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一甲子
1963年10月，时年55岁的法国人埃德加·富尔携带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到达北京。之后仅仅三个月，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就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上图：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中法建交过程比中美建交要快很多。中美建交的第一步，起始于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然而，中美真正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要到八年以后的1979年1月1日。
中法建交新闻事件当时举世惊愕。特别是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表示，“朝鲜战争以后截至当时，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惊慌之态溢于言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情绪激动地责怪法国“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然而，时间能证明法国的做法无非先行了一步。西方国家中，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于197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着基辛格访华，以及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等等纷纷与中国建交。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时，已经很难找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西欧、北美主要国家了。中美，也必然地走上建交之路。
西方大国中，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上，法国无疑是领先一步的。
法国看到了什么？早在十多年前就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显示，在回复腊斯克时，阿尔方按照戴高乐总统的指示称：“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岁月流逝，世界局势也在不断变化。然而，中法关系却长期稳步前行。
从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到萨科齐、奥朗德，再到如今的马克龙，法国历任总统的多次访华，是明证。
1975年5月12日至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德斯坦总统同邓小平举行两次会谈，并破例出席在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午宴。访问期间，双方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委会。从此开始，中国历任领导人的访法之旅，也都是明证。
新时代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019年3月两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的无疑也是中法关系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2019年，中法建交55年之际，为继续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达成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如今，中法建交一甲子，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更期在更广泛的全球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动荡变革期的交流弥足珍贵
上图：2023年4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东省广州市松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
在中法建交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23年11月24日，中法人文交流机制中方牵头人、外交部长王毅同法方牵头人、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该机制第六次会议。王毅在此次会议上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消除隔阂偏见，在国际关系中营造开放包容、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在世界人民心中播撒尊重理解、友好共赢的种子，是通向和平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王毅此言，意涵丰富，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有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新的动荡变革期”，其实讲的是世界格局之变。从曾经的动荡变革期，到国际局势相对平稳时期，再到一段动荡变革期，及至如今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可能比过去的动荡变革期更为剧烈。但穿越了动荡—平稳—再动荡的周期回看，中法关系尽管也有过些微的波折，却总体上稳步前行。
回顾历史——中法之所以在1964年1月建交，实际上是因为在那个国际局势很是动荡的年代，双方就认识到了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以及消除隔阂与偏见的重要性。不过，这些认识并非一朝一夕达成。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奥妙。对英国来说，如此行事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其还控制着香港地区。其希望中国的政权更迭不会影响到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从大历史的角度，新中国当然要促使香港回归。然而，在新中国建政之初，并没有将香港回归问题摆在最优先解决的事务行列。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率先追求的是国家的大致统一，以及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英本可循序渐进地发展关系。
