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沈鸿：边区的工业之父

　　罗店，是上海宝山的一个古镇，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一个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大镇，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更有“金罗店”之称。上海解放后，罗店更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声名远扬。因为特别的缘分，笔者在刚懂事时，就随父亲多次到罗店走亲访友，了解了罗店的风土人情和掌故。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到罗店，才知道东西巷里隐藏着沈鸿与利用锁厂的传奇故事：一位上海布店学徒出身的小老板，在抗日烽火中，上海的工厂纷纷西迁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带着利用锁厂的7名工人和10台机器，辗转数千里，奔向延安，利用厂成了上海唯一一家迁到陕甘宁边区的工厂，沈鸿也成了边区的工业之父；1958年作为中共八大的代表，沈鸿致信毛泽东主席，自告奋勇地建议，要在我国还没有大型锻造设备的情况下，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跨越式地提高我国机械制造水平。沈鸿实实在在造出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一项项的自主创新、科技攻关，让沈鸿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国工匠。

如今的东西里巷。

红色总工及边区工业之父

　　1906年5月19日，沈鸿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1919年，失去父亲后贫病交加的沈鸿只读了四年小学，便只身来到上海虹口协泰新布店当学徒。沈鸿在学卖布技艺的同时，喜欢看书读报，尤其好读各种科学知识，还迷上了各种机械，总想探究其中的奥秘。有一次，他花一元多钱买了个怀表，想着弄明白这表的时针、分针为何能如此协调地走动，就在几天里拆了装，装了拆，虽然怀表最后报废了，但他对怀表的元件和性能有了深刻的认识。随后他又迷上了拆装弹子锁，弄清了锁的构造与装配要领。沈鸿就是从小的机械开始，拆拆装装，反复实践，慢慢积累了丰富的机械知识和技能。因此，后来沈鸿常说自己这个工程师是从拆修钟表开始的。

　　在补习文化的过程中，沈鸿接触到了进步人士，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书刊，萌生了进步思想，开始梦想实业救国。1931年，沈鸿谢绝协泰新布店师傅的一再挽留，离开布店，开始实业救国的探索。

　　万事开头难，实业救国从何着手？沈鸿熟悉锁，他就认真做起了锁的市场调研。他发现，店铺里卖的大多是美国耶勒公司的产品。他专门去海关了解上海每年进口多少洋锁，质量如何，价格多少等。沈鸿曾拆解过各种洋锁，知道锁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来，而且家家户户都得用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便打定主意办锁厂。1931年12月，他与师兄弟集资5000元，在虹口办起了利用五金工厂。

沈鸿（中）刚到延安时。

　　沈鸿到市场搜罗了一大堆各种锁头，一个个拆开，反复比较琢磨，找出各种锁的优缺点，然后自己设计、优化、试验，第一把质量合格的“狗牌”弹子锁终于制造出来，并很快批量生产投放市场。狗牌弹子锁质量与洋锁不相上下，售价又大大低于洋锁，很快打开了市场。这自然激起了洋同行的惊奇和嫉恨。美国耶勒公司先想花钱收买利用厂，遭到沈鸿拒绝，后又实施降价销售，企图将利用厂压垮。沈鸿没有知难而退，他深信，只要自己肯动脑筋钻研技术，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那些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只要造出好的产品，大多数中国人一定会选择国货。沈鸿成功了，利用锁厂一天天壮大起来。正当沈鸿满怀憧憬，将业务拓展到机器和汽车制造，准备大显身手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上海，给上海的工厂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国民政府和企业主自然不愿让上海的工厂设备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西迁工厂。沈鸿得消息后，立即建议股东将工厂设备一分为二，与制锁相关的设备留上海继续运作，机器制造设备和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用机床，由他负责迁往大后方，为抗战服务。可他找到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办理内迁时，却被告知因经费有限，政府不扶持诸如利用厂这类规模较小的工厂内迁，如愿意内迁，只能自费相随。沈鸿在股东的支持下，决定自费随队内迁。

　　1937年8月25日晚，沈鸿租了两条民船，与师弟黄海霖及陈孝良等九名徒弟，带着十余吨重的十台机器、194件工具、18册技术书籍，从苏州河起航，在9月下旬到达武汉。可刚到武汉租下厂房，安装机器，办起了“利用武昌厂”，武汉也有了沦陷之虞。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但租船西进十分困难，还得打点当地黑白两道。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如此无能，沈鸿大失所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沈鸿在武汉听了从延安采访回来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了解了延安的情况，又偶遇了在上海读夜校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学陈振夏，沈鸿更知晓了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艰苦抗日，感到共产党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便决心奔向延安。

　　很快，沈鸿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奔赴延安的意愿。12月27日，又到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负责人钱之光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事宜。次日，沈鸿将商谈的情况致函在上海的利用厂董事会，表明在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武汉“人心依然只顾自己，一盘散沙，每怀前途不胜殷忧也”，表明“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我辈既生一日，万不能坐视一日”，八路军“愿无条件运陕，但祈机器不废置，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征求各股东意见。利用厂董事会很快复电同意，并委托沈鸿全权处理。但工厂迁陕并不容易，因为国民政府设定的企业迁移地址并不包含陕西，若迁陕西，必须由资源委员会另外出具通行证。在胡厥文等人帮助下，沈鸿来回奔波五次，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去西安的通行证。

