋芒毕露的王安石，正是希望所在。其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非常符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在皇帝的鼎力支持下，熙宁二年（1069）二月，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标志着其“得君行道”、轰轰烈烈推行变法的发轫。

　　他首先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本目的是方便独行其是，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如此迫不及待，须怪不得安石——变法之初，宰相班子合称“生老病死苦”。生指安石本人，锐意新法，生气勃勃；老指右相曾公亮，年纪大了，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不满新法，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也反对新法，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便不停称苦。总之，待“老病死苦”一轮折腾下来，变法主张很可能在“三省议定”环节就直接搁浅，从而送不到神宗那里了。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是整理财政的机构，亦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能确保安石不受拘束，乾纲独断。

　　熙宁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均输法。此后短短两三年工夫，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三舍法等接连问世，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内容相当广泛，旨在富国、强兵、摧制豪强兼并。

　　王安石彻底启动了他那驾权力的战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很快，反对的声浪，亦愈演愈烈。

　　说到底，富国强兵的一个关键字，是“钱”。合理地增加收入，乃君相推行新法之本意。奈何奉行的官吏，或因私欲、或受鞭挞，唯利是图、变本加厉，竟使新法渐成恶法，贻害匪浅。百姓税负已然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高出二三十倍，却哪里还能再帮官家“变”出额外的千缗万缗钱来呢？

　　旧臣忿忿，火力全开。小时候砸缸、眼下只想敲裂“顽石”的司马光表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新法无异于设法争民，其害甚于加赋。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更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枢密副使一职，并自请离京。熙宁四年（1071）四月，翰林学士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遭罢官，见状，司马光上疏鸣不平，后退居洛阳，宁愿继续编撰《资治通鉴》十五年。

　　事实上，变法之初，为争取支持者，王安石做过努力与尝试，例如吸纳苏辙、程颢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但苏辙出任条例司检详文字不久，就与新法派“商量公事，动皆不合”。尔后，大抵是“好生异论，以阻成事”的人实在太多，王安石不胜其烦，排斥异见的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了，甚至不惜打击整个束手束脚的台谏制度。

　　而秉持着和亲密战友一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信条的神宗，则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三朝老臣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挥一挥衣袖，让反对派化作天边的云彩，安石心情尤佳，干劲愈发十足。伊值宿禁中也开心，“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伊大年初一更开心，“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符”是被换下来了，然过于乐观的安石忘记了，福兮祸所伏。这张“新桃”的镜像，恐怕是道“催命符”。

独行踽踽

　　一般认为，新法里最为时人所诟病的，乃青苗法。

　　该法是用政府籴常平米的本钱，春散秋敛，借与农户，出息二分。出发点是好的：在青黄不接之时救济农民。政府的贷款利息，总比高利贷低，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一举两得，“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不料，待付诸执行，全然荒腔走板。这个在农耕社会尚算优良的融资政策，被官吏们扭曲成了政府放债取息、增加库收的工具。

　　诏令规定，青苗钱的贷放是“取民情愿”则与之，不许追呼、均配和抑勒。但是，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又被定为考核官员的依据（若不加敦促、问责，他们大概率“躺平不动”）。在KPI的重压下，地方官员为了保住饭碗、为了步步高升，势必刻意迎合，进而浑水摸鱼、从中舞弊，大搞形式主义。

　　州郡欲达到“有功”的定额，干脆不分贫富，像配给一样强迫借与，又使贫富相保，终于致使贫者还不出钱流散逃亡，富者为之破产。再然后，州郡又忙着逮捕积欠官钱者，等到“缉拿归案”，则日夜“调教”之。“因欠青苗，至卖田产、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再再然后，官吏们联袂主演了一出“青苗法黑恶风暴”的大戏。青苗钱，顾名思义，贷放只以农户为限。而为了邀宠，官吏们居然强迫跟“青苗”不搭界的城里人接受放款，“强行推销”至此，可谓无赖。

　　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进《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长达三千四百余字。他直言，“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青苗法种种祸害百姓，结果必是“异日天下恨之”。虽然朝廷“不许抑配”，可“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他又说，青苗法与“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的常平法争资源。前者的资金，建立在出售常平仓储粮的基础之上，使常平仓失去了平抑粮价的粮食资源，等于“废”了后者的功能。“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谁救其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三月，“死于话多”的东坡复进《再上皇帝书》，辞锋更加犀利。“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