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势头中断。之后，英国在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使得中英外交关系长期停留在代办级。与英国不同的是，诸如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等欧洲国家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初承认了新中国，并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法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国政府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在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如火如荼，而新中国是坚决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当时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本身也政局动荡。在法兰西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英雄戴高乐将军被迫下野，且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以后，法国政局愈加混乱，内阁如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戴高乐东山再起——1958年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批准了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草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诞生。
曾在1952年、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此际全力支持戴高乐复出。戴高乐肯定知道富尔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原因在于富尔担任总理期间，就曾研究中法建交问题，但一直没有时间解决。富尔为法国迈出的第一步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也让新中国在法国设立新闻处。
卸任总理后，富尔曾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于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前往中国，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度的“私人旅行”。时年53岁的富尔称，因为中法没有外交关系，自己“或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界人士”。归国后，富尔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法国读者还了解到，富尔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他在华旅行期间，曾到访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感触极为深刻，以至于归国后写作出版的有关他观察新中国的著作，取名“龟蛇”（Le
serpent etla tortue）。书中，他不仅巧妙借用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游泳》中“龟蛇锁大江”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句，更希望中法关系能似武汉长江两岸的龟山、蛇山一般，得以跨越山海连通起来，亦即建交。
读到富尔寄赠《龟蛇》一书的戴高乐，回信表示，与中国建交是很有意义之事。然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戴高乐，要急忙解决的问题很多——非洲等地法属殖民地的独立问题要妥善解决，其中包括令人头疼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循着第四共和国时期签署的罗马条约承诺，加入欧共体并发行新法郎亦是急事；更有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为全民投票云云。直到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令戴高乐乃至整个法国都感觉到必须加快去做些什么了！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意大利与土耳其，一个在古巴，纷纷部署导弹，并各自摸着核按钮。要知道，一旦启动核热战，可不仅仅是美苏互相毁灭，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将全部毁灭！
世界该选择对抗，还是连通？美苏之外的大国，该做些什么呢？
1963年8月，富尔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度假胜地达沃斯两度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中方明确通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再次访问中国。富尔遂返回巴黎，面见戴高乐。戴高乐授权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并将给中方的亲笔信交给富尔，委派他秘密前往北京。富尔的行程是这样的——先前往柬埔寨拜访戴高乐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制造一种烟幕弹，以掩盖此行的真实目的。接着，由香港进入中国内地。作为戴高乐秘使、特使，富尔此行，当年知之者甚少，然而却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给处于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极为重要的稳定因子。中法这样的交流，弥足珍贵。
尊重，一定是互相的
上图：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左）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中）递交国书后合影。
1963年10月21日，时任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站在深圳罗湖桥畔迎接富尔。22日，富尔抵达北京；23日，会见周恩来。之后富尔又与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
会谈之所以进行了数个回合，是因为中法之间都有自身极为关切之事。
也正因此，富尔此番来华前，戴高乐给出三套对华关系方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短期内承认。他关照富尔，尽量做到第一方案，亦即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戴高乐也在给富尔的书面指示中写道，“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
中国自然有泱泱大国的气度。周恩来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的建交三个方案明确做了答复，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当局“断交”，然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暂缓建交。周恩来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中法都想着最好能够直接建交，但许多事又绕不开。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自身的核心利益，绝不会为了希求与法国建交而同意“两个中国”之类方案。对于法国来说，则希望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过程中，有一个在其看来体面的与台湾当局“断交”之法。
富尔一再告知中方，“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周恩来则正告富尔，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的国家”。换言之，严格来说，中国何尝有求于人？
富尔诚恳地表态称，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曾企图承认新中国，可一直没有逢着机缘。“法国在13年前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富尔表示，“我本人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但作为大国，法国很难去主动认错。”
