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业委、物业，谁管谁

　　居委会本来是城市末梢几乎唯一的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的变迁，居委会似乎退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位置。而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出现，让现代的社区治理形成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而在三方的运转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

　　可以说，“三驾马车”的配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居民、业主生活的环境和品质，如何协调和理顺三者间的职能与关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形成合力、共同发展的局面，是社区治理是否顺畅的关键，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成效。

居委会的强化与弱化

　　某小区居民徐女士曾向记者反映过这样一件事情。在疫情封控的5月的一天晚上，她突然觉得腹部剧烈疼痛，急需就医。徐女士的先生联系了小区物业保安，答复是要找居委会主任，而居委会主任给保安的答复是病人自己叫了120就可以去医院。但由于小区7天内有阳性病例，120需要居委会开出的转诊单才能把病人接走。徐女士的先生再度电话联系了居委会主任，但转诊单却迟迟没有开出，主任也没有现身，门卫保安则依然是一副不见主任不放行的态度。直到徐女士疼得不行带着哭腔放声大叫，保安觉得情况有点不对了，才让徐女士坐着先生的电瓶车去医院就诊，什么证也不要了。

上图：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完工的商品房小区成为一些社区矛盾的焦点。摄影/徐程

　　实际上，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类似的事例不在少数，也造成了部分居民对居委会和物业的强烈不满情绪。一时间，居委会成为了居民情绪的矛头所向。其中，有误解，也有居委会自身的问题存在。

　　虹口区曲阳街道东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斌认为，为什么居民会将矛头对准居委会，和居委会角色在居民区中长期的淡化不无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居委会在整个社区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居委会的办公地点和电话。但这次的疫情，突然就把居委会推到了风口浪尖，推到了所有矛盾解决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因为这是居民身边唯一能找到的可能代表政府身份的一个组织，虽然它被定义为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郝宇青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在当前国家社会治理的体系中，居委会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末梢，行政化的色彩越来越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居民自治角色的消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需要承担的由上而下分派的行政任务较过去大大增加。

　　在郝宇青的调研中，曾发现一个居委会的干部的手机里，有60个不同的群微信，分别对应了街道不同的职能部门和分派的任务，每天布置任务或下达通知，居委会干部都要回复。

　　“每天伺候这些群，他就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郝宇青说，“如此一来，真正投入到运营具体社区事务的精力和时间就少了。居委干部变成对上不对下，反而减少了与居民的联系。” 他介绍，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师生在疫情期间曾有过调研，有的居委会承担了119项职能。

　　黄斌对此同样深有体会。“居委工作人员的工作虽然是按块分的，但是实际深入到这个块里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讲出来了。更多的是依赖于电脑办公，成为只会做表格的‘表哥表姐’。我觉得这个跟过去那种主动化的居委工作模式，还是有代差的。走街串巷家长里短需要更多的是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恰恰是现在居委最缺的东西。”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下移到居委会的责任也多了不少，但是相应的权力和资源的下移却并不一致。“这些是相对滞后的。这样造成居委会权力小，责任大，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郝宇青说。

　　居委现在的权责不匹配，也是黄斌在很多工作当中的感受。“居委会虽然不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中的一环，但是其实是政府各项政策、各个管理部门落脚社区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居委会的权责不匹配。”

　　黄斌举了个例子，疫情封控期间保供跟不上的时候，他负责的小区里也在搞团购。“团购搞得好，能让社区平稳是好事。但是如果搞得不好，居委掺杂在中间，有了利益纠葛，有了利益划分的话，居委今后的工作是很难开展的。”当时小区里的团长超过100个，他就在东体小区组织了一次20个大团长参加的视频会议，拟定了一份团购攻略和公约，对小区团购应该怎么做，做哪些东西，怎么监督，怎么实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约定。不过依然有“野团长”我行我素，发放团购物资甚至不戴口罩，还有的声称团购目的“就是要挣钱”。

　　“上面强调要求居委必须要管好你的团购，不能因此造成交叉感染。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权力部门的支撑，职能部门很难叫得动。后来报警，警察也过来劝导一下，但有点隔靴搔痒。像这种情况到底是公安管还是城管管，还是市场管？谁去制止他，谁去处罚他。这个权责，可能我们的行政部门还需进一步厘清。”黄斌说。

　　一方面是社会治理下沉带来的“行政强化”，一方面又是存在感的弱化，对于居委会来说，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

三者之间关系交错复杂

　　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一直是上海的一张名片。在推进逐步建立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三驾马车”等主体共同参与的住宅小区治理框架方面，上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与案例。然而在居委会、物业、业委会三者之间，依然有不少矛盾暴露。围绕着三者的职责、权利、义务，并非所有的居民小区都能建立起平顺运转的机制，矛盾也一直存在。

　　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是本建筑物或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履行职责。居委会和业委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各个政府文件和法规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同时也指出，居委会对业委会进行监督和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居民同时是业主，业主多数也是居民。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重点各有侧重，但也有很多重合。

