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合上笔记本，这是6月12日下午5点，当天的疫情防控联席会议结束，身在上海市各个位置的同事们离开会议室或者线上会议的屏幕，转身去忙各自的工作，大家脸上的神情比之前轻松了许多。这个会从2022年3月开始已经开了90多场。

　　千头万绪的工作，在每天的疫情防控联席会议上拿出来沟通，会议上每个人的头脑飞速地运转着。“下阶段，要继续科学有序、主动积极开展防控工作……”6月12日的疫情防控联席会以这句话结束，说明医院最艰巨的阶段已经过去，常态化的防控仍在持续。

　　而此刻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以下简称“新国博方舱”）内，仁济医疗队仍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6月13日上午8时，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正在听年轻医生汇报有关新冠病毒科研进展。此前每天两小时的交班会在后期成了这样的学术交流会。两天后的中午，新国博方舱大门被贴上封条，新国博方舱正式闭舱。作为新国博方舱的总指挥，郑军华带领的团队顺利完成了救治任务。

上图：刚刚改建成的新国博方舱医院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治准备。摄影/赖鑫琳

　　从3月1日首例新冠病例确诊，上海本轮本土疫情累计感染人数超过60万，死亡近600人。4月，是上海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医护人力紧张、120救护车不够用、缺工勤人员、隔离空间不够、物资运输被突然中断的物流阻断……4月7日，上海单日新增本土感染者人数首次突破2万例，此后一周，每天的新增病例数都超过2万。

　　繁华热闹的上海遭受重创。奥密克戎变异株面目已经改变：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且更善于伪装。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需要上海的抗疫措施不断适应新的情况。

　　更何况，上海2500万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多达580万，老龄人口合并多重基础疾病，是新冠重症的高危人群。

　　2022年的这个春天，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史无前例地“静下来”，而一些人却夜以继日地玩命“跑起来”——大上海保卫战打响了！

　　本轮疫情中，上海30万医务人员闻令而动，尽锐出战；来自24个兄弟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医疗力量5万余人响应党中央号召，星夜兼程，构筑起守望相助、同心战疫的生命防线。

　　这是一场苦仗，更是一场硬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作为上海历史最长的西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一线医疗机构之一——本部保障基本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抢救危重症新冠感染者；方舱医院收治新冠阳性感染者；派出多支医疗队支援其他医院或高校，仁济医院在这四条战线上展现出惊人的“切换速度”和非凡的“战斗能力”。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兵分多路，多次深入仁济医院各个“战场”采访，从众多一线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回顾中，拼接起抗疫大战这张规模宏大的拼图。

　　随着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仁济医院正在回到日常的工作节奏——门诊大厅外，扫描场所码，检验健康码，发热门诊穿着“大白”的医护人员……患者也适应了因疫情防控需要而新设置的就医步骤。

　　从3月初上海出现新冠疫情开始，仁济医院每一次临危受命，都是整个医院的全员调动，都牵涉到周密的物资筹备、人员准备，也考验着一家医院的医疗水平、管理能力、保障实力。

　　作为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仁济医院在大上海保卫战中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安全线”和患者救治的“生命线”。

　　120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新生儿的啼哭声，除颤仪一次次的震动，手术台上一针针的缝合……仁济人亲历的这个漫长春天，也是上海无数医疗工作者的集体记忆。

　　以下记录的是一家医院的坚守，亦是上海战疫中医护人员不辱使命的作为。

上图：仁济医院东院区一隅。

责任压到“楼长”，坚守敞开的医院大门

　　新冠防控要坚持，其他患者的医疗需求也要保障。

　　3月26日，上海要求医疗机构“非必要不封控”，建立健全备用区域应急预案，设立缓冲病房和缓冲区域。

　　3月28日，上海再次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切实保障急诊绿色通道的畅通，保障发热门诊、血透、重症、产科、儿科、放化疗等重点科室的患者服务与收治。

