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搏、抱团与牵挂：古巴华侨奋斗史

　　古巴和中国的距离很远。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那是一个神秘国度。如果有印象，也许是通过好莱坞电影，或是周杰伦的歌曲MV。出于对雪茄、哈瓦那老城区与蔚蓝加勒比海的向往，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国人到古巴旅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关于这个国家的点滴。

　　然而在今日之中国，仍有一些人与古巴有着特殊的情感联结，那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游客心态的联系。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巴11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1%的人拥有中国血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薛淇心，曾于2013年因公到访古巴。在与当地人接触过程中，薛淇心发现一些人很特别：从长相上完全看不出他们与中国的关联，但他们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姓氏。

　　这些中国姓氏，掀开的是一段中国人移民古巴的历史。1847年，第一批契约华工到达古巴。从那时起，不断有国人远渡古巴，谋求生计，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广东。这些最初以“苦力”身份进入古巴的中国人，在古巴的人数规模不断壮大，带着“报团取暖”的心态，开始在古巴成立各类华人社团。

　　薛淇心在《哈瓦那华人社团发展变迁探析》一文中写道：“古巴华人社团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至40年代达到鼎盛。”1945年，古巴全国的华人社团多达134个。

　　古巴的华人华侨社团发展，与华人移民古巴的进程紧密相关，其经历了从兴起、繁盛，到逐步衰落，再度活跃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人们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家国往事。

古巴武术学校学员在首都哈瓦那举行的纪念华人抵达古巴160周年活动上表演太极拳。

远渡哈瓦那

　　1847年6月3日，一艘名为“奥克多”的西班牙帆船载着206名中国人驶入哈瓦那港。契约华工赴古巴谋生的大幕由此拉开。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艳副教授认为，当年古巴引进华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蔗糖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从1847年开始，直到1874年西班牙统治者在古巴终止华工贩运，共有近14万中国人，搭乘不同国家的航船赴古巴。其间，有一万多人死在遥远的路途中，实际到达古巴的约12万。

　　这些契约华工到达古巴后，蔗糖种植园成为他们的主要去向。当时古巴尚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招募华工所使用的契约，是根据英国政府1844年出台的版本修改而来，将原先5年的服务期限延长至8年。

　　同治五年，即1866年，一位来自广东的吴生与古巴雇主签订了契约。契约内容显示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华工为雇主工作8年，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新年和星期天休息；雇主每天应当给华工提供咸肉、蔬菜和米。

　　这些契约规定了华工的待遇，然而很多待遇都没有落实。他们工作时长经常要超过12小时，一些日常基本饮食也无法得到满足。据一些契约华工的口述，很多人每天只吃两顿，多数是生蕉，很多人叫饿。

　　在19世纪60年代，古巴社会出现一个现象：海关登记的华工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数量。这当中的差距，在袁艳看来，由于种植园的非人待遇和获得自由的无望，古巴契约华工的自杀率惊人。

　　来自当时广东顺德县的梁阿德后来回忆道：“我同帮人到此由芒罗笼糖房，共有四十五名，今我同帮人做八年满，不过剩二十六人，或食药死，或吊颈死，或打伤病死，总之十分苦楚，难以尽说。”

　　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第一批契约华工当中有人结束了自己的“八年契约”而恢复人身自由。当这样的华工越来越多，古巴的华人社团开始形成，兴起。1867 年，古巴华侨在哈瓦那建立了第一个华人社团——结义堂。

　　薛淇心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第一批建立的华人社团，名称中都带有“义”字。社团发起者抱着互相庇护的心态，旨在抵抗华人群体遭受的歧视与苛刻待遇，改善群体生存条件。

　　进入到20世纪后，华人社团在古巴持续发展，直至40年代达到鼎盛。与早期的华人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还出现了更具体的类别。在姓氏团体和同乡团体占主导之外，还有一些根据华人的职业和兴趣爱好而衍生的社团。

　　考虑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古巴政府对于华人入境的限制，更显得华人社团发展繁荣的不易。薛淇心告诉本刊，在20世纪前期，古巴政府出于美国移民政策影响、保护本国劳工和就业市场、杜绝非法移民等原因限制华工入境。

