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到万，上海方舱的昼与夜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夜空落着小雨。大巴车进入上海后，从高架上驶出，一路极为寂静，听不到任何声音。从大巴车上走下，地面稍微有点湿，空气中隐约能够闻到春泥的气味。这不是肖帅想象中那个热闹的上海。

　　肖帅是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安装分公司的工程师。2022年4月5日，他和全国各地的同事接到任务，火速集结，奔赴上海，抵达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他们此行，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援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预留施工时间，只有3天。

　　从3月底开始，为阻击新冠疫情，上海共启用了10家市级方舱医院，大多是由大型展览馆迅速改建而来。在这样一批“巨型方舱”中，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规模最大，能容下近5万张床位。

　　除了市级大型方舱，上海各区也陆续改建、启用了多家区级方舱，主要由学校、公寓楼、写字楼改建而成。

　　疫情高峰时，上海市级方舱在院人数达到8.64万人，区级方舱18.48万人。从春入夏、从零到万，两个月的时间，太多的故事在方舱里发生。武汉的经验，在上海方舱得以运用；一座座方舱的迅速启用，是工人们在一线不分昼夜努力奋战的结果；前期暴露的问题，与此后的及时调整，让人们看到这座城市纠错的能力。

　　如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所言，上海方舱医院的建设和准备，为实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提供了空间上的准备，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当人们提及2022年上海这轮疫情，方舱会是无法忽视的集体记忆。

夜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从吉林赶赴上海，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当天，孙春兰实地考察的地点之一，就是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此后，原本被称为“集中临时隔离收治点”的这些应急措施，全部统一称为“方舱医院”。

　　从3月底开始，不断有新方舱启用，同时越来越多的阳性感染者被送进方舱。在疫情面前争分夺秒，上海方舱加快了建设和启用节奏。

　　很多阳性感染者的方舱经历，开始于被转运的夜晚。

　　4月11日晚上8点多，家住杨浦区的姚毅（化名）站到了小区门口。就在半小时前，他接到了居委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转达了疾控中心的通知，让他到小区门口等待，即将转运他去方舱。

　　在小区门口又经过半小时的等待后，转运大巴在姚毅面前停下。之后的时间里，大巴穿梭在他家附近的街道，继续从小区门口接上其他阳性感染者。等到抵达方舱，已经是晚上10点。

　　姚毅第一时间在地图上查看了方舱的位置，发现离他家直线距离不过1.5公里。那是杨浦区民府路上的一个办公园区，叫作尚浦汇办公空间，由几栋闲置的写字楼组成。

　　从规模和医疗条件看，姚毅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区级的方舱。因为那晚排队等待进方舱时，姚毅听到有志愿者用喇叭大声地提示：“条件有限，这里只接收无症状和轻症！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症状，或者其他基础疾病，需要帮助的请现在提出来！”

　　姚毅记得，那晚去方舱的转运大巴上十分安静，人们戴着口罩，彼此没有交流。车厢里通常没有太多恐惧和焦虑，更多的是一种平静。

　　4月的每个夜晚，都有许多转运大巴穿梭在安静的上海。驾驶这些大巴的司机，是与阳性感染者距离最近的群体。他们在方舱与感染者之间穿针引线，在转运中不可替代。

　　39岁的王志强，此前是浦东新区杨高公交636路驾驶员。3月底，他第一时间报名了方舱医院转运大巴的司机队伍。当时由于人手有限，王志强第一次出任务，从上午发车，昼夜不停，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6点。

　　那时，十六七个小时连轴转是常态，回到隔离酒店已经是半夜。在王志强的回忆里，穿着密不透气的大白服，长时间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收车时，身上的尿不湿有五六斤重。

　　刚开始转运工作时，由于各种情况不熟悉，调配资源有限，大巴司机们不仅出车时间长，自己身体不好受，还要经历一些感染者的抱怨。比如大巴晚上9点出发，半个小时就接上所有人，但感染者全部入舱时已经快凌晨1点。“让这么多病人在车上等，你们工作怎么做的？”转运大巴上的工作人员和司机，一开始常面对质疑。

　　这一点，似乎也成为过去两个月上海方舱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缩影：起初因为时间紧，很多准备工作没有事先想到位，招致各种抱怨和质疑；随着时间推移和疫情控制，一时的矛盾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和解决。