　　急诊不停，门诊全开——严峻疫情下，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

　　2598，夏强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这是2021年1月20日，仁济医院西院区（以下简称“仁济西院”）在每月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样本阳性后，进入闭环管理的总人数。

　　人员数量排摸并非易事。

　　“2021年年初我们第一次遇到医院闭环，‘闭环’这个做法才开始为我们所认识。”彼时担任医院党委书记的夏强连夜赶到仁济西院，“安排院内滞留人员，召回密接，配合其他部门……”夏强忘不了那一晚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

　　老上海人都知道，仁济西院的门诊大楼是在1932年德和洋行设计建造的建筑上修缮启用的。毫不夸张地说，老楼的每个犄角旮旯都可能住着人，加上白天人员又都是流动的，统计人数、给每个人做核酸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

　　医院决定，晚上必须地毯式搜索。第二天22时30分，夏强和同事们分为三组，背着钥匙，像查户口似的开始在医院里排摸……一个通宵后，院内滞留人员的数据清晰可查。

　　就这样，5家黄浦区内通勤酒店与院内后勤、医护、行政人员共成立8个临时党支部，与综合组、医疗组、护理组、院感组、疾控组等8个专项工作小组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工作模式。闭环管理中的仁济西院，拉起了一张纵横联合、不留死角的全覆盖大网。

　　“后来进来两名记者，一共是2600人。”夏强说，“楼长制”最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制定的。

　　经历过西院这场硬仗，早在今年3月2日，仁济医院防控工作小组就启动了例会制度；3月10日，启动“楼长制”和“督察队”。

　　楼长由一名院领导担任，无论是出入口管理、院感防控、就医流程、医疗救治，还是环境卫生、安全消防、服务质量、物资保障等，楼长全权负责，确保每件事情有人管理，每个环节有人督导，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

　　每晚7时，仁济医院所有院领导、职能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召开疫情防控联席会议。会上，各“楼长”通报每日所辖楼栋的防疫情况。

　　“别说普通老百姓，就算是医护人员，如果信息不对称，也很有可能造成麻痹大意或过度紧张。”夏强说，这时候楼长就起到了很大的“上传下达”的作用。

　　楼长的压力可想而知。以仁济医院东院区（以下简称“仁济东院”）外科大楼为例，就算人员最少的时候，整幢大楼也有540多人。患者、家属、医生、护士，还有第三方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对于关键数字，楼长必须要门清，医院的指令也必须坚决贯彻，不行就换人。”夏强那本第一次例会开始用的笔记本已经快写满了。上面记录了这段时期以来大小会议的工作纪要，还有不同时期每幢楼楼长的名字，“仁济从来没有慌乱过，即便是楼栋内出现了阳性感染者。尤其在后期，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快速、成熟的处理机制”。

　　实行“楼长制”后，责任被“扛起来”，疫情传播风险“降下来”，重点人群行动轨迹“稳下来”，各项制度执行“严起来”。

　　“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位来到医院的病人。”夏强告诉记者。但也正因为此，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东院急诊、发热门诊等加起来一天会有超过100个阳性感染者就诊，能转到收治点的可能连10个都不到。

　　“如果封闭管理，把病人都转走再进行消杀，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我们不能关。既要避免感染扩散又要接待就诊者，这对医护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夏强回忆起那段通宵达旦的日子，“急诊的工作人员也要闭环管理不能回家，我们把急诊楼上的楼层连夜改造，让他们搬上去住。”

　　后来病人越来越多，急诊的护士们至少搬了四五次住处。再后来，东院实在住不下，酒店也一时找不到，夏强找闵行区借了一家还未运营的医院，临时放置了最简单的行军床，改建成了住宿地，再找大巴作为班车每天接送医护人员。