　　1898年，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后，随即进入到美国军事占领时期。1902年，在美国第一次占领古巴结束前，莱昂纳德·伍德将军颁布了一项禁令，规定除中国的外交官、商人、旅游者以外，其余的中国人不得入境古巴。“这项禁令和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密切相关，目的是防止一些华工从古巴进入美国。”

　　上述禁令带来的限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彼时古巴的制糖业迎来大发展，急需劳动力，政府暂时放松了对华人入境的限制。截至1931年，全古巴华人超过24000人，比1907年增长一倍多。华人数量的上升，致使古巴的华人社团不断增多。

　　“虽然古巴政府出于保护本国就业市场的缘由而限制中国人入境，但实际上到古巴谋求工作的中国人，靠着辛苦工作积累的资本经营起小买卖，这些半工半商性质的小本生意通常面向华人社会内部，并不意在和古巴人抢生意。而从语言习俗、生活习惯、勤劳守纪等方面考量，华人店主通常更希望家乡的亲人、朋友能来做伙计帮衬。因此，很多华人赴古巴，受到身边‘一个带一个’模式的影响。”薛淇心说道。

　　1925年，一位27岁的广东台山青年，就是在自己岳父的建议下去往古巴。青年名叫黄宝世，刚到古巴时做理发匠，后来在一个西班牙人家里当管家。在此期间，黄宝世学会了西班牙语，能够与当地人顺畅交流，还有了自己的西班牙名字——费尔南多·黄（Fernando Wong）。

家书抵万金

　　回顾黄宝世一生，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典型的古巴华侨的人生轨迹，看到古巴华侨如何在时势的影响下同命运抗争。

　　赚取在古巴第一桶金后，黄宝世开始在古巴的大萨瓜市经营自己的杂货店。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黄宝世被选为中华会馆大萨瓜分馆终身主席。大萨瓜位于古巴中北部，最高峰时居住着7000多位华侨。

　　黄宝世在古巴生活整整50年，1975年终老于侨居地。而他被今天的中国人知晓，缘于只身一人在古巴打拼时，在前后近20年间给国内妻儿写下的100多封家书。

2014年，黄卓才与家属访问哈瓦那华社区，与古巴现存的13个社团侨领合影。

　　暨南大学中文系黄卓才教授，就是黄宝世的儿子。2005年，黄卓才将留存的40多封家书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后再版更名为《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一生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而家书是父亲与自己联系的唯一渠道和载体。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家书中的殷殷嘱咐和津津教导，是指引我做事做人、安身立命的明灯”。

　　1937年，已经39岁的黄宝世回到国内，建房、生子。中年得子，黄宝世很是高兴，经常抱着儿子，站在村口看火车。不过这种与至亲相聚的时光没能持续太久。抗日战争的战火已烧到台山，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时常盘旋在空中。1939年，黄宝世与妻儿分别，返回古巴。

　　“那个年代的广东人普遍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男性应当在外面打拼，女性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小孩。男性即便独自在古巴谋生，也倾向于同中国女性成婚，所以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把婚姻大事一道解决。”薛淇心告诉本刊。

　　由于华人赴古巴后通常都是以体力活谋生，加上传统家庭观念影响，以及20世纪上半叶华人女性入境古巴的手续异常繁琐，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巴华人华侨的男女比例差异巨大。

　　在20世纪40—50年代，哈瓦那华人社团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这一点与古巴华人整体的性别比例呈一致性：1947年，古巴全国共有华人28829 人，其中男性28748人，女性81人。

　　直到1948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古巴政府调整了政策。假如华人男性加入古巴籍，其妻子和未满21周岁的子女被允许入境。即便如此，古巴华人女性的数量也始终不到华人总数的5%。

　　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导致了在古巴出生、父母均为华人的古巴华裔成为当地华侨华人当中的“珍稀”群体，即“百分百”华裔。截至2020年初，“百分百”华裔不足40人。

　　今年已经72岁的李月娟女士，就是“百分百”华裔之一。2020年1月，薛淇心曾在哈瓦那对李月娟进行了访谈。当时李月娟提到，自己出生在哈瓦那，儿时学习过中文。教中文的老师都是广东人，所以她一直只会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也看不懂简化字。