　　4月13日晚，彼时很多身处上海各方舱的人们，注定度过了一个难以平静的暴雨夜。当天，上海暴雨、大风、雷电“三碰头”。到晚上，南汇方舱的漏雨画面传遍社交媒体，也牵动着人们的心。

　　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上海方舱再次遇到狂风暴雨的考验时，各方面的应对明显成熟。4月24日，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再次收到强对流天气预报，第一时间发布工作提示，督促各单位做好应对准备。

　　因为是“帐篷式”方舱医院，抗风能力相对不足，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医院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天气。在4月22日的降雨过程中，方舱的安全督导组就发现了篷面兜水、加固强度不够等问题。

　　4月25日，上海相继发布雷电、大风两个黄色预警。在国际赛车场方舱，安全督导组全员紧盯雨量、风速变化，及时研判。他们一边和运营方一道，完成应急抢修加固任务，一边协助病患转送。

　　还是在暴雨夜，这一次，国际赛车场方舱5000多名患者成功转运至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除了转运病人和应急补救，本轮上海疫情中，很多方舱的修建也开始于深夜。比如肖帅和同事4月6日抵达国家会展中心，已是凌晨2点。

　　紧急的任务，寂寥的城市，以及天空正在落下的小雨……相似的画面，让肖帅想起了两年前的经历。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时，肖帅一个人从广东开车，去往武汉，参与“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

　　“进到国家会展中心，第一反应就是‘真大啊’。我们只负责其中一片‘叶子’都这么大，时间也紧，当时说最多给我们三到四天，压力自然也大。”肖帅告诉《新民周刊》。

　　接到援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任务的同时，肖帅被指定为四号馆AA-AE轴电气工程师兼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安装分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当时他在武汉，其他同事也从全国各地，纷纷向上海集结。

　　赶往上海的路上，肖帅和同事完成了简单的分工，有后勤保障，有现场施工，有图纸深化。抵达国家会展中心施工现场，没有时间闲聊和等待，他们直接开始准备工作。盘点材料，搬运器械，设置仓库，然后大半夜给厂家打电话，订购材料。

　　等忙完这些，已经是6日上午。拿到图纸后，这支青年突击队便真正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施工建设。“电气施工是我负责的项目之一。电力方面还是需要花点心思的。因为方舱医院里，每个床位都相当于一个小房间，所以整个系统的回路比较多。而且这是会展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床位的电量需求。另外，场馆里还安装了大型风机，通过三级过滤，要保证馆内空气经过消杀后排到室外。风机的运转需要重新设计布置线路，也意味着大量的供电需求。”

　　肖帅所在的青年突击队大约50人。他们大部分和肖帅一样，有支援武汉“两山”的经验，保留着迅速开展方舱建设的宝贵工作意识和能力。肖帅把这种意识和能力，总结为——“方舱大兵团作战经验”。

　　“当重大事件来临，时间紧，任务重。如果还按照普通的项目管理能力运作，就容易掉链子。”肖帅告诉《新民周刊》。两年前，他们在武汉“两山”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三级指挥部的模式。这一次，上述模式也被运用到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

　　“我们这次来上海，也是‘挂图作战’。指挥部以最终目标为准，然后工序和进度倒排，把时间点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具体到某个进度出现的问题，马上进行纠偏，一定是按点、按表，继续完成目标。”

　　国家会展中心方舱的建设，在施工任务上与武汉的“两山”医院有所不同，因为方舱主要收治轻症与无症状感染者，不需要专业的ICU病房。但场馆实在太大，进入国家会展中心后，肖帅每天的微信步数都超过了40000步。在他返回武汉后，发现脚底已经磨出一层厚厚的“老皮”。

　　4月6日和7日晚上，肖帅和大部分同事、工人，分别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由于9日必须完工，8日晚上更是全员通宵。9日凌晨4点，国家会展中心灯火通明，场馆内，能听到各种机器的轰鸣声，还有工人们搬运设备时发出的呐喊。

　　4月9日上午，肖帅被告知他们施工交付的区域即将在几小时后正式启用收治患者，他和同事迅速收拾，准备撤离。“我们本来还想留一张个人合影，没想到太匆忙。所有人一块，跟会展中心拍了张大合照，就赶紧上大巴走人了。”