　　王安石并非毫无从政经验的知识分子，并非异想天开的空谈家。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青苗法之前，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先进行试点，情况都还不错，这才放心“全面铺开”。然而，偌大的帝国，不是所有官员都具备雄才大略、精专业务、高尚人格，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1938年9月22日—2020年7月7日）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青苗法治标不治本，名不符实。

　　传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小农经济是王朝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它的盛衰是王朝政权强弱的温度计；然而，政府苛重的赋税却又经常促使小农经济破产，重复地犯着自挖墙脚的错误。青苗法没有改善农村生产关系和减轻国家赋税的任何想法，仅仅用借贷的手段救燃眉之急，无疑是杯水车薪。加上由于粮食价格浮动而造成折换上的损失、进城请领的花费、向衙门胥役贿赂等各项支出，青苗法的利率已经称不上低了。贫弱的小农每年一到稻谷登场、交纳“两税”之际，“簸糠麸而食稗秕”，遑论保证交纳得清青苗钱了！碰上连年灾荒，愈加一筹莫展。

　　除了青苗法，其余新法内容，似乎就没有不招骂的。比如保甲法被骂放弃了过剩的劳动力，使游民失掉出路，饥寒所迫，流为盗贼；募役法被骂让人民巧避失实，而吏缘为奸，或指富为贫，或指贫为富，颠倒混淆，任意敲榨；均输法被骂排挤了民间商业，间接地也减少了政府收入；市易法被骂低买高卖赚差价，开封城内的生意人纷纷破产……

独坐愁城

　　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神宗收到一封紧急密报。

　　打开一看，《流民图》悲惨可怖，让皇帝无比震惊。

　　翻阅一并呈上的奏状，更觉字字椎心：

　　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经春不雨，麦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天下之民，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拆坏庐舍，而卖于城市，输官籴粟，遑遑不给……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

　　文章抨击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劓割生民”；指责台谏“不敢言事”；痛斥其余辅弼之臣“皆贪猥近利”之人；批评神宗“以爵禄驾驭天下忠贤”。并大声疾呼：“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最后，作者慨然言道：“如陛下观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

　　上书人是监汴京安上门郑侠。治平年间，随父宦游江宁，拜入王安石门下。

　　一个“拜入王安石门下”的弟子，为什么选择挑战恩师的权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起初，对每项新法的推出，郑侠都抱持积极、正面的看法。好景不长，伴随着变法的逐步开展，身在地方的他失望地发现，新法“行之未几，往往败坏”。

　　他也曾将自己沿途收集的百姓呼声，以及个人的思考，或口头传话、或写成书信，不停地反馈给王安石。但后者要么置若罔闻，要么面色不怿，就是不能与他“统一思想”。

　　于是，郑侠决定冒死上奏。“甘俟诛戮，干冒冕旒！”

　　他成功了。神宗被他的“有图有真相”深深刺激，长吁短叹，坐立不安，通宵未眠。

　　三月二十七日，皇帝批示，令司农寺调发常平米，不计成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减价出售。另，命在京各城门，减收百姓运货出入城门的税额。当晚，又令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进宫，起草诏令。

　　三月三十日，诏书颁发全国，里边是各种反思：

　　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求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大灾之年，皇帝下诏罪己，原也不甚稀奇。不过，对于变法与反变法两大势力缠斗已经超过五年的北宋政坛而言，这道诏书，让人们忍不住推测：安石是否要“凉”？新法是否要“凉”？

　　接下来的几天，朝廷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免税、减刑、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并暂停成都置市易务的计划，暂停受灾各路推行方田法、保甲法的进程，同时加大力度，祈祷郊庙社稷、宫观寺庙。

　　四月六日，汴京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

　　司马光、滕甫等相继应诏上书，奏陈天变之不应忽视，新法之必须废除了；

　　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了；

　　皇帝的确在动摇，同时，亦怀深切的不舍。当年四月中旬，面对王安石的请辞，神宗屡次挽留无果，终于罢免了其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接替王安石的，是他的老助手，副相吕惠卿。

　　但是，一年都不到的时间，神宗又把安石召回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熙宁八年（1075）二月的安石，还是从前那个桀骜不驯的王相公吗？

　　不管安石是不是，“上与安石如一人”的光辉岁月，业已一去不返了。

　　熙宁九年（1076）六月，神宗在西夏问题上的表现，让王安石痛苦地察觉，皇帝放弃了武力征取的筹划。这代表过去几年招讨西蕃诸部的成功，只成为徒劳和浪费事体，全然失去其战略意义。

