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油菜吞吐，因何阻隔，因何畅达？
“17.9元，买了8斤地蛋。号称小区团购满单以后，山东那里直接从地里开挖。价格简直击穿底线。”5月27日下午，当陈生平团购的土豆到货后，他在群里如此说道，甚至都学会了山东人对土豆的一种称呼——地蛋。群，不是微信群，而是拼多多上的“12团现挖新鲜”拼小鲜群。
“我感觉封控以后，日子是从4月底开始好起来的。3月14日我们小区封控，到3月底上海‘鸳鸯锅’划江而封，再到4月初全域封控，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最最麻烦的就是家里一度没吃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堪回首的日子！”
陈生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家里开始吃泡面过了一天以后，自己所在小区终于在4月4日获得了第一批援助物资。尽管此后他先后获得了十几批援助物资，可4月4日第一次接受援助，仍令他难忘。“当时，镇里给我们小区每户发了两个苹果、一块净重268克的五花淡咸肉、两包各净重200克的酱鸭腿和一些蔬菜。蔬菜包括四个土豆和一些胡萝卜、卷心菜。”
当晚，老陈用土豆、胡萝卜、卷心菜烧了一碗汤，家里人还夸他的手艺不错。可此后大半个月，无论是镇里发的物资，还是当时他能够买到的菜，皆以土豆、胡萝卜等块茎类蔬菜为主，直到吃厌了还在发。朋友圈中，绿叶菜成了一些人炫耀的“贵重物资”。当采购渠道略微有放宽以后，老陈自然不会去买土豆这种货色，只想着买蚕豆、鸡毛菜、蕹菜、米苋这些时蔬。连老陈自己都没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5月下旬，因为团购到两斤牛肉，他又想起来去买土豆来烧牛肉……
此土豆非彼土豆，此一时非彼一时。
生活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的老陈这两个多月的经历，是生活在上海的2500万常住人口、上千万流动人口的一个缩影。疫情封控之下的上海，一些地方一度物资紧缺。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上海，还是环沪周边，甚至远到山东、安徽等地，都有农人欲哭无泪。本是丰年，本该卖个好价的蔬果，眼看着要烂在地里，采也不是，不采也不是……
备一周粮，打整月仗？
老陈记得3月31日晚上，自己是轻松的。尽管当时自己所在小区已经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封控，家里物资也开始缺乏，但当时他看到电视新闻里讲，“3月28日至4月1日浦东浦南封控，4月1日至5日浦西封控”，自己就得出一个结论——到4月6日以后，自己小区就该解封了。“当时虽然在网上平台也抢不到菜，可我觉得大不了方便面、酱油麻油泡饭凑合吃着，几天时间很快能过去，我当时的感觉是看到了希望。”老陈说。
对于家住虹口区的徐嘉励来说，一段困苦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我是从3月28日开始抢不到菜的。”徐嘉励说，“叮咚买菜、美团买菜、盒马、每日优鲜这些平台都抢不到，我的朋友、上学时的导师给我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买菜链接，经过三天的努力，才在吉管家买到了168元5.5公斤的随机蔬菜。贵是贵点，好歹暂时不用担心了。”
家住宝山区的陈静的感觉与徐嘉励略有不同。3月下旬，她还能从几个买菜软件上下单。可到了3月底4月初，她感到买菜越来越困难。比如美团买菜的定时，一开始每晚12点抢单，突然有一天开始改到早晨6点抢单。前一晚上抢得天昏地暗精疲力尽最终吃到“空心汤团”的陈静，不得不将手机定时，自己则选择大脑“关机”上床休息，哪知道在床上翻了一夜大饼，一阵阵心焦，到了早上6点还没彻底“关机”处于“待机”状态的她打开美团买菜App，那是死命去点啊，手机屏都快戳穿了，最终却如猴子捞月，啥都没买到。“眼看着一件件点到的菜被抢光，被抢光，那个绝望的感觉啊，甭提了。”
那一阵子，陈静开始定闹钟，早上6点开始抢菜，美团买菜、每日优鲜、叮咚买菜这几个App反复刷，能抢到什么菜就什么菜。“总的说来，鸡蛋很难抢，菌菇类相对容易些。”陈静说，因为自己在封控前买了约摸六七百元的菜，好歹挺过了这一阵子。她也听说有人买了“抢菜插件”，能抢跑道，连盒马这样的热门App都照样拿下。可她自己对此实在一窍不通。
对于家住普陀区桃浦新村的老周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直到3月下旬，自己仍每天到菜场买菜。听说住在临近街镇的女儿家里于3月14日封控以后，老周还曾多次骑自行车给女儿送菜。“到了小区的一个小门口，让女儿来，给她递进去。”老周说。可到了3月31日下午，老周自己不得不去超市大采购。原因是听说了封控自4月1日至4月5日的消息，自己必须备足菜——蔬菜、肉蛋奶，甚至粮油……
那天下午，年逾七旬的老周像个小伙子一样，跑遍了周边的农工商、世纪联华等超市来采买这些货。“走到哪家超市，就见里面货架迅速被扫光。自从上海普及开架销售的超市以后，这三十来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老周说。
3月31日，网络上一场“云蹦迪”，许多人还拿着菜在家里对着镜头狂欢——“黄浦莴笋甩起来”“静安人民让我们准备好倒计时”“把家里囤的菜甩起来”“20斤芹菜给我摇起来”……
