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海军老战士的人生坐标

编者按：在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约请当年战斗的亲历者、对上海解放做出贡献者口述、撰稿。抚今追昔，其中点点滴滴细节，读来仍令人感觉大上海解放之不易，如今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把上海建设好，让她更美好！

迟焕章

　　我出生于1929年12月，山东昌邑县大章村人。父亲迟德芬曾在八路军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四纵队一支队当文书。父亲担任过崇德屯村的小学教员，曾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幸亏村里李大爷用一头牛把他救了回来。1945年2月，父亲从部队回大章村，母亲煮了一锅地瓜叶过年，父亲便把我也带去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我受命到胶东西海中学教员训练班学习。第二年的春节前，我回到了大章区政府，担任民政助理员。那时，经两任区长毛子厚和黄肇仁介绍，我已经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员必须有理想、有信仰，要有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目标。1947年我18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当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胶东解放区，昌明县受到还乡团的血洗，许多村干部、军属被杀害。大章区委书记李志明和宣传委员、区中队长、区公所交通员都牺牲了。我跟着区长组织群众转移，躲避到胶莱河中，还曾在别人预先修好的坟墓中躲藏，死里逃生。

　　1948年1月，我改任大章区中队副指导员，由地方转为参军入伍。先是带领一支区中队。当年许世友司令员指挥解放济南时，我在胶东军区俘虏管理处任职。我们负责甄别处理俘虏。我曾任俘虏队排长，与俘虏同吃同住，原先持有的手枪也暂时不佩戴了。1948年年底，我部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备兵团四师十三团，参加了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那时候，真所谓边打、边俘、边补，多个部队都有“解放”战士。

　　南京解放后，我后备兵团于1949年4月24日渡江后占领江阴要塞，接收国民党起义部队。我们团的团长，就是起义部队的李团长。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海军成立，我们是第一批海军特种兵。解放上海后，我们从吴淞口直接到了舟山，组建了海岸炮兵团，接着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那时，我始终在团政治处，在海军舟山基地岸防部担任组织助理员。

　　1955年上半年，我奉调回上海，在华东海军（后改为东海舰队）担任政治部组织干事，当年第一次授军衔，我初评为大尉。舰队机关开大会宣布军衔时，我作为最年轻的干事，代表尉官发言。我说：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奖励，想想过去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他们什么军衔也没有看到，如今为了建设现代化军队，我们不管被授予什么军衔，都是一种荣誉。

　　在舰队组织部工作期间，我曾参与研究制定舰艇党支部工作条例，还曾跟随舰队司令员陶勇下放到登陆艇当兵。1961年，我被调到护卫舰“昆明”号上担任少校政委。1963年我参与了“跃进”号失事的调查。周恩来总理亲自来我舰视察。我和张韵舰长在舰梯口迎接。周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年轻的海军军官，由陶司令员带你们去。”我对总理说保证完成任务，并向总理报告：“海上美日飞机常围着我们军舰转，我们一定要加快建设强大的海军舰队。”我从此在思想上立志为发展海军舰队努力奋斗。

　　1978年我转业到上海师范学院，曾任物理系、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1984年我奉调上海市市级机关党校任副校长，直至1990年离休。去年，我有幸去南海参观我军舰队，我国强大的海军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新“昆明”号护卫舰吨位更大了，它已经出海执行任务，可惜我与之失之交臂。

　　我仍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我很欣慰，耄耋之年，能看到盛世繁华。看到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军上下、全国人民正在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努力拼搏。口述｜迟焕章 整理｜宓正明（本文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