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后团长时代”

　　6月4日，上海重启的第一个周末，瞿立峰又当了两次团长，为小区邻居团购鸡蛋和冷藏鲜奶，他告诉《新民周刊》，做完这两单，他大概率准备光荣“退役”了。“原因很多。一个是复工复产后，商超都已经开业了，居民买东西已经很方便；开始上班以后，大家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也就没人天天盯着团购群接龙了。”

　　这从瞿立峰的订单数量上就能明显看出来，以牛奶团举例，疫情期间，每次团购的数量都在600盒左右，而最近一次团购下降了一半，只有三百来盒，“因为牛奶12盒一箱，供应商要求必须成箱团购，而居民需要的牛奶又涉及不同产品，统计起来工作量也很大，所以不是不得不的情况，我也不打算再搞了”。

　　瞿立峰的情况不是个例。随着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团长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不少团购群也已经解散。我们不禁好奇，团长，这个曾经在小区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灵魂人物，又将何去何从呢？

上图：有的团长只开团采购基本的生活物资，如鸡蛋、大米、蔬菜等。

6月，上海团长都退役了吗？

　　95后的菲菲，在这个春天阴差阳错成了“上海团长”，这多少出于被逼无奈。住在长宁区某老小区的她，居民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不太会使用信息化设备，为了解决自己抢菜难的问题，她当上了团长，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上的团购信息解决货源问题后，她又千方百计拉了一个团购群，终于把珍贵物资塞满了自己的冰箱。

　　不过当了6天团长，她就瘦了6斤，所以“当5月初小区降级为防范区后，大家可以自己出门采买，我就没有再继续做团购了，卸下重任，一身轻松”。

　　不过，团长并非一个说不干就不干的职业，因为总有居民想团购东西。“一个是因为疫情期间物资需求大，甚至有些囤货式团购；另一个是团购价格比起自己散单购买，有时候会便宜一些”。瞿立峰说。

　　于是，即便在上海重启，复工复产的当下，不少小区仍然还有团购。作为13万保供型团长（蔬果肉蛋、米面粮油）的一分子，瞿立峰只开团采购基本的生活物资，“主要是希望能给我们小区一些基础物资的保障，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进而减少我们小区的感染风险”。

　　瞿立峰在一家连锁餐厅担任餐厅经理，又是一名党员，有很强的责任心，通过朋友或者网络公开信息，找到不少能够配送的货源。“因为我拿到的价格比较低，所以小区里还有居民希望我开团，比如市面上一盒牛奶是25元，供应商给到我的裸价是19元，我就19元开团，居民觉得实惠，就想继续团购。”

　　团长工作量很大，需要统计、分发，还需要对货品质量负责，幸好瞿立峰所在的小区，在疫情期间有相对完善的社区自治制度，还有专门的团购小组，“组员们特别好，还愿意为小区居民做事情，有人负责收集团购信息，有人负责接货，我只需要打电话沟通一下，所以我又继续做了团长”。

　　瞿立峰做团长不求回报，他的团购组组员们也都是义务劳动，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团购也没有用快团团这样的小程序，而采用了网络共享文件的方式，由志愿者统计信息后群收款，“这样就节省了团购软件向团长收取的手续费，能够把最大优惠给到居民”。

　　瞿立峰没有通过团购赚过一分钱，甚至还倒贴了一些，“封控期间，货物送过来总会有些损耗，而且我们居民知道后也说愿意帮我承担，不过钱不多，我想就算了”。比起这些佣金，瞿立峰更看重自己的声誉，“我是一名党员，有责任在社会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做点事”。

　　跟瞿团长的团，总是比较放心的，“每次团购鲜奶，我都要求供应商必须优先配送我们小区，另外一个要保证日期新鲜，不能是临期鲜奶，否则就不团购了。这些要求也是一次次经验教训换来的。有一次，我们小区团购了某品牌的豆制品，因为疫情期间冷链车送货量很大，我们小区的货又是最后到的，送到的时候不少产品都已经变质了，这种事情肯定还是团长来做售后，就联系供应商把变质部分的金额退给了我们。疫情期间，这样的事情总归还是会有情绪的，但这种货物损耗也难以避免，所以后来再也没团过豆制品了”。

　　随着5月上海社会面清零，他作为保供单位员工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每天忙于工作，分给团购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做完手头的两单团购订单后，尽管还有之前的商家联系他，希望他再开团，不过他不打算再团了。“商超已经恢复了供应，团购单量也渐渐少了，除非疫情原因小区又封控了，否则我不打算再做了。”

　　有居民因为价格实惠仍然期待着团购，也有不少小区居民是因为看中团长个人的资源，想买到高品质的商品还想继续团购。刘晓琴（化名）是上海较早开始开团的团长，上海封控前，她陆续带着小区居民团购了奶茶、面包等网红商品，疫情封控期间，她停止了改善型商品的团购，转向了保供型物资的团购，随着疫情好转，后期她手上的团购慢慢转向了网红商品团和精品团，订单数量也还可以，“我们小区的消费群体属于对品质有要求的人，对于市面上比较难买到的产品，比如高端精品水果等，价格会比他们散单购买划算”。刘晓琴告诉《新民周刊》：“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既然我有资源能够找到好的货品，我的邻居们也有这个需求，何乐而不为呢？”