家住徐家汇附近的教师刘真并没有这么疯狂。但她也感觉，大上海总不至于买不到菜。在封控前几天，其自家小区附近还有小超市开着。“不过因为早上有课，下午出去只能买到根茎类蔬菜，绿叶菜是没有的。”刘真说，“我当时想，顶多也就困难三四天，哪知道封控以后，情况越来越感觉不妙。4月5日以后，不仅没有解封，徐家汇这边的所有线上平台还都停了，团购的菜、京东下单的物资又迟迟不到，早上抢菜永远在陪跑，冰箱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还要调整状态线上讲课。4月中旬左右，我的情绪到了谷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人算了一笔账——以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的刚性食品需求来算，假如每天每人平均消耗1.5公斤物资，就是3.75万吨，按一辆集装箱卡车运输20吨测算，每天需要1875辆。这1875辆集卡的物资，也不是整体装车、整体发运就能解决的。上海作为超大城市，“一大一小”特点十分突出：“大”在常住人口多，流动人口也多，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小”在地域面积只有6340.5平方公里，在全国四大直辖市中是面积最小的。这些数字具体到日常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上，全上海85%的粮食、75%的菜肉、65%的蛋奶靠外省区市提供。也就是说——从外省市零散运到上海，再通过集散的方式输送到市民手中。而即便是上海行政区域内所生产农副产品，产地也集中在崇明、浦东、金山、青浦等郊区，进入市区往往仍需集散。无论当年菜场、商场的模式，还是此后连锁超市，及至如今许多电商平台，上海的商业模式有很大改变，物资集散方式方面却只是略有变化。
有数据统计，平时上海从事食品供应及餐饮服务的人员近百万人，其中，外卖骑手10余万人。可见，线下平台仍占据着市民消费渠道的主流！
自封控以后，在静态管理模式下，无论从事线下还是线上食品供应和餐饮服务者，遇到的是交通线断了，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店、超市统统关了，从业者被封控在小区。绝大多数市民顶多备了一周的物资。可根据当时的疫情态势来看，若想阻断病毒，光静态一周显然不够，保供保畅环节如果继续静止，这连续长达整月的仗，打起来就困难了。
许多时候，单靠上海方面来筹谋保供政策，也无法应对。譬如在山东临沂经营蔬菜基地的曹伟先生就称，在上海此轮疫情之前，自己头天下午能完成组织采摘、打包、装车发运，第二天凌晨这些货品就能抵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可疫情之后，在江桥批发市场做批发生意的客户全都封控在家了。市场关闭，这些蔬菜进不了上海各大菜市场——数据显示，4月初，运送鲜活农产品的进沪绿通车从每天3000辆左右骤降至约600辆。另一个数据——从3月底到4月10日，长三角地区有249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关闭。
进入上海的物资少了，还提什么进入各终端商户以及消费者家门？而原本尚占不到蔬菜供应大头的电商，此时连自己的杯水车薪也无法保证——毕竟其自身不少骑手也被困小区，甚至有一些门店因为出现疫情而整体被隔离。
“大动脉”“小血管”都得打通
如何让上海持续保持抗疫之“静”？辩证地看此问题，就必须解决物资流通之“动”。物流不畅，物资不“动”起来，抗疫之“静”，反而难成。
瓶颈在哪里？在上海封控之初，一些外地卡车司机进沪后，面临着留又留不下，走又走不得的困境——车进上海后，因为通行证过期，动弹不得，只能人和车都趴在马路上。而即便动弹得了，回到出发地还得隔离起码两周。这么算下来，进上海就一定是蚀本生意。上海有句老话：“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即便是疫情期间，各地的援沪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进来，却也不能让卡车司机们总是“自杀式支援”。
林林总总的有关运输大动脉的问题，其实单靠上海是无法解决的。这甚至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正是刘真感觉心态上最无助的时刻，4月中旬，陈生平却悄悄感觉到了变化的发生。“记得是4月19日，我听邻居在微信群里说，美团买菜能买到货了。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再一翻账单，自己上一次在美团买菜买到货还是3月23日。”4月20日中午11点多，陈生平躺在床上无意间点开美团，竟然发现大中午的还能下得了单。可惜只是两包奥利奥夹心饼干和一份蒜蓉粉丝贝、两包小龙虾尾。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根本没有。但他已经很开心了。“起码证明了一点——渠道又通了，会逐步好起来。”老陈感慨。
比起老陈来，刘真的幸运之处是徐汇区发的物资逐步充裕起来。“到5月中旬，徐家汇街道发了十多次物资了，有粮油、洗洁精、洗护用品等等，考虑很周到，数量也很充足，基本解决了日常需要。”此后，她也发现，美团早上6点可以买到菜了，偶尔还能在盒马上捡漏，抢到零食这些“奢侈品”，天猫超市也发货了。整体来说，刘真的情绪好了很多。
据《新民周刊》记者了解， 4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三方协调，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机制启动，苏浙皖大力支持，疏通物流堵点——江苏昆山、浙江平湖两个生活物资保供中转站投用。平湖中转站只用60个小时就完成地面硬化，每日最高承载货车200台次，满负荷运力约4000吨，这就相当于将原本在上海市域内要做的中转工作转移到沪外。
即便如此，情况也没有完全转变。在4月9日上午10时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透露，当时的问题主要是末端配送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市面上已经不缺货，但许多货却仍送不进小区。浦东南汇果品公司的玉菇瓜、青浦练塘镇的茭白，在四五月间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哪怕种植地在上海，可就是很难将产品送到顾客手里。农民眼见丰收，却欲哭无泪。之后，通过《新民晚报》等媒体，发动团购，才逐步解决。