延安时期，在窑洞前留影的沈鸿（右）。

　　1937年底，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带着机器设备和工具、图书等，从汉口分两路向西安进发。一路用汽车运送机器设备等，由大徒弟陈孝良随车押运，一路由沈鸿带领坐火车。坐火车自然比坐汽车的先到西安。那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凡是运进陕甘宁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国民党绝不会轻易让利用锁厂的机器设备进入边区。为避人耳目，按照预定方案，沈鸿在西安上演了一出好戏。他们西装革履，风光体面地住进了西安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随后前去拜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张厅长。张厅长听说是资委会批准西迁的上海工厂的头面人物来访，自是非常高兴，又是为沈鸿接风洗尘，又是陪沈鸿前往西安市郊等地考察、选择厂址。周旋了大约五六天，沈鸿接到通知，押运机器的人马到了，让他们立即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此，这位上海来的沈先生在西安失踪了。

　　1938年1月30日，正是腊月二十九，八路军办事处决定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值守检查比较松懈的时机行动。31日凌晨，大雪纷飞，五辆延安派来的汽车载着沈鸿等人和机器设备悄然离开西安。经过五天艰辛的历程，终于在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到达延安。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工厂创造了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传奇。

　　当时的延安缺吃少穿，机器制造业更几乎是一片空白。沈鸿带到延安的那些机器等虽然平常，但因为有了制造机器的母机，对于处于封锁中的延安来说，弥足珍贵。中央军委重组军事工业局，又很快成立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沈鸿任总工程师。

　　在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边区的工业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沈鸿带领徒弟，努力从延安和抗战的实际出发，进行技术创造和革新，服务边区和抗战的需要。“因为延安不比上海，沈鸿要求徒弟们更加刻苦耐劳。做的产品是生产军火的设备，更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埋头苦干。徒弟们也就不敢懈怠。......绘制的图纸，哪怕一点小错误都不许涂改，必须重来。有时，他向某人提出技术、工作上的问题，不能说‘差不多’，一旦说了，他就追问：‘差不多，到底差多少？’答不出来，对不起，想好了再来。”如此认真严谨的沈鸿团队，还会有多少攻克不了的技术难关？各部队急需的轻巧灵便、简单实用、可以由骡马拉着走的成套枪械修理设备一套套制造了出来。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造枪设备，但就是凭着别人的描述，沈鸿组织大家一起设计、一起改进，造枪的设备一件件被制造了出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支步枪也很快应运而生。随后，沈鸿又摸索研制出了十几台制造火药的机械设备，造出了硝化棉火药。延安有了自己制造枪支弹药的能力！

　　制造机器设备和枪械自然需要大量钢铁，可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哪有钢铁？于是，军事工业局成立了炼铁部，指定沈鸿负责并兼总工程师。沈鸿他们从带来的《化学工业大全》等资料中琢磨出了炼铁的道道，就动手干了起来。根据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沈鸿创新设计了相应的小高炉，一昼夜也能炼出一吨多生铁。延安终于有了自己制造机器和枪械的原料。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迅速发展，沈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受到了中共的重视和军民的尊敬。沈鸿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毛泽东还为他亲笔题写了“无限忠诚”的奖状。冬天，毛泽东还专门在窑洞里约见了沈鸿，鼓励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工业。毛泽东、林伯渠等人还亲切地称沈鸿为“边区工业之父”。

1993年沈鸿题写“利用锁厂”。

　　在延安，沈鸿不但充分施展和提高了专业技术，而且其人生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他说，延安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使我心里完全亮堂了，认识了抗日战争的必然，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1947年4月，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迷信“敢创新”擅研发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担任过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等。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民用和国防工业都需要大量大型锻件，但只能依靠进口。沈鸿就一直在思索，独立制造万吨级的水压机，以供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和国防等工业部门锻造特大锻件之需。可是有人认为，根据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没有大锻件、大机床、大厂房，也没有发达国家专家的指导，造万吨水压机是不可能的。沈鸿却不这么看，他有梦想，更想圆梦。

　　1958年5月22日，作为中共八大代表，沈鸿致信毛泽东主席，自告奋勇地建议：“对技术科学上，现在确实存在不少迷信。……万吨级的水压机我国应有若干台，分布在重要工业区。……上海应有一台。……如果上海愿造，我也可以参加。”毛泽东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当天即在信的首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大会阅。”这封信很快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传开，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有代表认为沈鸿太狂，给毛主席写信用平等商量的口吻，有“冒犯”之嫌。这也正显示了沈鸿的一贯作风，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就大胆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毛泽东又很快拿着这封信，问上海市委负责人：上海能不能干？愿不愿意干？在得到上海市委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的肯定答复后，很快交中央经济小组开会决定，组成万吨水压机设计班子，由沈鸿任总设计师，到上海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

