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妈妈戴上大红花

　　1989年，我在上海卢湾区卫生学校党支部书记任上离休。

　　我于1933年12月出生在山东蓬莱区赵格庄。我家就在离开大海半里路的地方。母亲孙宝珍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0月，野战军华东卫生学校到山东北海地区来招生，我们5个小学女同学，便一同前往报名。幸运的是，我和同伴们都被录取了。在入学考试时，记得有一道考题是：“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年仅15岁的我回答：“为了给妈妈戴上大红花。”

　　咱赵格庄一直是革命老区，凡是家属参加八路军，根据地政府就给老人戴大红花，我自小对此印象深刻。因此，我的这一回答虽说令学校的领导与老师很感意外，但也确实说的是大实话，令他们印象很深。

　　华东卫生学校设立在山东青州。我选择了读药学，对于我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的女孩来说，学习药学是十分艰难的。那就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大堆拉丁文，药物的名称以及药物的用途与禁忌必须熟记在心。我一心想着尽快学到药学知识，能早日奔赴战场，为解放大军服务。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天寒地冻的，我见同住的一位姑娘被子十分薄，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入学时学员得自带被子，我便请她与自己同睡一个被窝。不幸的是，她身上长有疥疮，我却并不知情。此后，我也感染了疥疮，身上、双手与双脚都开始溃烂。用硫磺膏涂抹了许多日子才见效。此时，同学们都前往战场参战去了，我却遗憾地与参加淮海战役失之交臂。

　　淮海战役的战事推进得很快。随着战争形势飞快地向南发展，我们华东卫生学校的留守人员接到指令转入地方，华东卫校并入设在济南的山东卫生学校。不久，我从卫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山东省政府卫生所担任药剂工作。由于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积极靠拢党组织，便于1950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山东省委卫生所药房工作。

　　我的丈夫魏延堂早年是八路军的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担任《支部生活》杂志主编。1963年因华东局工作的需要，他从济南被调往上海工作，我也一起随同调往上海。先是在上海卢湾区妇幼保健所工作。我是个地道的山东人，实在听不懂上海话，怎么开展业务工作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灵机一动，便拿来报纸，请同事用上海话朗读报纸的内容，我则认真地在一旁逐字逐句地对照阅看。如此一来二去，逐渐有点入门，基本上能了解上海话与山东话之间的差异了。就这样，我开始能与大家交流，并顺利地融入到业务工作中去。

　　1989年离休之后，我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越来越繁荣昌盛，我们老同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我特别喜欢在上海老干部大学里听思政课。思政课的内容十分精彩，党校老师的授课使我了解了国际国内形势，我一边听课，一边把思政课的内容带回社区，我为社区的老人们也上起了思政课，受到听众们的极大欢迎。

　　我至今以母亲孙宝珍这位老共产党员为自己的楷模。当年，当县里要为她老人家发工资以表彰她20多年的妇委会主任工作时，她却一口回绝，说自己有儿女赡养，不能加重国家的负担。在社区里，我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汶川地震时，我与丈夫一起向灾区捐款一万元；平时我经常五百、一千元地捐款，以帮助社区中生活有困难的妇女。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居民楼的楼组长，尽心尽力地为居民们服务。我是湖南路街道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委员，暑假里，我组织少年儿童外出参观，还带领他们慰问武警部队战士，从小培养他们拥军的爱国情操。我曾被评为“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曾获得“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这个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大庆之际，我深情地、发自肺腑地赞美中国共产党，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口述｜王蕙芗整理｜宓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