“有些小区已经封控一个月了，居民生活物资需求从主副食品拓展到了日用品、防疫物资、基本药品。老人、妇婴等特殊人群也都有急迫的保障需求。保供的节点、网点、人员、运力还有待进一步恢复，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矛盾比较突出。”在发布会上，顾军如此说。而当时，另一个令居民困扰不已的问题是——各个小区的团购方式不尽相同。记者曾经见到过这么一份社区团购“规定”——“团购（3份以上）范围仅限米面油蔬菜、调味品、牛奶、鸡蛋、生肉、刚需水果套餐和吸水卫生用品；非刚需用品团购和外卖如：海鲜、水产品、草莓、面包、咖啡、熟食、啤酒等所有改善性食品，一律予以暂停”。
问题是这份由居委、业委会、物业共同盖章的团购规定，却又白纸黑字地写着，开团必须“经小区团购审核组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团。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或防疫风险、引起疫情传播的相关团长需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发出规定者无论如何没有责任，需要担责者是否可以从事团购则需要发出规定者来判断。
而正是在这份团购规定发给居民之际，物业却又指定小区门口的钱大妈为本小区的“保供单位”，面包、海鲜等等照样输送进小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公平。”陈生平说，“钱大妈拿到了物业开的‘执照’以后，在本小区只有他家是由保安来送到居民楼下的。当然，价格明显是调高了。”陈生平记得，4月中旬，有一天他参与团购了盒马的货，可盒马送到小区门口以后，物业要求盒马当场分拣，如果不分拣，物业不许其送入小区。物业也称，如果盒马支付“最后100米保供”费用，物业可以代为分拣。最后，还是团购者中站出来几位志愿者，与物业几经交涉，才被允许可以参与分拣。志愿者们帮助分拣到半夜，再一一分送给各位邻居。
“最后100米”这“毛细血管”的问题，在上海绝大多数地方自5月初至6月初，慢慢有所好转。可有的小区，直到6月1日也没有完全有所改善。有住在闵行的朋友连工作单位定向分派给她的抗疫物资都被物业顶在小区门口好几天，而无法进入小区。“毛细血管”之畅通，还得看各居委的“手势”。疫情中基层有了权，如何用好这个权力却值得探讨。未来，如何能更好地依法进行社区管理，在打通“大动脉”的同时，也令“小血管”畅通，成为本轮上海抗疫之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主笔 姜浩峰 实习生 张燕姿）
链接：因保供被处理的人
4月19日，廉洁上海发布消息，闵行区梅陇镇副镇长任伟萍、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栗爽，在发放保供物资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致使不合格猪肉产品发放给社区居民，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两人均被党纪政务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并按程序分别被免去副镇长、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职务。
4月27日，廉洁上海发布消息，宝山区张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郇秀志、杨成，社区党群办主任欧阳智在负责发放兄弟省捐赠的蔬菜礼包过程中，对部分蔬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毁损负有责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此外，郇秀志对兄弟省捐赠的蔬菜礼包部分被不法分子乘机倒卖负有责任，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3人均被责令停职检查，并被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张喜生侵吞政府防疫保障物资，接受宝山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月1日，廉洁上海发布消息，宝山区张庙街道党工委书记施永根、张庙街道泗塘二村振兴居委会书记周东红、主任倪传悦在负责发放政府保供物资和兄弟省捐赠的食品礼包过程中，组织不力、作风拖沓，对部分物资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浪费问题负有责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施永根、周东红、倪传悦3人均被免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
此外，市各级公安机关破获多起伪造、买卖防疫保障车辆通行证案，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和造谣案件，余某乾、魏某、王某宇、张某东等多名相关人员被立案调查。及至5月15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食品安全违法等案件1121起。5月27日，上海检察机关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社区团购、招募方舱志愿者等名目实施诈骗的7起案件和1起哄抬物价非法经营案件依法提起公诉。（据微信公众号廉洁上海、上海发布 整理：张燕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