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光荣之城永不褪色的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明确其科学内涵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必须永远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这是上海无上荣光的历史印记。又三年过去，透过这座红色之城的革命历史遗迹、追溯红色记忆，我们深刻感悟到先辈的伟大建党精神之所在。

赤诚热血与真理理想同行

2021年10月2日上午9时，新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在101年后重启招生。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梁锡江和黄浦区青联委员柏栩栩分别讲授德语课和思政课。摄影/孙中钦

　　在今日的黄浦区南昌路和淮海路之间，有一条南北贯通、外表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就是著名的渔阳里。靠近南昌路的100号是老渔阳里，靠近淮海中路567弄是新渔阳里。这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却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点点星火，见证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建党伟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在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回到上海，继续租住在柏文蔚公馆，《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老渔阳里2号。这条弄堂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吸引大批满怀理想、家国情怀的年轻人——这里先后聚集了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他们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守护真理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的论争。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中国的进步人士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哪种思想才能救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曙光。在当时《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为了尽快让人们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急需对这本著作进行翻译出版。为静心完成翻译工作，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和日译本回到了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回到家的陈望道住在柴屋里，当时天气非常寒冷，柴房的陈设也非常简陋。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陈望道如饥似渴地钻研书中所蕴含的真谛，逐字推敲中文译文。有一天他的母亲特意包了粽子给他并嘱咐他在吃的时候记得蘸红糖水，过了一会母亲见屋里没动静就推开门看他在做什么，结果发现他正在奋笔疾书，嘴上全是墨水，边吃还边说粽子真甜。原来他因为太聚精会神，以至于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了都浑然不觉。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并在1920年8月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使得许多革命青年在比较推求各种思潮的过程中，体认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领会大道方能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传播革命火种的人，也是守护真理与理想的斗士。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联络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对非马克思主义发起论战，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彻底区分开来。当时梁启超和张东荪极力鼓吹以罗素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打着社会主义者的旗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张东荪与梁启超先后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主张中国不应以暴力革命来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协社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撰文指出：中国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另外，以区声白和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不少支持者。无政府主义者也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因此他们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把斗争限制在经济领域。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纷纷撰文予以回击，他们认为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有产阶级的好朋友，中国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两场在上海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但驳斥了反动谬论，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广泛传播、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同志辨明了真理，择定了信仰，并生死以之。

青春乐章在初心使命中奏响

　　渔阳里往东，不到1000米，就是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在这里诞生了一个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可能很少人知道，一大会址其实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当时一大的58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党员们大多和李汉俊一样，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家境优渥，或有体面的职业。他们本有大好的前程，犯不着踏上这条前途未卜、充满危险的道路，但是他们却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拍案而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

一场别开生面的“半小时红色漫步”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老渔阳里2号启程。摄影/刘歆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原有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阶级趣味，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熏陶，他们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自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倡导劳工神圣的同时，皈依劳动阶级，实现了革命蜕变。李大钊曾热情讴歌“劳工神圣”，憧憬“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李汉俊把自己称为“不生产劳动者”，热切地与生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同时，他们还将初心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建党之初，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启发教育群众，组织工人开展各种斗争来争取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例如，李启汉就用他短暂却热血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1920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托党员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纱厂集中区开办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李启汉在上海槟榔路锦绣里3弄一座日式二层楼房内开设了学校，初名半日学校，这是中共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人学校。他不但教工人文化，而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咱们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大，就能翻身做主人。第二年夏，时值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上海英美烟厂8000多工人因不堪虐待，举行罢工。受到党组织委派，李启汉毅然脱下学生装换上工人服，领导工人走上街头，工人们手持“劳工神圣”“还我血汗”的标语，游行口号响彻云霄。经过20多天的斗争，厂主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的斗争，标志着工人运动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此后，李启汉积极深入到机器、纺织、邮电等工人群众中发动群众，不断将工人运动引向深入。而这却将他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他成了巡捕房的眼中钉、肉中刺。1922年6月，因为多次组织上海工人罢工，李启汉被巡捕房逮捕，后又被引渡给上海护军使署，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却始终没有屈服。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出狱后，经过短暂的休养，他又奔赴湖南、广州投入了更勇猛的战斗。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李启汉被捕后不久就被秘密杀害，年仅29岁，遗体至今下落不明。李启汉同志献身革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革命境界在斗争牺牲中升华

