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重大考古调查，藏有富国之谜！
两艘南海沉船，相距不过十海里左右，先后沉入海底的年代也相近。只不过，在沉入海底之前、之后，这五百多年来，从未有人将两艘船相提并论。两艘船似乎也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这么沉静地呆在南海的深处。
2023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艘船重见天日的时刻即将到来，也已经建立起联系——5月21日，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海南三亚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对南海这两艘古代沉船遗址海域进行深海考古调查。
搭载考古队员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艇浮出水面
原来，在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我国南海海域执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科学考察和深潜作业时，于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大型海底沉船遗址，并及时通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经过仔细勘察发现，其中一处有多个疑似被船舱分隔开的成堆文物，最大高度达3米多，文物以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10万件。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
另一处发现大量原木，尺寸相近、码放整齐，大多经过简单加工，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时代约在明代弘治年间，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说，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有助于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称，两艘被发现的南海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这一重大发现证实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闫亚林感慨道。
回看明代弘治、正德两朝，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1505年至1521年，总共三十多年，正值世界历史中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新大陆发现的前夜。两艘这一时期沉没的海船与世隔绝了长达五个世纪，也许反而更完整无缺地保存了当年的痕迹。其发掘的过程，也必将述说那个岁月悠悠的中国往事……
证实了绮丽的故事
一艘装载大量经过简单加工的原木的海船沉入南海海底，这正是大明弘治年间。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2月，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也可以说，这一年正是地理大发现的开端。当然，此时的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这事，要到1492年由哥伦布来完成。
两艘沉船，在海底沉默了五百年。这五百年间，地球上的所有时移势易，似乎都与之无关。直到它们被发现，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2023年5月21日在海南三亚的发布会上披露，那艘载有原木的、沉没于弘治年间的海船，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而那艘有多个疑似被船舱分隔开的成堆文物，文物以瓷器为主的、沉没于正德年间的海船，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内部瓷器品类丰富（2022年10月摄）
实际上，从年代来看，弘治皇帝朱祐樘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亲爹。换言之，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的年代比一号沉船要早。
无论“一号”还是“二号”，打开“盲盒”的那一刻，无疑都是证实了绮丽的故事的时刻。
何谓绮丽的故事？在明代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成化年间，有个姓文名实字若虚的人，高不成低不就，某日遇见几个“走海贩货的邻近”，于是自思“一生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文若虚人穷志短，凑不出本钱做生意，只买了些橘子跟船出海，本想那橘子供船上人吃，权作别人带他出海旅游的一番酬谢，或者说，用橘子充作船票——毕竟橘子在中国南方颇有些吉利的寓意。没想到船行三五日，见“人烟凑聚，城郭巍峨”的所在，名为“吉零国”。海船入港下锚后，当地人从未见过此种中国产的水果，纷纷加价抢购。文若虚竟用橘子换回许多纹银，之后又在一荒岛捡到一个大海龟壳，亦即鼍龙壳，运回福建后，竟然因龟壳肋中发现大珠而发财，自此成为闽中富商，家道殷富不绝。
凌濛初编著这个故事，其实是想激励读者——哪怕书生考学失败，无法中举为官，也不该气馁，也许人生另有不错的道路可以选择；更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已经知道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国度可以卖出的价格相差会很大，如果从中谋取差价，很可能会发财。
“吉零国”在何处呢？《明史》里明确记载，巴剌西遣使入贡，因“去中国绝远”，舟行四年半，遇风漂到“吉零国”，后经秘得、暹逻等陆地，又“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由此可大略推测，吉零国在如今称为孟加拉湾的所在之附近。