上图：郑家巷居民区党建活动。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曾在几年前开展过“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调查显示，上海市各个居委会与辖区内业委会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比较融洽。在已经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居委会不但是业委会成立的主要发起者，也是换届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主导着业委会的成立和换届工作。居委会对业委会工作的指导与监督主要体现在对业委会成立和换届过程中的程序监督、筹备组组建、业主大会选举以及候选人确定工作上。

　　不过一旦涉及业委会组建、换届，居委会就会如临大敌，还有一旦涉及物业选续聘、物业费调整、停车规范等敏感议题的时候，居委会也会感觉压力山大。“现在我们居委会书记最害怕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宝山区杨行镇福地苑一居党总支书记李延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要进行监督指导，一方面又要考虑不能过度干预，这个“裁判员”并不好当。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也显示，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在日常互动和社区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仍会产生分歧与矛盾，而且主要涉及利益纠纷。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小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执行、小区公共空间和设施的拥有和使用、小区公共收益或维修资金的使用分配、房地产或物业纠纷、业委会委员人选等。在这些纠纷矛盾中，有超过一半涉及小区公共空间设施、公共收益与维修资金、房地产和物业的利益纠纷。

　　有的时候，小区保养、维修资金动用等专业性颇强的事项，由于很多居委会成员非物业管理专业出身，在这些难题矛盾面前，没有用武之地。业委会对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往往并不“感冒”。而有的业委会对资金动用的程序虽然合法，但只要不是达到一定金额，居委会也无法介入，对一些不甚合理甚至带有滥用私用的资金动用，也无法对业委会实施约束。有的时候，居委会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业委会的功能无法有效发挥，无法充分调动业主的参与热情，不利于社区公共性的培育。

　　而在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关系方面，物业是基于合同关系为居民提供服务，是一个营利性经济实体，与居委会并无上下级的关系。虽然居委会也能指导监督物业管理，但由于具体职责不够清晰、指导监督手段不多,以及居委会干部的物业管理专业知识不足、有时一个居委会需要面对多个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原因，居委会开展指导监督存在不少困难。同时, 一些小区业委会缺位、运作失序,物业服务企业“小弱散乱”,或者没有物业服务企业，居委会“托底”的压力较大。

　　虽然在社区事务上，目前很多小区都是由居委会、物业和业委会三方一起坐下来协商解决，但黄斌表示：“有些业委会或者物业，他不一定就是听你居委会怎么说，他们就一定怎么做的。他承认居委会有管理这个职能，但对谁管谁的问题上是不是买你的账，又是一说。”

党建引领才能共情共治

　　上海正在逐步建立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三驾马车”等主体共同参与的住宅小区治理框架。如何理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甚至志愿者的关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形成合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是社区治理能够顺畅的关键。

　　在黄斌看来，居委会与物业、业委会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博弈，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社会因素与实际问题的困扰，但这并不能成为居委会就此躺平甚至“撂挑子”的理由。据他的观察，在一些新的小区，业主素质较高，物业也比较专业，居委需要处理的社区事务较少，疫情期间门岗管理、保供物资发放、核酸大筛等事务也许物业一条龙就能包办，而在像东体居民区这样物业薄弱的老旧小区，就更需要居委干部和工作人员有前出和担当意识，承担起该担当的职责。

　　郝宇青在接受采访时，着重提到了党建引领的作用。在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外，社区党组织的介入，正在成为第四驾马车。

　　“这种引领作用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人，做好人的工作。他是他我觉得就是党建，他不是党建的，他不应该体现出是一个硬件方面的，而是软件建设。现在说的社区‘党建+’的概念，不仅仅是说党员队伍，还有就是党群关系的建设。党建+，应该做好人心的工作。” 郝宇青说。

　　黄斌也谈到了党组织在东体居民区治理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党建引领，核心是如何引领。现在我们社区核心的志愿者，这些站出来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就是愿意出来做。在党建的引领下，让居民感觉跟社区有归属感，感觉我应该为了社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居委会就做到位，就成功了。” 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认为把党建引领做到实在，关键在于两个字：共情。

　　黄斌觉得，居委会确实是被强化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行政主体身份，但是该有的身份被弱化，是因为觉得居委干部年轻化了以后，丢掉了两个传家宝：一个是走街串巷，一个就是家长里短。所以从去年开始，东体居委会抓住这一点，搞了“一日居委小干部“、中华传统节日为老人包汤圆送腊八粥等系列活动，让社区居民更多地了解居委会，感受到居委会的温情，从而推动共同的感情升温。“我们通过一系列活动灌输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居委会是大家的左邻右里，不是行政单位，不是办事大厅，是你们的隔壁邻居。”

　　有专家指出，“三驾马车”理想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各方明确职责，做到相互协调——物业管理企业应当配合居委会做好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有关工作，成为小区专业管理的主体，全面负责房屋维修、环卫清扫、绿化养护、治安保卫等“硬件”工作；居委会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抓好小区内居民的宣传教育、民事纠纷调解等“软件”工作；业委会则督促物业管理企业配合社区做好一些日常管理工作。

　　很显然，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让“三驾马车”产生的“正向合力”最大化，才能给小区的业主、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记者 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