　　“有次我给急诊开会，有位护士长哭了，问我为什么又要搬宿舍。我知道，她是心疼手下的护士们，工作非常辛苦，还要频繁搬宿舍，休息得不到保障。”夏强想要安慰，但只能如实相告：“必须执行，这件事没办法商量。”

　　疫情期间，除了在3月份应上级防控要求两次闭环管理外，仁济东院始终敞开大门——自3月23日起，急诊科就再没停过；普通门诊自3月28日后也从未停过，专家门诊应开尽开，涵盖医院所有科室，保障百姓疫情下的多层次就医需求。

　　5月17日，上海全市16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仁济医院住院服务和手术治疗也重归正轨。截至5月底，仁济医院手术服务全部开放，限期手术应收尽收，择期手术实行预约制。部分科室床位收治率已近70%，医院日手术量近100台。

临危受命，先后组建三大方舱医院

　　做好疫情防控，尽可能满足日常诊疗，随时准备整建制的支援……疫情期间摆在上海每家医院面前的，都是这样一道“既要、又要、还要”的难题。

　　4月前后，上海市疫情处于快速上升期，新增感染者人数持续处于高位，作为抵御本轮疫情的一道重要防线，上海先后建成方舱医院100多个，床位超过16万张。

　　“我们一定要坚定、坚信、坚韧，从容、淡定、自信，专业、敬业、科学地完成此次任务！”3月25日，郑军华作为医疗队领队带领仁济医院246名医疗队员出征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以下简称“世博方舱”）。

　　三天前，郑军华已经前往世博方舱，和上海市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一起做最后的验收工作。“那三天站着都能睡着。”

　　方舱医院的综合保障系统涉及水、电、气、食品、饮水、用水、洗漱、卫生等很多方面，还要处理好消防、餐饮、保洁、垃圾、人身安全乃至应对天气状况等各种问题。

　　2020年1月，郑军华是上海市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领队，驻守武汉金银潭医院67天。但此番在家门口作战，郑军华说：“与平日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不同，在方舱，首先要严守院感和消防、用电、用水、极端天气等安全底线。”

　　72小时内完成将大型场馆改建成符合传染病救治的隔离医院，任务何其艰巨。改建工作包括三区两通道的设置、第三方人员培训、信息系统优化、病区改建、物资保障、安全隐患排查、床铺布置、药品及应急抢救处置等，并进行大批量患者模拟收治演练。

　　经一晚上彻夜不眠的调整，世博方舱于3月26日上午10时收治首批患者。那一刻，对郑军华来说是第一个大挑战：“患者一下子进来了，工程同时结束。万一考虑不周，会不会有疏漏？大家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当天，世博方舱收治了2600余名患者。

　　开舱后，大家又面临新一轮考验——要加快救治、加快床位流动，确保医疗队和患者的安全、舒心。

　　“方舱的条件一开始确实不如人意，我们都尽量完善。”郑军华说，“硬件”不足“软件”补，仁济医疗队从物资供给入手，为患者提供毛巾、牙刷等洗漱用品和防护物资；尽管方舱有地方接水，但考虑到要排队，便同时提供矿泉水；夜晚收治入院的患者错过了晚餐时间，为确保大家来了肚子就不饿，还特意准备了点心……如在运行中发现患者有其他共性需求，及时采购保障。

　　考虑到一些老人有基础性疾病，他们的床位被安排在离护士台或者离党员志愿者最近的地方，让“大白”随时能看到他们；儿童需要更多家人关怀，所以设置了亲子方舱，医务人员还针对性安排讲课、画画、生日会等活动……

　　4月5日，根据上级指示，世博方舱由国家医疗队接管，为尽可能减少因更换医疗队带来的影响，郑军华与管理团队连夜修订《世博集中隔离收治点工作制度》，将运行大型方舱医院的经验凝练成册，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仁济经验，并与后续医疗队进行两天的交接工作，精确到每个患者。

