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养老”可行吗？

　　衰老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话题，但人人都会老，这同样是不可逃避的话题。

　　身体机能下降以后，如何善待自己，如何照顾好自己，是一个需要好好规划的课题，甚至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开始提前规划，未雨绸缪。

　　不久前，“抱团养老”的报道引起了关注，不少年轻人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养老办法，对此心动不已。有评论称，如果说养儿防老是父母辈的终极理想，那么“抱团养老”就成了年轻人的定心良药。

　　那么，“抱团养老”真的可行吗？国外又有哪些不错的养老方式呢？

一艘从海南岛出发到越南旅游的邮轮，老人们抱团养老，感受邮轮上独特的“西游记”。

“抱团养老”并不新鲜

　　都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抱团养老”也是如此。

　　“抱团养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丹麦，之后推广到了瑞士和荷兰，然后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流行起来。

　　“抱团养老”，顾名思义，指的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不依靠子女，离开传统家庭，也不入住养老院，而是搬到同一个地方搭伴居住，共同承担生活成本，彼此慰藉精神上的空虚。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莉莉则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些老年人基于主观意愿，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帮扶，满足彼此晚年生活需求的一种模式。

　　在国外，“抱团养老”算是在家养老、养老院中养老之外的另一种养老方式。

　　早在1929年，英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已达到总人口的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作为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英国的首个老年女性共居社区新园，向来被视为“抱团养老”的引路明灯。

　　新园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玛利亚·布伦顿发现英国独居的老年女性数量高于男性，因为女性的寿命往往更长。女性年老后，更加渴望独立。她算是最初一代的独立女性，这也是她创办新园的初衷——掌控、创造自己的生活，尽可能长久地独立。

　　新园居住了26位单身女性，年龄从50多岁到90多岁。

　　新园每栋公寓有阳台或露台，正对一楼的花园，细节按老年友好的方式设计，轮椅可以方便通行。 同时有花园、厨房、客厅等公共空间。

　　居民们早上一起喝杯咖啡，下午打太极、练瑜伽，每两周一起做顿饭，还有各种大小会议。这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居民们协商决定。

　　新园居民的背景很多元，有人14岁就辍学进入社会，也有念完博士的，职业上有艺术家、家庭护理师、记者、大学老师、行政管理人员等等。住户可以交男朋友，但男方居住的时间最长为6个礼拜。如果两人决定共同生活，就必须搬出社区。

　　新园的养老生活行得通，离不开英国较为完善的基层社区助老服务，也离不开其建立了75年的国民保健制度(NHS)。当然，NHS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十分明显，“排队5小时，看病5分钟”是普遍现象，为此，英国人又想出了“无薪护理人员”的办法。

　　“无薪护理人员”即向伴侣、儿女、父母、亲戚、朋友或邻居免费提供帮助、支持、照料的人，如果护理者每周照顾别人至少35个小时，且每周收入低于132英镑，他将有资格申请每周69.7英镑的护工津贴。比如类似新园这样的养老社区，如果有谁不小心摔断了骨头，那么邻居会帮她就医、送餐，短期照料。如果有谁失能或者失智，邻居也不必独自挑起艰难而长久的护理任务，由社会局、家人与被护理者本人聘请的专业护工来进行照料。

　　所以，有有识之士指出，“抱团养老”很大程度上必须以其他某种更能够托底的养老方式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抱团养老”就无从落实。

　　此外，“抱团养老”至少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居住地，想要达到这一条件，要么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建造一个新的居住地，要么由某个参与者提供住所供大家居住。但这都需要付出不菲的经济成本。

合肥房车露营文化节现场，停放着数十辆房车。这些房车的主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岁，来自合肥、江苏和上海等地。

如何抱紧“抱团养老”

　　其实，国内也有观念先锋的老人率先实践了“抱团养老”这一模式。

　　2017年，诸多媒体曾报道朱荣林夫妇招募“抱团养老”成员的消息，其中包括了“人员要求”：“首先性格能够合得来，不要斤斤计较、搬弄是非。年龄要求70岁以下，不抽烟，没有传染性疾病，经济上独立，生活能自理。”

　　当时，朱荣林患了膀胱癌，手术后整个人沉闷叹气，他们曾在报纸上读到“抱团养老”的相关内容，朱荣林的妻子王桂芬觉得自家的三层小别墅也可以尝试，别墅里有9个房间，每间房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很有优势。他们计划招4到5对老夫妻，身体健康会搓麻将者优先，这样生活环境热闹，也有助于驱散衰老和孤独。

　　老两口的“招租启事”刊登在报纸上后，当时超过100对老人报名，有10人左右入选。王桂芬管理过200多人的厂子，一开始就给“养老团”制定了详细的章程，所有的经济账目都是透明的。“养老团”成立后，每一家都认真执行轮值的规定。当值的那家负责做早饭、买菜、帮厨、洗碗。

　　接下来的几年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或不适应，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照顾。彼时，发起人朱荣林认为“抱团养老”最大的好处是在经济上摊低了费用，而且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很开心。但问题也有很多，生活上的相处是其中一个因素，相处得不愉快，就不断有人退出。

　　去年3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但遗憾的是，朱荣林在2023年去世，他的“养老团”也散了，对此，王桂芬看得很是豁达，“最后那几年，有那么多说说笑笑的人陪伴着，至少老朱是开心的”。

