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急诊：生命守夜人

　　过去的三个月，上海的夜晚不少地方静悄悄。然而，有一个地方永远灯火通明、忙碌不已，人们为挽救生命奔跑、坚守、拼搏，永无停息。

　　这里是仁济医院的急诊。这里的医护，是疫情汹涌之时，民众的生命守夜人。

上图：仁济东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查看监测仪。摄影/李强

“超载运转”抢救生命

　　“外面有病人快不行了！”2022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小伙冲进仁济东院急诊大厅。急诊抢救室小组长、护士胡秋颖马上跟着他飞奔到楼外广场上的一辆私家车旁。此时，后座的女士已经呼之无应、颈动脉搏动消失。她当即与家属一起把患者平放到车外的地上。胡秋颖一边跪着为患者做心肺复苏，一边询问病史、通过对讲机通知抢救室的同事做好准备。

　　仁济急诊医护团队随后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接呼吸机，使用心肺复苏仪，抢救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胡秋颖当天接了40多辆救护车，这个患者让她印象深刻；后来她得知，这是家属当晚求助的第三家医院，之前的两家医院都没能接诊。

　　她的这次救治，是仁济急诊在本轮上海疫情中的缩影。在全域静态管理的日子里，上海一些医院的急诊曾经暂时关闭，而仁济急诊从3月23日起一刻也没有停下。

　　“夜里常常是救护车来得最集中的时候。”仁济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范颖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她拍摄的一张相片：4月的某天晚上，仁济东院急诊楼前同时停进了七八辆救护车，几乎将小广场塞满。

　　仁济医院东院是浦东地区最大的三甲医院，平时的急诊接诊量就比较大。3月28日浦东开始全域封控后，来到仁济东院急诊的患者人数开始急剧飙升。平日里一天接救护车五六十辆，疫情封控期间，最高值一天达到170余辆。

　　对于患者和家属，仁济急诊“来者不拒”。有核酸报告的直接进去；没有核酸报告的现场采样后进入缓冲区先开始治疗，不用等核酸结果出来；对危急患者是一边抢救一边采样。甚至有的患者来时就是明确的新冠阳性，仁济急诊也照收不误。

　　“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新冠感染者我们就不救，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奚慧琴说，“封控期间来我们这里的，大多都是真的撑不住的病人。”

　　应收尽收，急诊很快严重超载。平时收治七八十名患者的空间，封控期间最多住进超过200名患者，加上他们的陪同家属和急诊的医护、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将有限的空间挤占殆尽。

　　急诊医护把原先候诊区的椅子全都拆掉，为患者和家属腾出空间。护士台边、付款处旁、电梯厅里、过道的两旁……每一个空间都摆满了病床，勉强留下可供人穿过的一条通道。有的“病床”其实只是一张轮椅，有人甚至在地上铺开硬纸板当作“床位”。

　　原有的床号早已不够，护士用数字牌挂在患者的输液架上，就算新增了个床位。

　　“急诊难就难在情况复杂，没法预料下一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医护时刻都要紧绷着神经。”仁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说。

　　那段特殊的时期，急诊医护既要救治患者、防控疫情，还要照顾患者和家属的生活，工作量成倍上升；全程二级防护之下连续高压工作好几个小时，每说一句话都觉得特别累。“一直隔着面屏和裹着薄膜的手机盯着屏幕看，我们不少医护的视力都明显下降了。”刘黎说。但她不能不看，在十几个群里，随时都可能出现和救治患者有关的重要消息，“连把手机设置成振动都不敢，生怕错过，一定要把提示音调到最大声”。

上图：医护人员在缓冲区为急诊病人测体温。

　　浦东开始全域静态管理的前一天晚上，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仁济急诊的医护没有一个推脱，全都连夜拉着行李箱赶来集合。在任务最重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医护说“不干了”；有位护士累病了，对范颖说：“让我休息一下，好了再上。任务太重，我知道你找不到替班的人了。”

压力下的咬牙坚持

　　急诊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世间百态显露无遗。生活中的离别、纠结、感伤，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平时如此，封控期间人们的情绪更容易爆发。仁济医护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劝解、安慰这里的患者和家属。

　　急诊科里的患者和家属越来越多，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封控前期，外卖完全停摆；后来虽然恢复，但外卖取餐会增大感染风险。

　　在了解到病人和家属来院就诊的饮食需求后，仁济医院副院长李劲立即召集后勤保障处讨论急诊大楼外盒饭供应点的选址、菜品的选择等，做好做足预案。“看病是刚需，吃饭同样是刚需。疫情期间大家总是讨论着‘抢菜’、‘团购’，‘吃’是老百姓关注度很高的一件事。我们要让老百姓来仁济看好病，也不能让他们饿肚子。”

　　按照防疫规定，阳性感染者和阴性人员是不能共处的；然而急诊室中的现实是，不少患者和家属出现了“一阴一阳”，此时只能靠医护对他们耐心地做工作。

　　4月12日，刘黎收到了急诊病房11床的来信。患者是一位71岁的老先生，信是陪伴他的老伴写的。

　　老太太在信里说：眼看病房里不时有阳性感染者被转运走，不知哪天会轮到他们。于是，她和老先生商量决定，无论夫妻双方谁成了阳性，希望可以待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并且，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两人决定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如果这事办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老太太手写的字迹，密密麻麻铺满了好几张纸。看到这封信，刘黎哭了一场，但她心里清楚，老夫妻俩的心愿很难实现。该如何劝说他们呢？