　　紧接着，“福建子”吕惠卿（最怕“王既至，吕何用”，“福建子”是被背叛的安石后来气愤难忍下的“地域黑”）对着神宗表演了插刀技能。“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

　　二十九日，安石的儿子王雱病卒。雱自幼敏悟，才高志远，一贯支持父亲，为确立变法的理论依据，参与修撰《三经新义》（重新注释《周官》、《尚书》、《诗经》）。安石大恸。

　　宏伟战略设想彻底破灭，爱子一瞑不视，非从政坛脱身不可了。

　　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

独木难支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逝世。他未满十周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

　　闻知这一消息后，王安石写了两首《神宗皇帝挽词》，其一道：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

　　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

　　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这首《挽词》的前六句，全是歌颂神宗在位十八年间，在变法改制方面所建立的业绩，最后一联，则是寄希望于新帝能把父辈的改革事业继承下去。

　　天不遂人愿。

　　实际当政的是高太皇太后，素来看不惯激进的神宗与安石，看不惯变法。她倚重同样反对新法的“司马牛”（光犟如牛）、文彦博、吕公著，拜为宰辅大臣。尝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亦被招回朝中任职。

　　安石陷入了极大的忧惧、愤懑、苦痛之中。时时以手抚床，高声叹息，夜不能寐。亲朋见其如此，便尽可能不使他听到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些举措，但无计长久隐瞒。当他获悉废罢市易、方田均税和保甲诸法时，还能强作镇定，及知募役法也要废罢，愕然失声道：“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

　　普遍的观点认为，变法的失败，在于其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没有适应的土壤；“敛财”的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急于求成却执行不力、用人不当；旧党拼命打压，新党内部又分裂……

　　从“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这点可以看出，变法“操之过急”的说法，不完全成立。招财进宝的心愿亦非原罪，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即可。问题在于，安石的经济思想虽有闪光成分，但他的经济改革在实践上某种程度的脱节，致使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生活在基层几十年、历任地方官员廿余载，安石深知国情，久谙民俗，看透了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弊端。他认为积累、消费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强调“理财”，“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度世之宜”。在地方从政实践中，他曾主张改革茶、盐专卖，由商人自由销售，政府收税，主张在流通领域减少或削弱行政干预。他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对待人的物质欲望的态度，都较同时代人要开明得多。然而，从总体的角度考察新法，非但没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相反倒是仍在强化这种干预。地位的变化，从政方向的变化，使王安石主持改革大局后，实施方针与他原有的经济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偏差。

　　可熙河开边（又称河湟开边）之举，若能贯彻始终，安知未能开辟一番大宋新气象？熙宁年间，在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任前线军事指挥，最终收复了宕、叠、洮、岷、河、临（熙）六州，堪称大捷，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邓广铭认为，对待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的契丹、西夏，王安石都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和筹策。提出吞灭契丹、西夏的建议，绝非“梦幻语言”，而是高瞻远瞩。邓广铭更以淝水之战为例，表示北宋的王安石比之东晋的谢安石（谢安，字安石），尤有胜之。

　　而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享受到的“非常相权”，虽使宋代立国以来相对完善的君相制衡格局开始欹侧，却也被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宋代政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意义必须从正反两方面去理解。正面的是：它象征了士大夫治天下的权力已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依照当时的政治理想，皇帝与士大夫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下之别，却共同负担着治理天下的责任。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皇帝和士大夫都必须各尽职守，尽量为人民建立美好的生活秩序。在这个理想之下，王安石因变法而取得的非常相权，尽管是神宗所授予的，但绝不能看作是后者对前者的特殊赏赐。因为神宗授权王安石是履行皇帝本身的公共职务，而不是一项私人的行为。同样地，王安石的相权也不是属于他个人的；他所以取得非常的权力，是由于他代表士大夫接受了变法这一非常的任务。

　　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则进一步分析了“非常相权”的负面意义。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行利国利民事却横遭阻力时，他会带着政府一道变得自信而武断，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对新法不敢苟同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更讽刺的是，自蔡京以后，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侂胄、史弥远，直到宋季的贾似道，权相专政竟成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

独向黄昏

　　夕暮时分，王安石仿佛纯粹的山野中人，他时常游览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神宗送的），有时骑驴（自己买的）。有人劝他，年岁大了，出游最好乘用肩舆，他不肯。“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他也谈诗论文，说佛味禅。