　　朱荣林夫妇的“抱团养老”案例成功后，国内近年来不断出现这样的案例：

　　15位老人在北京平谷租了两栋别墅“抱团养老”；广州“7个闺蜜凑400万元同居养老”；上海一退休医生和老伙伴们众筹买下一农村小院，一起生活；上海12位老友共同集资建老年公寓，打算60岁时“抱团养老”……由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深度融合而成的“抱团养老”模式开始兴起，成为公共养老的一种有益补充。王莉莉认为，这样的模式体现出当下的老年人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按照主观意愿去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抱团养老”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居家养老的孤独、摆脱养老院养老过于拘束和无聊的生活，而且能够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可以继续学习、社交、做事，甚至创新、创业。“‘抱团养老’对老人的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前提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王莉莉说。

　　不过，“抱团养老”牵涉成本分摊、生活习惯磨合、公约制订等各种复杂问题，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对此，王莉莉强调，养老模式不是单一存在的，是互相融合的，老年人自发“抱团养老”的同时，也需要社会和家庭等其他资源的支持，比如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上门服务、老年餐桌、各类养老服务以及一些文化娱乐服务等，都可以为“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抱团养老”模式的具体管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遇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划分、意外伤害责任认定等方面的问题时，应该适用哪一套办法，至今仍不明确，这为“抱团养老”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

　　从长远来看，虽然“抱团养老”是一种群众自治、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但如何整合更多城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如何为 “抱团养老”模式提供体系化、制度性支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18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一小区内，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人们通过社团和爱好聚在一起，一起度过精彩的退休时光，也成功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抱团养老”的模式。

国外还有哪些养老模式？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日本迟了十五至二十年，日本在养老方面的探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称养老为介护，以“自立支援”为核心，支持老年人独立自主的长期照护。在提供介护服务的阶段，无论是上门入浴服务、居家护理，还是日托服务，其中都有把老人及其家属与各种服务设施连接，让介护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的环节，这个环节的具体执行者就是 “介护经理人”，这也是随着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出现的新职业。

　　介护经理人会亲自走访申请人住所，与老年人及其家属面对面交流，细致观察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耐心聆听他们的期望与需求。接下来，介护经理人会根据社区及周边现有的多种介护服务资源，在服务种类、内容、利用日程方面与老人及家属商议，选出与他们的需求相匹配的介护方案。随后，根据既定方案选定的多个介护服务机构会针对老人形成一个介护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在付费方式上，日本介护经理人的报酬金额与他们负责的顾客人数和介护等级成比例，由国家医疗保险联合会支付。

　　此外，日本还出现了“幼儿园”式托老所模式，如同现在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一样，早上把老人送去，傍晚再把老人接回。既解决了子女上班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的问题，也避免了老人独自在家的孤单感和无人照料的隐患。

　　托老所的第一件事，是为老人进行简单的健康检查。此外，园内还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和娱乐活动，为老人彼此之间交流也提供了空间，大大提升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据说在我国江苏、浙江，也已经逐渐开始借鉴这样的模式。

　　作为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2022年，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22.1%。《德国老年人生存状态实录》显示，德国老人独立居住的比例较高，仅有8%的人选择与子女同住；即便是老伴去世或者夫妻分离，也有33.6%的老人选择独居。

　　大部分德国老人倾向于在自己家中安老，因此居家养老是德国的主流养老方式，又被称作“流动式护理”，老人仍然居住在自己家，家人或护理人员定期上门照料。采用这种养老方式的家庭，通常由亲属承担主要赡养任务，护理人员往往发挥补充作用。如果老人独居，护理人员通常能获得备用钥匙，以便能在老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进入房间。

　　自2006年起，德国兴起了“多代屋”养老方式。“多代屋”从字面上比较容易误解为多代共居的屋子，但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是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民会面的公共场所，促进儿童、青年和老年人等多代人群在社区层面的交往，政府提供经费资助，但是日常管理由社区负责。

　　在“多代屋”社区中，年轻人可以帮助老人处理家务或提供精神支持，老人也可以发挥余热，将自己的生活技巧和人生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尤其适合独身老人。目前全德约有540个“多代屋”项目，虽未成为主流养老模式，但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首批“环境辅助生活”系统也已进入德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系统既可以是完整的体系，也可以是独立的个体解决方案。相关企业这样描述其应用场景：“智能药盒提醒您早上服药，炉灶在您餐后出门散步时自动关闭，晚上您用语音和手势控制百叶窗，而不必自己动手，运动传感器会监测到您晚上何时上厕所，并自动激活走廊的照明灯……”

　　可以想见，在系统的帮助下，居家养老的难度大大降低。

　　还有国家通过“时间银行”的方式解决老年人护理人手不足的困境。人们把年轻时照顾老人的时间存起来，等到将来自己老了、病了或需要人照顾时，再拿出来使用。申请者必须身体健康、善于沟通和充满爱心，每天有充裕的时间去照顾需要帮助的老人，其服务时数将会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

　　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养老开支，还解决了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在瑞士，这项制度深受民众欢迎，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瑞士年轻人希望参加这类养老服务。瑞士政府还专门立法支持“时间银行”养老。记者｜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