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创造“复杂外交”模式
阅读提示：今天中日外交必然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我们希望在中日外交领域，创造一种复杂外交模式，以应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复杂局面。
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对日民间索赔事件，引起日方高度紧张。2月27日，37名二战期间被掳劳工联名向国内法院提诉，要求加害日企赔偿，3月19日国内法院受理。4月15日， 700余名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及遗属联名向国内法院提诉，要求加害日企认罪赔偿。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在国内某港扣押日本一家公司轮船，理由是该公司未对法院赔偿令做出回应。这些动向，在日本引起震撼。日本媒体忧心忡忡，表示担心这种动向波及其他日本在华商企。
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初，中国民间受害者均通过日本代理人，向日本法院提出赔偿请求。但是今天，中国受害者开始向中国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请求，而中国法院不但受理，已经开始强制执行。这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史上尚属首次。日本舆论认为，这与安倍参拜及中日关系恶化有关。
4月21日上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中国扣押日本轮船事，“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应该说，菅义伟所说的“邦交正常化精神”的动摇，不是因为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造成的。而是最近一段时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形成的“1972年体制”遭到挑战。这种挑战，动摇了“1972年体制”。 所谓“1972年体制”，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围绕中日间存在的领土、历史等问题双方达成的共识。近年围绕钓鱼岛问题、参拜问题，两国达成的1972年共识已然无存。前述索赔案例，正是在“1972年体制”松动的前提下发生的。
应该说，如果仅是“1972年体制”瑕疵问题，那么两国外交当局，还可以通过协商、交涉弥补这种瑕疵，但是在中日关系大环境恶化时，这种瑕疵可能无法通过外交当局交涉做出弥补。从现实状态观察，中日既非敌国，但也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状态的友好国家。中日关系处于“非战非全面友好”状态。当今中日关系，成为世界最复杂的大国双边关系。中日关系，正在错综复杂中推移，双方既斗争又合作。
中日官方高层交流，自前年日方购岛后已停止。经贸交流、民间交流、观光往来、学术交流仍在继续。但近年中日贸易增长已陷入停滞甚至下降，日本对华贸易序位退至第5位。此外，双方前往对方国家的留学人数下降，彼此成为最不喜欢的国家之一。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外交需要高度技巧。对两国来说，打开目前“僵持”尚需时日，但“维持”与“促进”并非完全不可。那么，中日外交需要在“僵持”、“维持”与“促进”三个方面做出高度平衡。
在政府高层接触方面，中日已陷入僵局。但在非政府层面的人际交流，双方仍要“维持”。现实中，中日双方都在展开相当程度的非政府层面交流。4月上中旬，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访日，与日本朝野密集会面。5月，将有一批日本国会议员密集访华。这些动向表明，中日双方在非政府层面，还有很多人仍然意在克服超越两国政府关系的僵局。
另外一个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不论中国或是日本，彼此都有经济往来需要。尽管中日双方政治交流陷入僵局，但经贸往来却依然不断。在这个方面，尽管日本政府不断构筑“中国包围网”，但日本企业，仍在热心投入中国市场。笔者以为，两国经贸领域的交流，仍然需要“促进”。
4月21日菅义伟说，中国法院扣押日本商船“可能导致在华日资企业萎缩”。笔者以为，从博弈角度看，中方不可能没有事前评估这个问题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中日经贸关系不会因一起法院判决，而导致迄今40余年来的努力崩盘。
今天中日外交必然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我们希望在中日外交领域，创造一种复杂外交模式，以应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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