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这座“灯塔”不能熄灭

　　文科与理科并不存在二元对立，文科存废的核心是传统人文学科如何适应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挑战。当AI可以生成文学评论、解构历史文本、精准分析人的心理变化时，文科教育必须回答“何为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这一根本命题，守住“使人成为人”的精神底线。

式微的主要是应用型文科

　　在讨论文科缩减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到底何为文科。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统称，以人类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其核心在于探究人类精神活动、社会运行规律与文化传承创新。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学科。

　　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文科常常特指高中文理分科时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或大学本科阶段区别于理工科的专业分类。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访问学者黄锐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文科，更多是指以文史哲等基础文科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文科体系，这一文科体系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由基础文科衍生出来的应用型文科。

　　比如新闻学院、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是从中文系分化出来的，旅游学院最早是从历史系生长出来的。这些应用型文科随着社会需求的下降而出现不断缩减的趋势，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而是早就发生了。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元的。这首先源自国际政治的影响。由于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加剧，整个国家加大了对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的投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文科的缩减。其次，现在国内大学裁撤文科专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应对未来人口骤减带来的生源不足问题。日韩因为人口下降导致很多大学生源不足只得关门大吉。中国人口急剧减少的效应大概10年之后就会传递到大学，很多大学都已经在逐步调整专业为此做准备。”黄锐杰观察到，这一调整目前主要针对应用型文科专业。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界的人文重镇，其改革举措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近日，金力校长接受《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采访时表示：

　　文科是复旦的旗帜、是“老根”。“老根”不能动摇，也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年复旦本科生招生计划，文科确实有所减少，一是因为高考文科生源在萎缩，二是一些曾经热门的专业遇冷，社会的需求在萎缩，但文史哲等“老根”学科变化不大。

　　他表示，“老根”要继续做强。优势学科、高峰学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或缩减，必须加强支持和投入，不吝用兵、不遗余力，让“老根”更加枝繁叶茂。“我们希望能培养和造就有思想、能够引领世界和时代的人，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从这点看文科一定要做‘精’。”他提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40年心无旁骛，以一人之力钩沉补遗出版《唐五代诗全编》，“用最聪明的头脑下最笨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传承与发扬做出了不朽功业，复旦引以为荣、倍加呵护。

给技术时代“纠偏”“引航”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文学老师约翰·基汀一反传统名校的严肃刻板，他鼓励学生们通过诗歌和文学寻找生活的激情。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文科教育似乎不能产出直接的经济价值，文科专业不挣钱成了某种“社会共识”。人们不禁要问，效率至上的时代，文科到底有啥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开设的通识课在复旦大学颇受欢迎。他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80后喜欢《论语》与《理想国》的学生差不多一半一半；而到了00后时代，喜欢《理想国》的学生们明显上升，《论语》遭到冷遇。丁耘感慨，如果说80后还看到了传统生活世界的背影的话，那么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和新中产阶层核心家庭、小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确实难以进入传统的世界的情感与感受。

　　“他们接受的是科学与理智教育，‘鸡娃’一代更是以智力教育、技术教育优先。而技术宰制时代的来临无疑让柏拉图从数学和推理出发建立秩序的思路更易接受。特别是，当年轻人知道，从理智出发建立秩序也能思考并获得完整生活意义的话，就更是如此。”

　　黄锐杰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大环境的一种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从《论语》代表的感性思维方式向《理想国》为代表的理性思维方式转变。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也就不足为奇”。

　　在人工智能重构知识生产范式的当下，文科的价值正经历着从显性功能到隐性内核的巨大跃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信息时代，沟通表达能力愈发重要。文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演讲等能力，使他们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撰写商务报告、进行项目汇报，还是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良好的表达能力都能让个人脱颖而出，为个人发展助力。

　　记者曾经采访艺术家麦橘，他本科学哲学，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既不懂编程，也不会绘画，后来却成为国内知名的AI艺术家。他说：“审美也是一种经济。”当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得某种风格时，AI只是一个“翻译官”，将创作者的想法转化为画面，最终呈现的作品效果取决于创作者的描述程度和AI的执行程度。这种审美能力的积淀和充分准确的表达能力，当然得靠文学艺术的滋养。

　　黄锐杰指出，文科教育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哲学教会我们批判性思考，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表面信息所迷惑；文学能让我们在冷冰冰的AI时代感受到情感的温度； 哲学训练的逻辑推演能力，使学生在面对ChatGPT的“幻觉输出”时能辨识逻辑漏洞；历史则是一面镜子，通过对过往历史事件的梳理，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帮助政策制定者规避“技术乌托邦”陷阱。这种思维的能力，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决策，还是在职场中解决复杂问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文社科还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社会与人性的大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帮助我们洞察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理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懂得人心的人更能共情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文科是超越工具理性的文明基石。面对基因编辑、算法歧视等技术伦理困境，哲学伦理学构建起‘道德防火墙’，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数字鸿沟’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文科看似不直接产出GDP，却为科技创新提供原始问题与方法论启示。”黄锐杰说，只要时间足够，三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文科才是所有意义世界的母胎。

不仅是文科专业该改革了

历任三所大学校长的俞立中教授。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从中国环境磁学领域的开拓者，到历任三所大学校长，三十余年的教育生涯，让俞立中成为不想做校长的“最亲民校长”，坐拥近两百万微博粉丝。现任上海纽约大学荣誉校长的俞立中，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

　　他指出，我们今天看似讨论的是文科缩减的问题，实际上应该讨论的是大学教育如何改革的问题。“任何发展阶段，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只是一部分，大多数人从事一般性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到底要多招人文科学的学生，还是多招理工科的学生这些问题上去争论，关键问题是如何去面对教育改革，如何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程学科都能够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需要改革，理工科专业也需要改革，这些改革不光光是改变专业的名字，而是牵涉到教育观念、教育的手段、培养方式的巨大变革。人文社会科学无用论，纯属无稽之谈。”

　　在俞立中看来，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培养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培养人才，在某个领域里做出贡献的人才。如果大学的教育，忘记了“使人成为人”的教育使命，将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今天我们改革的方向并不是文科理科招生比例的问题，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因为人类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大学的本科专业设置应该是面向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段时间里我研究了纽约大学的专业设置，它现在有230个本科专业。如果学生对这么多专业都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想学习或研究的领域，只要有两个学科的老师认同他这个观点，就可以批准他作为一个专业存在。所以，我觉得大学的专业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属于什么专业类型也不重要了，关键问题是学生的志趣在哪里，社会发展需要人才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大学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老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更应该考虑学生学到了什么。”俞立中说。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何谓大学》《“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等著作中批判了工具化思维导致大学教育沦为就业培训场，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上大学的意义何在。

　　他提出“人生三度入大学”的观点。第一次是在18岁到21岁，完成基础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启蒙，打破高中阶段“正确答案依赖症”，培养“迎接失败的能力”；第二次是在30岁到35岁，职场人通过再教育突破职业瓶颈，例如文科生学习数字技术或工程师补足伦理素养，实现跨界转型；第三次是在60岁前后，通过知识更新重塑人生价值，如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或社区治理研究。

　　这种设计打破了工业化时代的“直线时间轴”，使大学成为贯穿整个人生命周期的价值创造节点。实际上，大学不是工厂，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育越来越“机器化”的人，只有重新定义何谓大学，才能让大学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被高速化、碎片化、流动化的知识生产所淘汰。记者｜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