其实，法国对新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好感。1951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苏联方面携带影片《新中国》来到法国，令法国外交部非常恐慌。在法方对苏百般交涉之下，《新中国》没能放映，可见法国方面对中国的戒心。1954年4月到7月，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率团与会。同样与会的法国方面本可以借此机会与中国对话。可当时法国总理拉尼埃并不想在印支谋求和平。他的“拖字诀”，令会议初期的中法代表形同陌路。会开到一半，拉尼埃倒台。接替他出任法国总理的孟戴斯－弗朗斯在组阁后，以法国总理兼外长的身份来到日内瓦，并成功与周恩来会面。
这是中法总理首次会晤。会晤之后，本该迎来中法关系新起点。连孟戴斯－弗朗斯本人都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正当他寻求中法建交时，哪知道他也倒台了。
直到戴高乐得以复出，并稳稳地掌控局势以后，才有了富尔来华接洽建交之事。但富尔之所以秘密前行，不仅因为要在国际上掩人耳目，也需要防止法国国内一些人捣乱。在这种情况下，他向中方强调戴高乐乃至法兰西的面子，确实有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
最终，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内容主要是三点：其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其二，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其三，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法建交，箭在弦上。富尔由缅甸回程期间，表面游山玩水掩人耳目，实则迅速向国内通报了访华情况。1963年12月中旬至1964年1月上旬，中法两国在瑞士等地确定了建交过程的细节。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对此局面，台湾当局还想挣扎，其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分期投降”。而戴高乐则向时任法国总理蓬皮杜面授机宜。最终，在中国驻法临时代办宋之光与法国方面的双重施压下，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官”被“劝退”。
跨越山海让世界更美好
中法建交，世界瞩目，更令美国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感慨道：“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犹如又甜又酸的杂拌。”亦有评论认为，中法建交犹如“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裂缝”。多年以后，有媒体回顾中法建交时美国的状态，如此写道：“美国的反应则如同青春期少年的家长：既对其日益壮大的独立意识心怀不满，又因为不想破坏‘家庭团结’而无法公然阻止和干涉。”
无法公然阻止，就暗地里使绊子。美国情报人员当时在巴黎搞了不少事。比如，由于蒋介石集团不肯放弃位于巴黎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且派专人把守，我方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用于临时办公。当时看中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花园洋房。房主本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其因负债自杀，债务和房子都由其美籍遗孀继承。当中方掏了110万美元买下房子后，美国情报人员上门威胁女房主。一时没主意的女房主吓得痛哭流涕，几度欲毁约。最终，在宋之光的劝说下才如约交房。
1967年，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巴黎地方警察前往乔治五世大街11号，将躺在地上不肯走的台湾当局留守人员强行抬走。五星红旗终于在此升起。
年近八旬的戴高乐有一个夙愿，就是访华。可非常遗憾，在他跨出这一步之前，1969年4月，法国国内政局又发生变化。戴高乐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然而，戴高乐前往中国的意愿却更为强烈。他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回忆录的终章将是“与毛泽东见面”。不多久，中方了解到戴高乐的意愿。1970年秋，周恩来向戴高乐发出诚挚的邀请。戴高乐计划于1971年6月18日访问中国。然而，非常遗憾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突然因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去世。
未能访问中国，成为戴高乐永远的遗憾，也成为中法人民的共同遗憾。如今回望历史的话——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美国人的许多做法与1963年戴高乐指示富尔所为一模一样。而假若戴高乐能于1971年实现访华，或许会与基辛格处于东方大国的同一座城市。
戴高乐的继任者是其担任总统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在外交路线上，蓬皮杜与戴高乐一脉相承，且与中国有不少共识——不赞成美苏“共管世界”，都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反对外国干涉本国内政。担任法国总统后，蓬皮杜于1970年7月派遣领土整治和计划部长贝当古访华。贝当古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继戴高乐时期之后，再度邀请周恩来访问法国。此后，中法代表团互访频密。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蓬皮杜访华。他不仅成为史上首位正式访华的法国元首，也堪称第一个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西欧发达国家元首，甚至有更深广的意义——毕竟，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在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欢迎蓬皮杜总统一行。之后，蓬皮杜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深入会谈、互赠礼物。无论在北京期间，还是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专列抵达山西大同探看云冈石窟期间，蓬皮杜所乘红旗牌轿车，以及车队的红旗牌轿车、特种车，上海牌轿车，都令随行的法国媒体注目——中国正在工业化之路上奋进。蓬皮杜当时将中法关系称为“友谊的长征”，可见他对中共的奋斗历史是有一定了解的。当9月17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送别蓬皮杜的时候，透过飞机舷窗，蓬皮杜看到周恩来始终没有打伞，衣衫已被雨水打湿。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位，周恩来如能以大国总理的身份访法，无疑会令中法之交更添佳话。然而，即便是在上海送别蓬皮杜时的周恩来，也已患膀胱癌一年多。他是全程抱病在接待法国总统。