武汉团长今何在？

　　疫情封控期间，上海人民对于“团长”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团长的工作内容用一个名词来代替，就是社区团购，这一现象早已有之，但社区团购的兴盛，却是从疫情封控开始的。

　　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期间，武汉人民也曾经一度依赖团长生活。武汉市民小玲女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当时武汉的团购，团的品类主要是蔬菜，卖家直接开团，大家就在小区微信群里接龙，“因为当时刚过完春节，大家家里囤的物资还比较多，只有新鲜的蔬菜吃完了需要补货，而且当时在武汉的新冠病毒比较厉害，死亡率较高，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忧虑中，也没心情团购奶茶咖啡这一类的非必需品”。小玲记得，当时她参加的几次团购，团长会把团购的物品打包好，放到小区的防疫卡点，居民自己去拿。“价格也都还好，超市的团购价格跟平时差不多，私人团的那种会比平时高一点，但是也在合理范围内。”

　　虽然部分封控地区的团购平台会停，但是武汉会保证至少一个平台可以送物资进去的，而且也不会涨价。对于一些不会网上团购的老人，社区会发通知让亲属代买，或者网格员帮忙购买。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大家也买到过10元10斤的蔬菜包。

　　小玲所在的小区大概有3—5个团长，有超市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很少有私人团长开团，“大家主要还是在官方指定的超市保供团购。即便有私人卖家，基本都是住在附近的菜贩。武汉完全解封前，商超已经有序恢复，每家可以派代表进行采购，团购也变得少了”。

　　跟上海人人皆可做团长不同，武汉的大部分团长本身就是经营者而非普通居民。这一点，十荟团副董事长刘凯在接受采访时也有提到，他认为，正是武汉疫情使得社区团购被推到了前台，2020年2月5日，刘凯抵达武汉，2月6日接到政府复工邀请函，当天就上架了一些东西。“武汉疫情期间从来没有发过物资，都是靠社区团购解决吃喝，也没有出现东西很贵的情况。当时都是企业在做，兴盛优选、十荟团、食享会三家企业，以及本地的武商、中百等企业支撑了整个武汉地区物资供应。”

　　而疫情期间社区团购的成功，也让人对这种模式有了信心。

　　张红是疫情期间走上团长岗位的，因为心疼社区工作人员，她主动报名成为一位志愿者。当时社区很多日常供给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张红就和社区另外几个退休同事一同充当了团长的角色，负责与武汉当地的零售公司联系。她每天负责与运货的司机对接然后卸货，再根据社区居民在App上下单的信息通知拿菜，并没有任何报酬。

　　后来，疫情慢慢稳定，张红对社区团购的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转型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团长。凭借疫情期间攒下的人情资源，她经营着4个团购平台，从一开始的一天几十单（业绩已经领先其他区域），到日单量巅峰时期近500单，现在张红每月的团购收入能够达到6000元左右。此外，张红所在的社区为其提供了提货点、货柜甚至是冷藏柜，她唯一的成本是向平台购买的塑料袋。当然，也不是不辛苦的，一天24小时，她几乎花了2/3的时间在团购上，平台之间产品参差不齐，经常会出现缺货或是产品质量问题，也需要张红来协调安抚。

　　那么，上海团长中会有很多“张红”吗？

　　恐怕不多。

上海团长有生命力吗？

　　武汉的社区团购做起来了，上海可以吗？深耕这一领域多年的刘凯不是很乐观。他认为上海有两大因素制约社区团购发展——第一，购买东西非常便利。第二，当地的人力和房租成本很高。“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到农村去，从北京不用走多远，到承德下面的一个村，你想买个榴莲，你可以试试。你可能会买到苹果、香蕉，但是你想买榴莲、樱桃或者车厘子，根本买不到，社区团购就是让这些购物不便的地方，能买到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北京、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买东西太方便，而这次疫情期间以个人团长为主的团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社区团购的东西卖的就是贵，其它平台抢不到了，只能到社区团购补充一些物资。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功成身退的团长瞿立峰也认为，团长这个岗位在小区或许会有生命力，但想调动居民的购买积极性，团长需要在价格或者品质上有自己的优势。“疫情期间有些团购真的蛮贵的，而且还需要套餐购买，分量很大，不一定都是大家想要的东西。此外，团购物资往往不像快递可以送货上门，在便利性上也稍逊一筹。”

　　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团长付出的劳动和收入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团购可以做，但只能做着玩玩，不太可能靠团购赚大钱。而且团长做多了，总会有人在背后说是非，也挺烦的。”刘晓琴告诉记者，通过社区团购，她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邻居，这恐怕是做团长最大的收获。

　　无论如何，这次疫情都给上海的社区团购切开了一个口子，以后的发展能不能越来越好，则需要更多事件的检验。（记者 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