　　渔阳里往北，车程7公里，就到达了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90号，这里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旧址”。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这里成立，这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才过去短短的两个多月，彼时上海正笼罩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大批的革命者被杀害，上海滩血流成河。而在这个时候，陈延年和赵世炎等同志为了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不顾危险、坚持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成立当天，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正在开会，在会议进行一半的时候，他得知会议所在地址被泄密，于是他指挥大家迅速撤离。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与敌人搏斗的过程中被捕。为了得到中共的秘密，敌人用尽酷刑对他进行摧残，然而毫无所获，于是决定秘密杀害陈延年。在刑场，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大喊：革命者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穷凶极恶的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一拥而上强行按住他，在砍第一刀的时候被陈延年躲开了，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将其按在地上乱刀杀害了他，这一年他才29岁。

　　在陈延年被捕后，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转月的月初，被叛徒出卖的赵世炎在多伦路的189号寓所被捕，这里距恒丰里90号只有500米，赵世炎与陈延年被捕的日期只差6天，两个人牺牲的时间相差约15天。对于革命牺牲，赵世炎从不畏惧，他对狱友说：“革命就是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不能不付出代价。一定要顽强斗争，不能有丝毫害怕，越害怕越没有希望。”牺牲这年，他只有26岁。敌人的丧心病狂并没有吓倒后来人，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这年年底，陈乔年奔赴上海继承哥哥的遗志开展工作。然而不幸的是距哥哥遇害相隔不到一年，陈乔年在召集会议时被捕，牺牲前他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一年，他26岁。

　　烈士的鲜血，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暴行，革命先驱们前赴后继、毫不退缩，涌现出了一大批为了信仰与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斗士。

忠诚品质在大浪淘沙中淬炼

　　渔阳里往北，车程6公里，是黄渡路107弄15号，这里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同志最后工作的地方。在革命残酷的斗争年代，党员对党的忠诚是党组织的生存基础，要想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不仅需要思想上的认同，更要有组织和纪律上的认同。李白同志三次被捕，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叛党，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

李白当年自己改造的发报机。摄影/王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被日军破坏。为了搜集情报，党中央决定派李白负责秘密电台工作。为了不引起怀疑，李白白天上班，晚上蹲在灶间争分夺秒地发报。随着日寇疯狂反扑，情报量剧增，李白常常工作到凌晨，长时间的发报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并加大了空中干扰来阻挠信号的传播。为了躲避搜查，李白技术精湛地将收音机改装成了发报机。即便如此小心，他还是被敌人发现了。1942年中秋节前后，李白第一次被捕。被捕期间日寇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他坚称，自己只是生意人，在半夜收听商业行情。后来，日军专门找来无线电专家对李白的“收音机”进行检查，但是并没有找到证据，在党的营救下，日本人不得不放了李白。出狱之后，李白并没有放弃战斗，1945年初，为了保障电台安全，李白奉命撤回淳安，在行船途中遭到国民党的搜查，他们发现了电台，并将李白扣押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被捕。1945年底，李白夫妇搬进了黄渡路107弄15号3楼，这也是李白最后工作的地方，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两点多，他在这里发出了最后一封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这份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大。在发报的过程中，敌人依靠美帝国主义提供的最新设备和技术，运用分区停电的办法发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迅速隐藏好电台，彼时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李白，这是他第三次被捕。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甚至把他的家人带到审问现场来威胁他，但他始终守口如瓶。1949年5月7日，国民党特务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残忍地将其杀害。这一天，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这位忠诚的斗士倒在了黎明前。

　　伟大政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实践。上海数百处革命遗址遗迹是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珍贵的历史长廊。每当我们置身于其中，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光荣之城永不褪色的红。今天，我们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撰稿｜王婷（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