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妇产科教授段涛专访
“救救产科”反响始料未及
今年2月,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以下简称一妇婴)主任医师、产科带头人段涛教授,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发出“救救产科”的呼声。
段涛全网有数百万粉丝,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一时间引起了无数医护,以及普通人的深思和共鸣,获得上万点赞。
近日,段涛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是他始料未及的。可能有人看着有点“标题党”的意味,但作为“局中人”,他确实对此忧虑重重。
助产士正集中精力帮助产妇顺产分娩。
“救救产科”并不夸张
《新民周刊》:有人会觉得你说“救救产科”,有点夸大了。
段涛:前段时间频繁碰到同行,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分娩量下降近一半的问题。大家有很多无奈,感觉到产科未来前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触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最初只是想呼吁,看看大家能否一起做些什么,解决产科的困境,完全没想反响会这么大。
话题破圈后,全民加入讨论,肯定会夹杂着很多的复杂情绪,这些情绪更多是与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相关。有人觉得我是夸大,有人觉得我在“催生”,会引起争议。
“救救产科”,这四个字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现状,是事实。
第一,哪个临床科室的病人量可以在六七年内下降一半以上?新生儿从2016年的1867万,到2023年只有902万。这是事实。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跌见底以后会低位徘徊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拉平呈现L形,但产科整个学科的塌方则是断崖式的,会继续往下掉。
除了病人变少以外,产科收费低,待遇差,风险还大。医疗纠纷中,产科的赔偿是最高的。这样的环境下,凭什么让人坚持留下来?用爱发电?用理想去支撑?如果现在不去做一些事情,到垮了之后再想救回来就太难了,培养一个好的产科医生至少十年。
很多人不是产科专业,也不从事医疗行业,没做过院长,并不知道这个下跌对产科意味着什么,会觉得你夸大,所以我没去解释,解释没有用。
《新民周刊》:普通人读到这篇文章,会觉得产科都没了,我们以后生孩子怎么办?
段涛:有些医生会说,你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更不愿意做产科了。但不能假装看不见,我们要面对现实,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讳疾忌医。
部分产科该关就关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产科带头人段涛教授。
《新民周刊》:哪些医院的产科受到的影响更大?
段涛:总体来讲,同样是三甲综合性医院和三甲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受影响大;同样是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院,二级医院受影响更大。
《新民周刊》:上海之前有一家医院的产科也关了。
段涛:上海其实有好几家医院都想关产科,但都在观望。产科“吃力不讨好”,但往往在医院设置上,又得有妇产科。加上综合医院大多是妇产科在一起,现在的办法是多做点妇科,产科床位减少一点。
《新民周刊》:如果这些有意愿的医院真的把产科关了,剩下的能够满足上海的生育需求吗?
段涛:上海的产科容量其实是足够的,基本不受影响。事实上,上海很多区级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已经下降了50%以上了。理论上讲,现在应该是时候适当地把那些工作量太小,分娩量太少的产科关掉才对。
如果一家医院分娩量太小,第一,从经济上来讲,继续开产科不划算;第二,从专业角度来看,专业能力无法保障。在不影响病人就医的前提之下,按道理应该是关掉一批的。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关了并不影响大家就近就医。但县级及以下医院随便关一个,那很麻烦,因为方圆100公里内可能就那一家产科,关了病人就没地方去了。
《新民周刊》:既然您支持关掉一部分产科,又说“救救产科”,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自相矛盾?
段涛:不是说救所有的。产科整个学科分布要合理,发展要合理。如果一个机构的产科不能够长期维持可持续发展,救它也没用。救的是什么?第一是整个学科,第二是那些值得救的具体单位。
很多年前,上海有些医院的产科被关,就是我的建议,我跟当时的管理者算了笔账,那时计划生育执行得特别好,分娩量也是下降的。他们做了调研觉得我讲的是对的。
《新民周刊》:一批产科真关掉后,这些医生怎么办?
段涛:最简单的,年轻的医生可以转去妇科,如果除了产科不会做其他的,可以转辅助科室、行政科室,或者是去做一些跟产科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产后康复、私密整形,孕期的其他一些保健营养咨询指导等。
转岗不是个人原因,而是时代的原因,时代会淘汰很多人。虽然感情上很难接受,但你得理解,得去做调整。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助产士李婷,工作13年,顺利接生5000余名新生儿。
产科的出路在哪里?
《新民周刊》:产科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段涛:产科要发展的话,可以向“上下内外”下功夫。向内,要内卷,医疗上精益求精,提高效率。向外,产科可以做“产科+”,可以做产科内分泌、产科心理、产科中医等,跟其他科室相结合,把那些原来不属于你的内容做起来,病人的量不就增加了?
向上,即做上游,从早孕到中孕保胎,试管婴儿的孕期管理等,产科医生都能做。向下,比如产后康复、盆底、腹直肌、私密整形、减重、妊娠纹、脱发、产后抑郁等,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这些事情已经有医院跑在前面了,但还没有系统性地去做。既然我把问题提出来,也要给出解决方案。
当然,很多医疗服务是自费项目,还有很多是非医疗性的项目,公立医院就不能做。其实政策上如果有一些支持或者放开,就更能让这些医院去大展拳脚。这不是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政策,不是从0到1,是从1到1.5。
《新民周刊》:你文章里还提到了绩效考核方面的不合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段涛:解铃还得系铃人,这是政策性的问题。
考核三甲医院,确实应该多做大手术,多处理疑难病症。但产科不是这些指数要考核的目标。你考核的是病,但生孩子不是病。
产科做得好,就是没有手术。产科通过“五个预”——预测、预警、预防、预案、预演,把所有的并发症尽量压到最低。
产科的工作是让病人不要出事,但不出事,病人又会觉得你一点事都没做。久而久之,产科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需要更多地去做宣传。
《新民周刊》:现在趋于平稳的分娩量能够维持产科学科发展吗?
《亲爱的生命》剧照。
段涛:如果一家医院的业务量能够保持的话,那是问题不大的。但如果是分娩量太小的,就不行。虽然医生的培训现在没有任何障碍,但培训以后没有病人的话,持续下去没有意义,所以还是要做出结构的优化,在上海总的产科床位、产科医生足够的情况下,让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产科去接纳更多业务量,那些实在不行的就关掉。
《新民周刊》:你前不久被聘为红房子医院的顾问,现在主要工作有哪些?
段涛:首先我还是在一妇婴看门诊、做手术,还要带学生,到大学讲课,我还是一妇婴产科学科带头人。这些事忙完后,我会去帮其他医院做学科建设。
好的产科要对标国际发展趋势,在保障母婴安全、分娩安全、分娩体验的前提之下,更多地处理一些疑难复杂的病例,一些罕见的遗传病。很多疾病可以在宫内诊断,甚至在宫内治疗。你能够想象到的医学领域里面,最先进的技术,比如干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在产科的胎儿医学都可以用得到。
产科未来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更早地在宫内进行诊断、干预,但难度也会更大。记者|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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