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解放前秘密入党

编者按：在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约请当年战斗的亲历者、对上海解放做出贡献者口述、撰稿。抚今追昔，其中点点滴滴细节，读来仍令人感觉大上海解放之不易，如今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把上海建设好，让她更美好！

马导农

　　我是浙江嘉兴人，出生于1933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我就读于嘉兴市王店镇中心小学六年级，时任校长为中共地下党员韩掌珠。教导主任周碧影兼教六年级地理课，她以几节课的时间，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战的情景。与此同时，我的哥哥、1944年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的马则先，为我订了一份进步报刊《新少年报》，该报曾刊载长篇通讯《孙行者七十二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日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8年7月，经表哥韩西雅介绍，我来到上海四川中路615号崇乔呢绒号当学徒。这个并不显眼的呢绒店却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店委的一个联络点。老板吕企壮、会计姜猷良（化名张广辉）、推销员陆世瑢、挂名职员韩西雅，都是中共店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只有我和一位拉货的黄包车工人是党外群众。

　　1948年10月24日上午，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进门他就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个叫姜猷良的？”我和陆世瑢齐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姓姜的。”来者又问：“他是你们店里的会计？”我们答道：“店里的会计不姓姜而姓张。”接着他亮出名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稽查大队陆正章。接着，他对老姜所使用的写字台和私人物品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去。

　　其实，姜猷良此前曾因暴露而遭敌人通缉，后化名为张广辉，调来担任中共衣着业地下党支部委员，公开身份是崇乔呢羢号会计。1948年10月23日傍晚，他去江西中路联系一个党员时，被两个特务发现后秘密逮捕。经审讯，遭受坐老虎凳、大头针钉手指等酷刑，他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组织，尤其是这个联络点的安全。由于特务机关并未掌握确凿证据，经过党组织的竭力营救，1949年3月李宗仁上台后姜猷良被释放，他便暂时回到丹阳老家，不久，又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这是后话了。

　　特务搜查后的当天中午，陆世瑢迅速外出，寻找并通知有关人员。下午，中共店委书记蔡东园来店里找姜猷良，此时只有我一个人留守，我将老姜被捕和特务搜查告知老蔡，他迅速离去，向上级汇报，安排有关人员撤离和营救工作。当晚我也撤离呢绒号，数天后见没有任何动静，组织上派我回到店里，设法将隐藏在写字台夹层和陈列呢绒的两只壁橱连接处悬挂的两包秘件进行销毁，其中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我找了一只铁桶，足足烧了半桶灰烬，又不敢拎出去倒入隔壁弄堂的垃圾箱，于是急中生智，用一只面盆盛了半盆水覆盖在铁桶上予以遮蔽。尚年少的我，毫无畏惧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9年3月，我被吸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职业界协会，与老陆一起去朱成夫同志家中，商议迎接解放军，如何做好各种应变工作。此时，老陆让我秘密阅读《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便提出了入党申请。经陆世瑢介绍，中共沪中区老闸北分区委批准，1949年3月我加入了共产党。5月25日，苏州河以南获得解放，当天一早，老陆和我赶到福建中路，作为上海人民保安总队的一员，我被派往汉口路，协助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5月27日上海全市获得解放，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0年10月至12月，我身穿民警服，在上海市公安局警务学校经济保卫系接受培训，结业后便担任了上海市百货公司政治处保卫干事。我从营业员起步，在商业部门工作了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在上海市友谊华侨公司总经理任上离休。撰稿｜马导农（本文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