　　未及休整，医疗队马上投入下一个战场。郑军华率一支管理团队赴新国博方舱；还有一支整建制医疗队前往静安区首家定点医院——公惠医院，加入区级定点医院运行工作。

　　从最初的世博方舱到转战新国博方舱，郑军华负责的都是特大型方舱。“世博方舱里有一个舱是3500个床位，如果巡视一圈的话，可能要两个小时，一眼望不到头。”这个场面深深震撼了郑军华。

　　新国博方舱则有10个舱，可收治14000个病患。医务人员来自于天津、湖北、江西、陕西、山西、贵州、河南7个省市以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再加上公安、消防、工勤、餐饮、环境、保洁、保安、护工、维修等2000多名应急保障人员。人最多的时候，方舱内有近2万人。

　　“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社群、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确确实实有管理难度，有压力。”郑军华坦言，要确保其平稳、有效、安全地运转，需要统筹好服务、保障、协调和管理4个要素，发挥整体团队医疗救治的最大效益，同时做好方方面面的关心关爱，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鼓励，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步骤，“我们还要真正了解医疗队、患者和后勤保障人员的需求，并将其形成一套常态化的管理规范”。

　　仁济医院管理团队连续多天通宵达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管理团队各部门在实战中学习，逐渐完善，和各省市医疗队磨合调整。

　　那段时期，郑军华和夏强几乎每晚忙完各自的工作都会通电话，一是关心彼此“战场”的情况，二来有些不为外人道的压力也可以得到释放。

　　4月15日，仁济医疗队第四次开辟新战场——奔赴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医院开展筹建及收治工作。

　　与此同时，从上海公布的数字看，确诊病例、重症病患和死亡病患在增多。根据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卫健委部署安排，仁济医院管理团队与建工、公安、保安等各条线人员夜以继日，用不到三天的时间将新国博方舱的W1、W2两个舱改造成“亚定点医院”，作为方舱医院与定点医院之间的“过渡”，收治普通型合并基础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

　　5月28日，各省援沪医疗队全部撤离，由仁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第一人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龙华医院共同继续负责新国博方舱的收治工作。

　　6月14日上午，新国博方舱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上图：新国博方舱医院最后一名患者出院。

　　“我们顺利完成收治任务，新国博方舱医院闭舱啦！”6月15日中午，郑军华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副书记王伟、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孙晓东、第十人民医院副院长吕中伟、龙华医院党委副书记高炬一同为舱区大门贴上封条。

　　至此，新国博方舱以“早预警、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早转诊”为原则，最大程度保障医疗安全，提高救治成功率，实现了零死亡的目标。这里先后共有20支医疗队、约7000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工作，共运行77天，累计收治患者47920名，平均年龄44岁，最小年龄8个月，最大年龄101岁，治愈出院患者47244名，转运676名重症患者至定点医院。

盘活医疗资源，形成转诊“内循环”

　　“今天讨论的病例是一位89岁的男性患者，前列腺癌术后十余年，2年前发现膀胱癌，2年来间断血尿，未行抗肿瘤治疗……”仁济医院南部院区定点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南院”）会议室内，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臧敏华正在介绍重症患者的基本情况。

　　重症医学科主任、南院定点医院专家组常务副组长皋源，肾脏科主任顾乐怡，仁济医院副院长、泌尿科主任薛蔚（在线）和仁济医院首席专家、放射科老主任许建荣（在线）正在认真听取患者基本病情，准备接下来的专家讨论。

　　最终，经过对患者病情的研究分析和专业讨论，专家组确定了诊疗方案，决定在定点医院完成手术后继续治疗。

　　4月3日，仁济医院接到通知，仁济医院南部院区需整建制转为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定点医院。除了病区改造、人员配置、“三区两通道”建设、后勤保障等工作，棘手的还有原有病人的转运。

　　“当时南院有近300位住院患者，能出院的都回家了。不能出院的就转到东院或西院。” “我们成立了转运分队，自己租了一辆大巴，由医生护送，连夜转运病人。也有我们的医生开自己的车送病人。” 夏强回忆道。