　　但是，身离庙堂，他依旧“心存魏阙”。试看——

　　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

　　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

　　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他会发发牢骚，然后继续关怀着朝局。

　　他还在钟山定林寺的昭文斋认真编写《字说》，一部贯串了法家思想内容的书。他想通过《字说》与《三经新义》的传布，达到用法家的治术服务北宋政权的目的。

　　元丰七年（1084）害了一场重病后，王安石觉得半山园和附近的若干田产全是累赘，就向神宗陈报，把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把在上元县境所购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归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当年秋，安石一家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不再自造宅第。

　　金陵夏季闷热无端，有时至秋不解。小院窄隘，无地乘凉，便折松枝架栏御暑，并作《秋热》诗记其事。李壁于诗题下注云：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身后没有人撰写墓志铭，墓前无神道碑。

　　同年，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表示：“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在同时所作的《送人序》中，东坡又说：“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

　　一场批判王安石新学的热潮，掀起了。

　　王氏新学是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治平年间，安石在金陵讲学，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的年轻士子受业门下，俨然形成新学学派。与此同时，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到了神宗的熙宁时期，他更把这一思想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使之付诸实践。《三经新义》一变而为官方哲学，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王安石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却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崇尚自由的苏门，自然会因此而不满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朱刚表示，从中唐到北宋有一种文化思潮，称它为“新儒学”也好，“道学”也罢，总之是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一方面希望指导士大夫的人生，一方面意欲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对政治发挥作用，而“古文”是其表达方式。这种思潮所包蕴的理想，通过王安石变法全面地向现实转化，即从思想运动落实到政治改革。但随后，当王氏“新学”被定为“国是”，王氏“经义”被确立为统一的科举文体时，其对于士大夫思想自由和文学多样化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流弊舛误，自可批判。

　　可怕的是清气渐散，迷雾丛生。“元祐更化”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宋哲宗亲政后，“绍圣绍述”又彻底清算元祐更化。其后直到宋徽宗晚年，变法措施大多重付实施，明眼人却一望即知，东京梦华之下，败坏的种子不受控制地萌芽生长。

　　海外宋史学家刘子健将这一恢复变法期称之为“后变法时期”，在其《中国转向内在》里有一总体性鸟瞰：后变法时期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改革精神化为乌有，道德上毫无顾忌，贪赃枉法肆意公行，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对那些继续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皇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有这些，使得恢复变法时期聚集了一批声名狼藉之辈。

　　徽宗上台，经过一年多的折衷调停，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便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其崇尚熙宁新政的国策取向。以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仍高张变法的旗幡，但与熙宁新法已无多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画而“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

独异于人

　　蔡京虽奸，其弟蔡卞却政声卓著，还是王安石的女婿。神宗年间，“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寿宫赐珠褥，直数十万”。

　　安石此女，是个厉害角色。周煇《清波杂志》卷三载：

　　蔡卞之妻王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

　　洪迈《夷坚志》丁集（卷四）记了另一个段子：蔡卞官至枢密院事，当孔庙释奠时，请求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位居孟子之上，受天下儒生供奉。（不知这主意是否仍然是和夫人“先谋之于床笫”的？）此事又给伶人们提供了文艺创造的灵感，新编了好戏一出。剧情梗概是孔子、颜回、孟子见安石驾到，纷纷表示当让出尊位。众人相互推辞间，耿直boy子路愤愤然冲到一旁的祀堂，把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拽了出来，斥道：你全不知道救护丈人，看看别人家女婿是怎么做的！

　　当然，蔡卞的轶事典故，比起老泰山安石来那是远远不如。

　　宋人笔记热衷于描写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邵氏闻见录》里说，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故安石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则说，安石出生时有野獾很突兀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现身。《铁围山丛谈》的记载特别荒诞：“异人”李士宁经常出入王家，他识破了安石的前世是一只獾，所以总唤他“獾儿”。

　　除了“野獾附体”，宋人笔记中的安石，还是一个非常邋遢的男人。如《邵氏闻见录》云：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注：《邵氏闻见录》引苏洵《辨奸论》讥讽安石，但经专家考证，此文是伪作。《闻见录》作者邵伯温是司马光的信徒，深恶王安石。）

　　《石林燕语》云：

　　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

　　《遯斋闲览》亦云：

　　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

　　可是，《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某次与安石聊天，称：“你脸黑是一种病，可用一种叫园荽的药物治。”安石答：“我没病，生来就脸黑罢了。”惠卿说：“纵然不是病，园荽也可以帮助洗白的。”安石又答：“上天赐我一张黑脸，园荽无用。”而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安石回应道：“天生的黑脸，澡豆管什么用呢？”

