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我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的一名离休干部。我出生于1929年，自幼父母双亡，4岁时被养父赵嘉言夫妇领养。养父送我和弟弟一起上学，1946年，我在浦东三林中学上初中。那年的12月25日夜，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半路上遭两名美军实施强奸。全国数十城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我那时正值豆蔻年华，觉得义愤填膺，便义无反顾地投入上海的反美示威大游行之中，谁曾想，回到学校后，竟然被校方开除了学籍。我只得转入市立陆行中学继续完成学业。

　　此时，我与郑连生相识相恋。郑连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向往革命。1949年6月的一天，便与最亲密的同学徐静芬一起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

　　我俩被录取了，在沪江大学集中学习了近一个月。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我积极要求上进，不久便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们穿上了军装，在军帽上佩戴了八一帽徽，在胸前佩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的胸章。郑连生原先并不知道我报名参加随军南下服务团的事，当他获悉之后，对此举大为赞赏。在我临行前，他特意赶来送行，并赠送我一本《共产党宣言》。

　　我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原先我与静芬一起坐在第三节车厢，由于第七节车厢乘员少，领导就临时把我和静芬以及其他一些同学调到后面的第七节车厢。我们当时尚未在七车厢落座，突然，几架国民党军机来袭，又是投弹轰炸，又是机枪扫射。于是，列车停下了，指导员命令我们立即下车，就近隐蔽。我趴在河滩边的陡坡上，静芬则躲到了坟头边上。不一会，敌机飞走了。大家又被安排到附近的小镇上去暂避。我与静芬瞥见被敌机扫射的第三节车厢上抬下了担架，用白布盖着。我们随军南下服务团的同志们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也经受着革命的考验。

　　敌人的炸弹吓不倒我们，服务团的同志们便改乘多艘小船继续前行。上岸之后，我们发现有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大多是负伤的，躺在地上呻吟或者大声嚎叫。

　　1949年6月18日，我们南下服务团刚抵达福建时，这里刚刚获得解放，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我当时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统计剿匪的数字。每天省公安厅都要向中央报告剿灭土匪的统计数字，我就守在电话机旁，甚至几天几夜都睡不成觉。那时由于电话线路经常被阻断，各专区各县城的设置尚不完善，与各地联系起来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竭尽所能，把剿灭土匪的数字正确、完整地统计好，并及时地向上级汇报。我虽然因为分工所限，不能战斗在剿匪的最前线，但在电话中得知专区的军民抓土匪的情景还是十分生动的。一些顽匪深藏在山洞里长时间不出来，当被抓获时，披头散发的，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953年4月5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此时，在上海南市区工会任职的郑连生向福建省公安厅打报告，申请我俩结婚。随后，我被调往上海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9月我在上海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

　　青春无悔，我要牢记当年勇于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永葆革命的青春。口述｜赵国英整理｜殷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