　　最终，经过96小时的争分夺秒，4月7日13时，仁济南院定点医院正式开始收治新冠阳性病人。

　　重症患者很多，但南院毕竟只是一个院区，必须加强南院与东院的联动，调动整个医院的资源。夏强任专家组组长，平日各自忙碌的专家们积极响应，每天下午2点准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聚在一起讨论疑难和危重症病例，精准为患者制定“一人一策”。

　　“每天早晨的例会，南院与东院一起连线进行。”夏强表示，这样定点医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除了专家资源，在接到整建制改成定点医院的任务后，医院第一时间调派了党委副书记闵建颖赴南院参加定点医院的各项协调和保障工作。后来，还增派了医务处处长骆华杰到南院定点医院加强重症患者的收治和新病区的开设，皋源负责定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让郑军华印象最深的是26岁的女孩刘丽（化名），“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及时转运和及时救治，也许上海要多一位最年轻的死亡患者”。

　　4月15日，刘丽因核酸阳性到新国博方舱集中管控治疗。她平常身体健康，无基础病史，但未接种疫苗。在方舱治疗期间，她情绪消极，每日仅饮水及少许流质。4月28日晚，方舱医生巡视时，发现她呼吸状态不对，立刻进行检查和分析，判断她可能发生酮症酸中毒。

　　刘丽被120紧急送往仁济南院。被送进icu时，她已经意识模糊，血压下降。血生化检查提示：pH值、血钾极低，且血糖高，血酮体检测呈阳性，随时有生命危险。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巍、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玉龙共同救治，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深静脉穿刺、开放静脉通路、快速补液、控制血糖、积极补钾等一系列措施。

　　后经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朱铭力诊断，刘丽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在重症医学科、急诊科、内分泌科、麻醉科等多科协力下，经两天两夜抢救，刘丽病情逐渐好转，于5月3日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接受治疗。

　　郑军华介绍，疫情期间，仁济本部和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通过“阴阳转诊”“轻重转诊”的方式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盘活，提高了救治效率。

　　对此，夏强也表示：“疫情进入中期，仁济医院形成了内循环的模式，而这也会是未来医院发展的模式——由一家龙头医院牵头，有自己的医联体和多院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医院自己内部就可以很好地互动。”

　　6月19日，仁济南院定点医院正式关闭休整，顺利完成大上海保卫战期间新冠患者救治任务。

经受考验，大型医院全方位升级

　　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钟敲了94年。6月1日零点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从这一刻起，按下“暂停键”两个月的城市得到重启。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仁济东院的门诊量单日最高逾1.3万人次，周一至周日全方位不间断提供医疗服务。

　　6月6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表示，近期，随着上海全市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市民外出就医需求增加，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也有所上升，医疗机构在提供日常医疗服务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发热门诊“监测哨”作用，守好医疗机构疫情防线。

　　对此，夏强表示，除了发热门诊要加强哨点作用外，有核酸通道和无核酸通道、紧急抢救无核酸缓冲区、缓冲病房等防疫措施，至少还要存续很长一段时间，“还有我们的楼长们也要再坚持一阵，做好每幢楼的监管”。

　　郑军华认为，疫情再次出现大规模增长级暴发的可能性不大，但病毒具有隐匿传播的可能，一旦再次出现新端倪、新情况，要有快速应对的预案，以快制快，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用好“监测哨”“电子哨”等新手段。

　　郑军华表示，经过大上海保卫战，医疗队伍得到了磨练，特别是青年人得到了成长。后续医院将以“平疫结合”理念进一步加强急诊、发热门诊、重症医学建设，深入思考医院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

　　在加强大型医院的配套建设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基建、相关配套及移动设施的建造，满足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的物理空间布局、流线通路、院感要求，做到“平疫皆能用”，可快速进行功能转换。(记者 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