　　另，明人冯梦龙的笔记小说集《古今谭概》怪诞部《洁疾》曰：

　　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合。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裂绮将成，忽有猫卧其旁。夫人将衣置浴室下，任其腐败，终不与人。荆公终日不梳洗，虮虱满衣，当是月老错配。

　　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曰：

　　老叟道：“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手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又，清代笔记小说集《坚瓠集》说，安石“肤理如蛇皮”，皮肤非常难看，结合安石本人的诗作《疥》，“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有人猜测安石或许得过严重的疥疮，难看的皮肤，正是疥疮的后遗症。

　　细细玩味，包拯阎王转世，岳飞猿精投胎，宋江们是洪太尉误放的妖魔，安石是不讲卫生长了虱子被老婆嫌弃、同时更被百姓仇恨视同家畜的獾……种种八卦，内里多少反映了传统文化惯于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的一面——倘若不认同王安石变法，自然容易戏谑、嘲讽王安石本人。

　　好在安石的趣闻美谈也有不少，可略作调和。比如相传他清廉朴素，姻亲拜访，不备盛宴，一切从简。他不迩声色，拒绝纳妾，吃饭时只吃离得近的菜。他也不是不懂品质生活，会枕一方瓷枕消暑去燥，“夏日昼睡，方枕（指四面束腰大方枕）为佳”，这个秘方杨万里后来也掌握了，“竹床移遍两头冷，瓦枕（瓷枕的代称）翻来四面凉”。

独有千秋

　　是政治改革家，倔强的拗相公不愿低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临川先生的文学功底自不待言；是浑身有“料”的介甫兄，倍受段子手们青睐……一千年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呢？

　　当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之后，新上台做宰相的司马光正因病家居。他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方今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时为中书舍人的苏轼，替小皇帝赵煦所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也说：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曾与安石剑拔弩张的苏轼，对安石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方面的业绩是肯定的。变法时期，介甫与子瞻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元丰末，一个作为退职宰相，历经宦海风云，闲居金陵；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脱险，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两人重聚，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人间杰才，相逢一笑泯恩仇（乌台诗案中，介甫为子瞻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政见确实不同，负责态度一致。说来说去，也都是为了陛下，为了大宋。若最高意志的沿袭注定国朝梦断沧海的宿命，时局岂是一两个孤臣孽子能左右的？

　　在《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一书里，日本知名学者三浦国雄创造性地列了“贤者多谤——天上的研讨会”章节。这一章里，作者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虚拟研讨会，将安石身后一些对其作出评价的历代学者汇集在一起（包括南宋人陆九渊、朱熹，明人杨慎、胡应麟，清人颜元、王夫之、李紱、蔡上翔、陆心源、钱大昕，近人梁启超等，几乎涵盖了后世所有重要的安石评论者），借这些学者之口，从不同角度对安石的功过进行评价并互相辩驳。而作者则化身主持人，一方面引导诸位学者进行积极讨论，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观点。

　　犹记陆九渊评：

　　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杨慎评：

　　“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梁启超评：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

　　是耶非耶，各言各论。最后，请允许我们用邓广铭辞世前曾经吟诵的一段话，来回顾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回顾那些人格魅力尤显突出的大宋历史群像吧：“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记者 孔冰欣)

链接：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主要内容

　　王安石变法（变法自熙宁二年始，亦称熙宁变法）是宋神宗在位时期展开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希冀借此解决三冗危机（冗员、冗兵、冗费）、内忧外患（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外敌侵扰），从而彻底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

富国之法

　　青苗法

　　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用意：增加政府收入；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

　　募役法（免役法）

　　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用意：把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

　　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划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用意：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

　　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用意：广为修建水利工程，保证灌溉；增加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政府税收。

　　市易法

　　内容：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用意：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内容：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用意：为朝廷增加收入，也对商人较为有利；抑制皇族、后族和权贵利益集团。

　　均输法

　　内容：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两浙、淮南、江东、江西、湖北、湖南）的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用意：降低国家支出，减轻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市民生活。

强兵之法

　　保甲法

　　内容：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用意：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法

　　内容：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用意：提高军队士兵素质。

　　将兵法（置将法）

　　内容：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用意：改变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

　　内容：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用意：提高马匹的质量和数量，节省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

　　内容：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用意：兵器的产量、质量两手抓两手硬。

取士之法

　　内容：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

　　另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用意：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士子，更好地为变法、为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