　　在大巴上，肖帅很快睡着了。等他被饿醒时，已经是9日下午，车已经离开上海很远很远。

昼

　　很多人与上海方舱有关的经历，开始于夜晚。而方舱的关闭休舱，大多在白天。

　　5月6日，在院人数不到高峰时的一半；5月14日，这个数字下降到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5月21日上午，上海临港方舱医院休舱；5月25日，上海世博展览馆方舱医院负责人、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为世博方舱张贴了“休舱”封条。

　　时间进入5月下旬后，沪上方舱批量休舱、关舱，定点医院逐步关闭。诸如世博方舱这样的市级方舱，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将在修缮后开启新征程。

　　方舱在院人数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方舱关闭。整个过程中有武汉方舱医院成功经验在上海的沿用，也有上海在本轮疫情中探索出的新内容。

　　3月24日，仁济医院医疗队接到指令，入驻世博方舱。《新民周刊》此前采访到在世博方舱负责院感管理的郑宇。据郑宇的回忆，当他提前到世博方舱查看时，方舱内还在施工，但按照指令第二天上午就要开始收治，任务非常紧急。“压力的确非常大，幸好有很多在武汉方舱医院工作经验的前辈提供了帮助。”最终，25日上午9点，世博方舱第一批500多名感染者顺利入院。

　　之后，上海各个方舱医院都在压力之下不断优化院感防控措施。方舱医院的院感管理，又将为今后传染病的防控积累宝贵的经验。

　　一些方舱的及时调整，同样出现在白天，比如方舱救治功能与管理能力的提升。

　　陈尔真在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连续工作20多天后意识到，方舱医院的初衷，主要是将感染者和其他人群分隔，阻断病毒传播。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冠叠加基础病患者。方舱医院也需要升级改造，以具备一定的医疗救治功能。

　　另外，像国家会展中心这样常住4.5万人的方舱医院，再加上约1万人的医护、服务保障团队，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社会百态都会出现，难免有些偶发事件。在这里，有过小偷、诈骗，舞蹈、健身、“蹦迪”也都有。陈尔真此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表示，作为管理人员，确保方舱医院安全、有序，需要不断提升管理能力。

　　这种动态和人性化的调整，也体现在“亲子方舱”的正式启用。

　　4月6日一早，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的亲子病区一片安静。在这里，为了让孩子们能认真学习，家长和医务工作者尽量将自己的声音调至“最轻”，娃娃们拿着自己的电子设备认真倾听着老师们的讲课。能听到的声音，无非是孩子们举手回答问题，或是打印机工作的动静。

　　4月初，有网友反映，一些感染新冠的孩子与父母分开，无法得到照顾，一度引发质疑。

　　4月6日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表示：“儿童是最柔软的群体，儿童的感染牵动着大家的心，我们同为父母，感同身受。儿童感染者的收治，既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防控规范的要求，也要考虑他们特殊照护的实际需求。为此，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保障措施。”

　　事实上，从3月29日至4月3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派出的儿科医护团队，已经在世博方舱医院收治了50个患儿家庭。从4月4日起，这支队伍转战规模更大的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并正式推广“亲子收治”模式。这是上海首次开设“亲子方舱”。

　　此前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介绍，为有效应对本轮疫情的快速发展，上海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部署，市、区两级在最短时间内分别建设筹措方舱医院，为阳性感染者“应转尽转”提供了重要保障。

　　“应转尽转”的背后，是最高峰时近30万人在上海十家市级方舱、数十家区级方舱内隔离治疗。庞大数字的背后，又是许多个争分夺秒、灵活调整、追求专业与人性化的故事，在过去两个月昼夜不停地书写。（记者 王仲昀）

链接：上海宠物方舱

　　2022年5月8日，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在江阴街上建立了全市首个“宠物方舱”。附近一家宠物医院的专业人员成为志愿者，接收照顾老西门街道阳性感染者、密接居民的猫猫狗狗。

　　5月26日，宠物方舱休舱。临时负责人翟江亲手贴上了休舱的封条。18天时间，翟江和十名志愿者为数十户家庭的55只动物，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