上图：1975年5月12—17日，邓小平应邀对法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自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好在中国领导人过不多久就到访法国。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纽约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乘坐法航班机到巴黎，准备从巴黎转中国民航班机回国。时任驻法大使曾涛问邓小平，有没有什么想带回国的东西。邓小平只说他要买点羊角面包和奶酪。此后，许多媒体、文章谈及这段历史，都认为邓小平当时想起了当年和周恩来、李富春在法勤工俭学的艰苦岁月。
1975年5月，邓小平副总理正式访问法国，不仅实现了中法领导人互访，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西方大国。在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充满自信地讲：“展望中法两国关系的前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两国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1978年、1979年，法、中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1980年、1983年，两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密特朗访华。
此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连访问法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11月10日，法国总统密特朗设宴欢迎对法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法国……
再之后，自1997年起，中法确定高层领导人互访机制。1998年，两国总理当年实现互访。之后两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不同形式的互访。在此后的一轮两国总理互访过程中，2003年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访华一时成为西方舆论的焦点——原因在于他不顾“非典”威胁的行程，给中国人民极大的政治和情感支持！
由此，中法之间不仅继续在经贸、核能等领域展开合作，也开始了新一轮的人文等方面的深度交流。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专程到访同济大学。《新民周刊》记者从同济大学了解到，当年10月11日，希拉克出席“同济大学中法中心”的奠基仪式，随后在时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周家伦、校长万钢等陪同下来到“一二·九”礼堂为同济师生作演讲。据同济大学外事办主任曲辰教授介绍，当年，希拉克在演讲中曾热情地说道，“卓越的同济大学对于中法两国友谊的维系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希拉克还称，“中国青年是国家的力量和未来，中国青年创造力强、热情洋溢、求知欲望旺盛，而且愿意为国家效力”。
希拉克在同济大学的演讲所指中国青年，当然是当时在座的同济大学学子，但其言下之意，又怎能说不含有包括中共早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那些青年？也包括此后一代代负笈法兰西的中国青年。同时也要看到，那一时期，以2002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当年在法各类留学人员为3398人，法国在华各类留学人员达1341人。两国当时已有120多对高校及20余对中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2006年，又一次访华的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获赠仿古校匾。跨越山海的友谊正在加固，互相之间的学习借鉴也在深化。
上图：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到访同济大学进行演讲。 供图/同济大学档案馆
全球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吴静女士出生于法国。近日，她以罗丹艺术中心(罗丹博物馆中国馆)联席董事长的身份来到上海大学，出席“青铜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空对话”特展开幕式。“能够将所藏罗丹作品送到我祖辈的祖国，并与来自四川的三星堆文物一起呈现给观众，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在亚欧大陆的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品能够在一起‘对话’，从中能读出许许多多意涵。”吴静说道。
旅法第三代华裔吴静，本不会说中文。“十多年前，我发现中国的进步与繁荣，以及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这让我们身居海外的华人，还有华侨，都感到腰杆子硬了。”吴静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听长辈说，他们刚到法国时，中国国势衰弱。因此，中国人、华裔总是被人看不起。然而，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华人华侨在欧洲也变得日益受人尊重。于是我发誓一定要学好中文，说好普通话。”
上图：2023年12月13日，“青铜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空对话”特展在上海大学博物馆正式开幕，跨越3000年的两种艺术同台展示，碰撞出独特的魅力。摄影/姜浩峰
中法建交六十年来，中法之间的民间交流，越来越呈现出双向互通之态。从上海申花队曾经先后引进的法国国脚佩雷斯、阿内尔卡等球员，到如今嫁给中国人、说普通话、上海话的法国网红博主……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到中国来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骥称，中法关系一甲子，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大国的友好相处之道，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2019年11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明确表示，中方愿同法方一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人民，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上层楼，继续走在大国关系前列’。”张骥称，“基于两国决策层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双方有识之士借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之良机，正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整齐发力，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实现两国领导人的美好愿景。” 张骥认为，中法可以努力成为新旧大国非对抗性关系的范例，可以成为通过协调合作实现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伙伴，可以成为差异性文明对话交流的典范，最终以中法关系影响甚至引领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法要继续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的旗帜，在气候变化、能源、地区安全与全球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主笔｜姜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