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育改革之争

　　韩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 ，通过读书升学是实现社会流动、改变出身地位阶层，乃至出人头地的不二法门。由此产生的弊病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又高，导致很多家庭不堪重负。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的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始，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其初衷是要“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具体做法是：

　　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实力，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种教育平均化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我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与“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是相吻合的。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与重视教育、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韩国社会伦理是格格不入的。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40多年以来，各届政府并不都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点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讨厌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等。目的就是淡化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之分。反对派批评卢武铉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客观地说，就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允许在全国建立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在一些经济开发区设立为外国专家孩子服务的国际中学（实际上也招收韩国的学生）；还批准建立了一些“自立型私立中学”。这些英才教育基地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正是这些数量并不多的英才教育基地的存在，使平均化教育政策在现实贯彻中大大走样。

　　2017年，代表进步势力的文在寅执政以来，自然强调教育均等化政策。核心就是废除那些英才教育基地，即私立高中、国际高中、外国语高中等。今年11月7日，韩国教育部长发表了以上述内容为主的《消除高中排名化及强化普通高中教育力量方案》。他表示，“从2025年3月开始，要将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国际高中全部转换为普通高中，以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