由《明史》与《拍案惊奇》相对照，可以看到，凌濛初所编故事并非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也未必是一种巧合，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明史所载巴剌西派遣使臣沙地白“入贡”的时间是正德六年。这正巧就是如今南海西陆坡一号沉船沉没的时间节点。沙地白曾因海上风浪大，而在吉零国居住一年，在秘得又居住了八个月。从近年来不同地方的专家——譬如从2020年4月去世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前英国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或者郑和研究者、云南大学教授肖宪等确认、提供的郑和航海路线图就能看出，15世纪的航海之旅，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进行远洋贸易，大抵是让海船靠着海岸附近航行的，而没有跨洋横渡。即便如此，也时常因为风浪而不得不缓行。在航行的过程中遇到风浪或者其他海况而沉船的概率，也比如今的航海行动大很多。但仍有人愿意进行海上冒险。当今人发现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之际，可以从船上所载物资大抵得知——原木是运往中国者，瓷器是销往海外的；一个是出航，一个是回航。这充分证明了当年此航线有多重要，以及其繁忙程度。
有明一代，所谓“海禁”，确实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但这种“祖宗定制”却在明朝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哪怕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年，民间确实大抵被压制着“寸板不许下海”，但海运并没有断绝。《天工开物》中如此记载：“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这“国初”，无非明朝初年。而到了明朝开国两百多年的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向朝廷上了一封《疏通海禁疏》，如此写道：“迨隆庆年间，奉军门涂右佥都御史议开禁例，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惟日本倭奴素为中国患者，仍旧禁绝。”这意思就很清楚了，也就是在16世纪中叶，隆庆年间，明帝国就有臣子希望皇帝能开海禁，且其实已经进行了不少中外贸易。除了对倭寇严加防范之外，对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外国人前来中国贸易，都是准备开禁放行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尚胜认为，明朝海上走私活动一直零星存在，到成化、弘治时期（公元1465年至1505年），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则开始活跃。
明史籍《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也就是说，成化、弘治年间，中国就有做远洋大生意的商人。正德九年(公元1509年)，广东布政司参议惊呼“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船，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尽管从官府的角度看这些商人是“奸民”的头目，但从另一个角度，又能看出当年中国亦有人有着“持剑经商”的事实行为。当然，这样持剑经商的目的并非为了开拓殖民地，与后来西方一些人跑到东方来“持剑经商”完全是两个概念。防海盗，甚或有人冒充倭寇回到大陆诈钱，才是他们私造兵器的主要的两个目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商人前往海外经商，终究是没有得到官府的支持的。甚至，还要受到官府的威胁。这就造成了官方与民间的矛盾。譬如成化元年，广海卫有个叫做叚镇的“常贩海为利”的商人，就曾勾结广海卫指挥周岳，私自扣下爪哇国朝贡使节梁文宣所携带的货物，诸如玳瑁百余斤等。想要做成这种大事，叚镇自身当然也要招募人员、私自进行武装，并准备随时抵抗官军的。
明代黄衷所著《海语》一书，也曾记录有20人乘船前往占城，亦即如今的越南南部一带贩卖巨蛇牟利。这些人要做好与岛夷打交道的准备，自然也有所武装。
当年因中国智造而富国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上的原木，很能说明问题。
西安学者许振平曾言，尽管中国地大物博，然而整个中国大陆缺乏优质的硬木资源。“以黄花梨木、紫檀木等为代表的硬木在我国分布稀少，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地区。”许振平说，“唐代陈藏器在其所著《本草拾遗》中记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榈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花梨木。安南就是如今的越南北部，南海则泛指东南亚一带。可见，早在唐朝，中国人已经知晓东南亚一带有可以用作优质家具的木材。”
在许振平看来，到了明代，海运越来越发达，终究造成大量的优质木材从东南亚进口到中国，由此改变了家具工艺、形制。
美国学者薛爱华（E H Schafer），亦即著名文物学者王世襄所著《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音译称施赫弗者，有一个论断：“印度支那不仅将本国的紫檀运销中国还从非洲进口。”如今，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发现的原木，经鉴定为柿树科柿树属。某种程度从实物方面证明了薛爱华所言不虚。尽管柿树科柿树属品类应该不是紫檀，而是乌木，但其在深海沉船上被发现，起码证明了从东南亚向中国发运的货品中，有优质木材。而非洲恰恰是乌木的重要产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薛爱华当年的论断是准确的。
紫檀木也好，乌木也罢，固然金贵，然而在原产地东南亚或者非洲，当年其实并不能发挥出自身的优异特点。但如果将之贩卖到中国，情况就大不同了。
譬如紫檀木，在许振平看来，是非常适合打造家具的一种木头，且这种木头在中国实际应用之后，不仅增加了家具结构的牢固度，更因为木质较硬，而使得工匠放弃了髹漆层的处理，也正因此，所有的榫卯结构都暴露在家具表面。“这就使得工匠对榫卯结构的打造更加精益求精，对其外观的美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序。”许振平说，“这些进口木材的使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榫卯结构的发展。例如明式家具中不同构件的垂直连接，大都采用格肩榫的做法，使纹理通达流畅，从而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许振平甚至认为，所有工艺品制作技艺的成熟都与材质的稳定使用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明代持续不断地从东南亚进口来自其当地以及非洲的木材，就不会有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明式家具的风格。
