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战斗

　　我是1990年离休的老同志。值此庆祝新中国75周年之际，我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翻出珍藏在家中的“压箱宝贝”：一枚“上海市人民政府”胸章和一枚解放军臂章。胸章正面红色套印框，背面盖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之章”，它的编号为“市行字第2022号”，还有“1950年11月16日发”的字样。当时市政府所属大局工作人员出入市政府大门，这是必需的证件。另一枚臂章，正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个字，背面有“徐修义”3个字，还印有部别、职别，编号为1950年第1359号。1950年初，我从华东警卫旅奉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组织上分配我担任赵行志同志的警卫员。这是党和政府对我最大的信任，使我感到无上的政治责任感与荣誉感。因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听到华东局、市政府主要首长的报告讲话，我因此学到了许多以前学不到的东西，74年来，我很珍惜这段经历，特别珍爱这枚胸章与臂章，它们是我人生历程的见证。

　　7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接受党的教育和考验的时光。是党把我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教育为革命的战士。真所谓睹物思情，我不禁思绪万千。我于1930年11月出生于山东藏马县海青区东漕河村，父亲徐俊明务农。我从小就是个放牛娃。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参加了儿童团，还成长为抗日先锋队的一员。1947年，父亲把年仅16的我送入胶东军区藏马县独立团当战士。后来，父亲也两次参加支前大队，他推着一辆独轮车，和乡亲们一起，把千斤重物资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之际，1947年3月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面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山东各老根据地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我独立团一个连便编为五莲县县大队，成为地方武装。北至胶济铁路，东至沿海海滨，南到日照县，西至五莲县城，都是我县大队的活跃之地。有一次，诸城的守敌出城骚扰百姓，国民党军抢夺附近农民的猪羊鸡鸭，百姓深受其害。我县大队决定在附近的一个开阔地截击敌人。尽管我们的武器多为汉阳造与老套筒，整个连仅有一挺歪把子机枪，但我们面对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却毫无畏惧。我们占据了路边七八个坟包，便一起向敌军开火，歪把子机枪也开始怒吼。当敌人回过神来时，他们用迫击炮。第一发炮弹落在我方阵地前，第二发炮弹落在阵地后，只见第三发炮弹呼啸着、旋转着过来，眼看在我们二班战士们的头上落下来，可是没有爆炸，一查竟然是哑弹。此时，连长见已经达到了震慑敌人的目的，便命令撤退，掩护部队撤退的一班有两位战士负了伤。

　　1947年秋，在解放诸城的战斗前夕，三班班长、共产党员徐明月找我谈话，此时我们二班还没有共产党员，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我的入党申请。他对我说：“你想入党，就要做好不怕苦、不怕死的思想准备。”接着，副排长张玉青也找我谈话，他说，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党员，就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严守党的机密。我真诚表达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于是，他俩就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1948年6月，我从预备党员被转正，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入党后，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也光荣地负过伤。

　　1949年后，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我，送我去上海电力工业学校锅炉专业学习，尚未毕业，便留校工作。后来我又去黄浦区第67中学从事党务工作，还当过班主任，担任过政治教员。50岁那年，我奉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金门大酒店担任总务科主任直至离休。不断地努力学习、勇于进取是我人生的信条。口述｜徐修义整理｜宓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