　　最终，她并没有面对这个难题，新冠病毒也并没有打扰这对老人。4月23日夜里，老先生因为基础疾病，平静地走了。

　　医护何尝不是同样经历着分离与焦虑。“一名护士的丈夫3月27日脑溢血住院，家里还有今年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跟她说照顾好家人，不用来了。结果第二天我还是在医院见到了她。她把自己的父母连夜从崇明接过来在家里照顾孩子。”奚慧琴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次坚守急诊的护士团队，像这样家里只有老人照看孩子的，还有很多。

　　“年轻的小姑娘，谁在自己家里又不是个宝贝呢？”这些“宝贝”在特殊时期都化身全能的战士。平时看起来文弱的小姑娘，运病人、扛物资、搞卫生每一样都自己上，因为每个人都任务艰巨，只能自己尽力多分担。

　　急诊一个班6小时，因为工作太多，医护实际常常工作8小时以上。两点一线的闭环管理，医护人员的临时宿舍在20多公里外的浦江镇，车程需45分钟，下班后回到宿舍真正能休息的时间非常少。

上图：深夜，120救护车送来急诊病人。摄影/李强

　　深夜跟车转运阳性感染者时，120救护车上往往只有一名司机。推病床、搬东西，急诊科的医生护士都得干。有时候，救护车从仁济东院把阳性感染者转运到仁济南院后并不马上返回，而是去其他地方收集医废，医生只能跟在车上。“回来后，这个跟车的小姑娘直接累哭了。”刘黎说。

　　“累哭了、委屈哭了，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人之常情。”奚慧琴感慨，“有的护士长跟我打电话时哽咽了，我跟她说：哭没有关系，但你确认一下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好了，出去还是接着要给大家鼓劲。”

患者的“守护人”

　　反复电除颤、心肺复苏、心脏血管成功开通，当最后一台急诊手术结束时，导管手术室窗外天已经亮了。这是上海全域封控期间，仁济心内科最忙碌的一夜，连续五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得到急诊手术成功救治。“对于急性心梗患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卜军说，“多耽误一刻，危险就多一分。所有急诊心脏病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救治，从未因等核酸结果而延误。”

　　在疫情期间被救治的急诊心脏病患者里，有11名患者后来被确认为新冠阳性感染者。很多急性心梗发生在夜间，卜军和同事们一直驻扎在医院，成为心脏病患者们的“守夜人”。

　　在3月疫情之初，仁济医院各部门通力合作，在科学防疫的基础上，打通急诊大厅到导管手术室的绿色通道。“快速抗原检测先行”、“边等核酸边救治”、“三区两通道”、“急诊一人一手术一消杀”等，心内科在各部门的帮助下，制定了“仁济医院现阶段疫情防控下的心血管急症救治流程”。这套流程来自于心内科急诊团队在现实救治需求中的点点滴滴，细致到救治环节的每个细节。其中有一条写着：“接诊新病人时，将防护面屏上撕下的塑料薄膜包裹在接诊Call机上，方便消杀。”

　　心导管手术在X射线成像之下开展，急救团队的医护人员需要穿着重达十几斤的铅衣。一场手术下来，脱去防护服，脱下隔离衣和铅衣，浑身已经湿透。

　　疫情期间有不少心脏骤停、窦性停搏的急诊患者。仁济心内科已经退休的毛家亮教授，了解到科室人员在各处奋战在防疫前线，主动要求披挂上阵，第一时间赶到导管手术室，疫情期间完成了18例急诊安装起搏器手术。

　　上海全域封控期间，心内科团队24小时驻扎在医院，总共救治了108名急性心梗患者，其中最小的29岁，最大的90岁。

　　在急诊科的病房，仁济医护同样时刻守护着每一位患者。

　　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君君（化名）是急诊科的老病人，当年因为一场意外导致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无法动弹，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多年来，他的父母都在病床边照顾。

　　然而，在这轮疫情中，他的父母双双感染，需要去方舱医院隔离。离开父母照顾的君君该怎么办？护士们告诉他的父母：你们放心去，我们会像对亲人一样照顾好他。

　　医护定时让君君与父母视频交流，让老人了解儿子的情况。“当我看到护士们为了给他翻身，汗水湿透衣服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她们太累了！我真是感动！”君君母亲说，在方舱唯一担心牵挂的就是儿子，看到医护人员用心付出，她终于可以安心治疗。

　　刘黎记得：在当“临时家长”的时间里，大家交班时，都会特别提醒“要记得给君君打开电脑”。他的电脑很特别，有一个眼动仪可以让他控制电脑。他喜欢看体育赛事，也会通过电脑微信与人聊天，这是他与外界接触的方式，也是他的生机所在。

　　最终，君君父母新冠治愈出院、解除医学隔离，一家三口再次团聚。“你们是人间的天使，你们又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君君母亲写下这段话。（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