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上所载的乌木，甚至有很大可能根本不是用来作为家具原料的。其很大的一种可能是一种造船原料，如果要类比的话，就如同如今的航母钢板一般！生活在正德至万历年间的李诩，著有《戒庵老人漫笔》一书。其中记述了郑和宝船的牵星板，就是用优质的乌木制成。而探看李诩生活的时代，已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岁月。但民间贸易所使用的海船，应该也仍是采用乌木制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金秋鹏先生生前所撰《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中介绍，郑和宝船的牵星板确系乌木制成，一共十二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块递减二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厘米。
位于南京的郑和宝船公园一隅
从非洲开采出来的原木，送到东南亚，譬如如今在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发现的经过初步加工、形制规整的乌木，再到运抵华夏后精加工成各种海船配件，最终造出海船，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海船是有主制造商的，也形成了来自非洲、亚洲的供应链。这样的供应链，甚至能类比如今诸如波音、空客这样的飞行器生产企业的“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而如今，当中国商飞的C919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之际，可以发现中国再次回到了五百多年前居于全球制造业中心舞台的位置。
无论是在当年来说大型的木制海船，还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上发现的青花、青釉、绿釉、白釉、珐华彩等瓷器，都完美地诠释了当年的“中国智造”是如何吸引了全世界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的。南京审计大学世界金融史研究学者陈昆副教授称：“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年至1800年这四百年间，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特别是在新大陆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开采银矿，其主要用途就是为了买到中国货。完全可以说，当年的中国因自身的智造能力而富国。
留给未来的启示
在20世纪中后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中学历史课堂上，老师会对学生说，郑和下西洋的起止时间大约在1405年至1433年，此前，洪武皇帝朱元璋曾敕令“寸板不许下海”；即使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对民间也没有解除海禁；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执行得更为严厉。也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之事中断，才使得西方在航海能力上后来居上、超越了中国。
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诸如加文·孟席斯等人持有新观点，认为是郑和船队首先到达了美洲、发现了美洲。但无论是谁先发现了美洲，总之中国明清两代的海禁，使得闭关自守的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也因此不能较早踏入近代化的门槛。
如今值得细查的一个问题是——朝廷执行海禁的同时，中国大地上各种与海外的贸易真就断绝了吗？如果中外贸易并没有禁绝，那么，明清以降，中国逐渐落后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
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持续发展的海军舰队。郑和下西洋固然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伟业，但其兴盛的直接动因是文化传播和政治性的炫耀，是礼制朝贡传统和中央集权在海上的一种军事兑现。”
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郑和像
但倪乐雄又点明——明末的郑氏海军，实际上就已经与传统的朝廷水师有了区别。因为有了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的勃兴，使得郑氏水师的性质变了——变为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郑芝龙到郑成功，父子两代经营，使得郑氏水师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到成规模成体系的海军。“明代出现的这样舰队，某种程度上与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已经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了。”倪乐雄说。
在倪乐雄看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由海外贸易催生出的郑氏水师，能在台海打败侵略者荷兰人，却只是在明末清初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经营下去，其模式也未能被统治者所重视、利用。甚至郑氏海军的许多生存模式是与帝制时代的中国统治模式相抵牾的。
从南海沉船的被发现，则能看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有农耕文明，哪怕在古代也已经孕育出海上商业文明之花。哪怕一度这文明之花没有直接牵引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可其留下的遗产，是体现出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的，是明证了中国古人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如今，新时代的中国携手世界，旨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南海古沉船重回世人视线，也给未来留下了相当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