　　男性比例占主导，绝大多数来自广东，这是当下人们回望古巴华人移民历史时最容易发现的群体特征。根据薛淇心的研究，古巴华人社团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兴衰与华人在古巴的境遇紧密相连。至于华人群体在古巴的命运，又深深地受到古巴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黄卓才留存的家书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52年4月28日。总的来看，四十多封家书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父亲黄宝世在古巴的生活近况，以及对妻儿国内生活的关切。譬如在上述1952年的家书中，黄宝世提到：

　　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

　　得知儿子有了心仪的对象，黄宝世在来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婚恋观：“我以为结婚是人生终身的问题，需要侦查其女子是否受过教育，品格端正而知妇道是紧要的。贫富不成问题。”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中国城。

　　等到1959年，古巴发生了改变国家进程的大事件——古巴革命胜利。新政府成立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华侨们的日子开始一天天难过起来。作为华商一员，黄宝世自然不会独善其身。他在当年四月初三的家书中写道：“三月初八的来信，内夹您母亲手札及照片，一齐收妥了，祈勿念。同时知道您在家平安康健，我觉得无限快慰。……今又遇古巴新政府成立，施行国家主义，同时竟向工商界加重税捐，连实业暂时冰结，未许出卖。”

　　黄卓才告诉本刊，父亲只读过三年书，但他刻苦自学，见多识广，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又受西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影响。“他的来信一般比较短，言简意赅，我一定会反复阅读。他用‘您’与我对话，表达了对儿子的特别信任和尊重。”

　　除了情感上的联系，黄宝世的家书同时还是银、信合一的侨批。1958年黄卓才和母亲搬进了广州的新家，买房的钱来自父亲的侨汇。李月娟的父亲同样如此，他苦心经营自己的蔬菜摊，常年寄钱回国，接济老家亲人。一笔笔跨越大洋的古巴侨汇，是许多个家庭的经济命脉。

　　时间来到1964年。在前述家书中提到的“在家身体多病”的黄母，在这一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到黄宝世接到儿子来信，已是次年正月初九。第二天，父亲提笔给黄卓才回信。

　　在这一封信中，平常较为惜字的父亲，在信中流露出不一样的心情。他表达了得知妻子病逝的伤心，也担忧儿子未来的生活。在结尾处，黄宝世照旧告诉儿子，自己身体康健，请勿远念。但是，他又比往常多写了几句话：“同时希望你们勿因此事而伤心。人生终有一别。您要向着未来前途迈进，调整快乐家庭，是所愿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古巴政府开始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许多奋斗一生的华人遭遇重大打击。受时局影响，古巴华人纷纷考虑回国，或去往他国。华人社团同时走向衰落。1961年，哈瓦那的华人社团尚有37个，而到了1984年，除中华总会馆，当地华人社团锐减至14个。

　　在黄宝世的家书中，他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提及回国与家人团聚事宜，但始终未能成行。黄卓才告诉记者，他认为父亲未能回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59年以前，古巴生意红火，正是赚钱汇款养家良机；父亲被选为中华会馆大萨瓜分馆主席，会馆事务也放不下；等候货船空位回国期间，父亲总是相信自己身体还好，多次把名额让给急需回国的侨胞。

　　1975年4月22日，黄宝世在家书结尾再次告诉儿子，目前身体安好，勿远念。但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2日，他病逝于大萨瓜。在采访中黄卓才表示，当年敢从中国远赴古巴的人，都很勇敢，有冒险精神。他们爱国爱乡，有家国情怀，是世界华侨史上的楷模。

仍念中国心

　　1984年，中古两国逐步恢复双边交流；1989年，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尽管赴古巴的华人远远少于往日，但古巴的华人社团迎来久违的活跃气息。

　　薛淇心在研究中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古巴越发密切友好的双边往来，以及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为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的复兴提供了推动力。在此背景下，哈瓦那的华人社团采取多种手段吸纳华裔会员，并重新开始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组织会员进行清明祭祀、庆祝华人抵古纪念日等。最新数据显示，在古巴尚存13个华人社团。

　　一些老一辈华人的族群意识，在上述过程中被激活。同李月娟访谈的过程中，薛淇心发现这位老人总是拿着一些中文旧报刊，反复阅读。对此李月娟的回答是：“我不是在看新闻，我只是通过看这上面的字让我不要忘记中文，我年纪大了，平时也用不到中文，如果不这样每天看一点，我很快都要忘记了。”记者｜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