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阅读提示：西方选民们既憎恨民主的实践，又无法质疑民主的形式，这就是典型的民主悖论困境。
郑若麟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法国工作、生活，读的基本上都是法国学者的著作。但读法国学者的书，有两大问题我一直寻找不到答案：一是他们的作品无法解读发生在中国的这三十年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迁；二是无法找到能够精辟分析和解释当前法国乃至西方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全面危机和衰退。回国三年后，我发现三十年的经济崛起，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学者在思想领域的迅疾崛起。
如果说，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三部曲实际上已经超越绝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读，丁一凡的新作《民主悖论》则可以视为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最佳诊断之一。
在法国获得政治学博士的丁一凡在《民主悖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阐述，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历史上并非褒义词，相反曾是“多数暴政”的代名词，与专制甚至有某种因果关系；而今天，民主体制治理下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证明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特别指出，西方民主正在出现悖论：一方面选民对他们选出来的“既腐败又无能”的政府和领导人越来越不信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是政治生活的永恒特征。西方选民们既憎恨民主的实践，又无法质疑民主的形式，这就是典型的民主悖论困境。从这一民主悖论出发，丁一凡详尽分析、解剖了民主与法治、与自由、与平等、与多党制、与选举、与社会不公、与民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民主为什么在国际上会导致民族主义暴力、是国家集团斗争与大国争霸的工具。社会上、甚至包括一些学术上对民主治理体制存在的诸多误解、曲解和误导，在《民主悖论》中都有非常详尽的剖析。
丁一凡结论非常明确：一方面“泛泛地议论民主好还是专制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民主与专制本来就不是一对矛盾”。将“民主”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人类社会最终治理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是“西方犹太—基督教历史线性发展论的思维方式”，是经不起历史现实的检验的。另一方面，即使是“用西方衡量专政体制的标准来看，中国现在也算不得什么专政体制”。因此国内一批认为中国要走出所谓这个“困境”、那个“陷阱”只有全盘西化、采取西方选举民主的学者，实在是把错了脉、用错了药。事实上，政治制度不仅仅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只不过是因为搞了改革、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部分采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才获得成功；但中国的改革还不彻底，还在过渡，其最终目标就是今天的西方：民主加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丁一凡认为这只是“西方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指出，“从改革开放起，中国的治理模式逐渐向传统回归，更强调职业文官的治理模式。”这种既讲效率、又讲道德的职业文官制度才是中国全面崛起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中国确实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确实存在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发展模式”。
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民主体制本身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能够“自我纠错”。法国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法国民主，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但他们都未能如丁一凡那样从根本上、从民主的起源到民主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的民主本身。因为对于西方学者而言，民主显然属于“政治正确”范畴，可以讨论民主的弊端、缺陷、局限等，但却不能质疑民主制度本身。这恰恰是丁一凡《民主悖论》的价值所在。
“民主”话题往往会引发一种政治狂热。这恰恰不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正如丁一凡在书所写：“‘魔鬼在细节当中’……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弄清楚，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但细节是否真实，将决定结论是否正确。《民主悖论》一书才是真正的“民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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