　　设计组很快找到了正在建造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船的江南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当场表态：水压机我们没做过，但是可以试试看。当了解到制造万吨水压机的难度时，又说：难度再大也没有万吨轮大。于是，江南造船厂承担了建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可设计班子的十多个人，除沈鸿一人外，没有其他人见过万吨水压机，甚至连小型的水压机也没见过。制造这样大设备所需要的大铸件、大锻件、大机床、大厂房、大专家，江南造船厂也都没有。沈鸿带领年轻的设计班子，紧紧依靠技术工人的技术和创造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从设计制造120吨的模拟小水压机开始，采用铸钢竹节式焊接方法，解决了大型铸锻件的拼焊难题；创造了蚂蚁啃骨头，蚂蚁顶泰山和银丝转昆仑等办法，解决了巨大横梁的切削、顶高和翻身等难题。1961年12月8日，万吨水压机的46000多个零部件全部制好，又用了两个月时间安装。1962年6月22日，中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自重最轻、高度最矮的第一台水压机在闵行的上海重型机器厂安装成功。在沈鸿的指挥下，万吨水压机测试，压力表的指针缓缓上升：8000吨，正常；10000吨，正常；12000吨，没问题；16000吨，机器完好无损。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不仅填补了中国重型机械工业的一项空白，还能一机三用：既能自由锻，又能模锻，还可以冲孔，是世界上其他万吨水压机都无法做到的。

　　制造万吨水压机，只是沈鸿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攻坚克难的案例之一。在苏联援华技术人员全部撤走，给我国多项进行中的重大建设带来困难的时候，沈鸿主持了九套大型设备的研制，奠定了我国大型机械设备制造的基础；攻克了三门峡水电站大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难题，保证了机组的安装与发电；筹建了马鞍山车轮轮箍厂，解决了火车轮箍的替换问题，化解了我国万里铁路面临停运的危险；解决了葛洲坝发电机组启动后轴瓦过热问题，避免了发电机成为“死鸡、瘟鸡”......“大胆试验，郑重推广”的理念渗透在沈鸿主持的每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中。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善于从每项工程的实际出发，在设计中提出课题，而后开展科研和试验工作，同时，提倡敢想敢干、敢于创新，沈鸿才带领团队一次次取得了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并被赞誉为“大国工匠”。1980年，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2005年7月16日，沈鸿百年诞辰之际，江泽民亲笔题写“沈老从带着几台机床去延安参加革命，到组织设计制造12000吨水压机的建设，闻名遐迩。值得很好纪念”。

他拥有时代呼唤的工匠精神

　　沈鸿离开我们26年了，利用锁厂从1964年迁到宝山罗店东西里巷也已有60年了。沈鸿的精神犹在，沈鸿的事业突飞猛进。上海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更多像沈鸿这样的复合型高技能领军人才，弘扬沈鸿这样的自主创新精神，需要培育更多这样的市场主体。

利用锁厂各个时期大门。

　　第一，全社会要倡导不畏艰难、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引导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立足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攻坚克难，促进科技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必定充满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有首创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勇气，也需要审慎的态度、平衡的艺术和统筹的智慧，更需要敢于担当的精神。如果没有担当精神，就会产生懈怠思想，凡事等靠要、消极作为，就不可能跨前一步，主动迎接各种挑战。成功的创新充满智慧，领军人才往往能在不可能之处看到可能，在看似对立矛盾处找到破解两难多难的方案，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

　　第二，营造试错、容错环境，在宽松的科研氛围中更好激发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培育更多敢闯敢试敢干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创新总是有风险，试验总会有成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鼓励试错、宽容失败，才会在探索的道路上留下更多人的足迹，才会找准正确的前进方向，实现科技新突破，让城市更充满生机活力。伟大的事业从来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只有让更多人在合适的环境中自主创新，才能汇聚智慧和力量，跨越千山万水，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

　　第三，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拓宽科技进步的路径，增强攻坚克难的方法。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沈鸿在每一项重大项目的攻关中都注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准情况，挖掘一线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智慧与力量，在突破遇到的瓶颈时，一线人员的老办法和“神”操作破解了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新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今，实践一线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往往最了解技艺的效能和突破点，团队的合作攻关往往能快速有效地破解难题，推动自主创新的拓展与深化。

　　第四，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职业理念，鼓励匠心追梦、技能报国，让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执着成就梦想，专注决定未来。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正是基于对精益求精的追求，工作才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有了这份责任，就可以变“要我工作”为“我要工作”，变职业为事业并为之终身奋斗。一丝不苟是工匠精神的特质。唯有一丝不苟，懂得严谨认真是核心竞争力，人们才会恪守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追求卓越是工匠精神的灵魂。有了追求卓越的梦想，才能在工作中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以达到更上一层楼。工匠精神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更是时代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

　　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成就梦想的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敬业，更需精业；既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又要登高远望，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在锐意进取中勇攀高峰。我们要最大程度激发人民群众的干劲、闯劲、钻劲，推进技术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领域持续突破和整体提升，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敬业乐业、勤业敬业。在拼搏中不断超越自我，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撰稿｜陈麟辉（作者为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