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

　　在人权问题上扮演全球的“教师爷”，向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指责其认定的问题，传授其认可的经验，是西方发达国家政要、媒体以及精英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正在当前特定形势下，呈现某种扭曲的发展——首先构建一个虚假的真相，然后对这个真相进行深度的批判，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诚挚的建议。大致从2017年前后开始，美西方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就陷入了这种难以名状的扭曲状态。主打熟悉中国文化，强调与中国人民、特别是精英群体关系良好的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在其《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的署名文章中，再度向读者呈现了这种极端的扭曲状态。

　　就功能而言，这种刻奇，是西方部分精英在面临深层次结构性挑战和考验时，采取的一种廉价的功能性替代：通过对外部虚假真相的塑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具有行为艺术特征的表演性批判，取代真正需要对自身面临结构性矛盾和困境采取的实质性批判行动。比较直白地说，就是自己生病但是坚持让别人吃药。

　　西方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带着“历史终结”狂喜的西方主要国家，以极为随性的方式在30年间将冷战红利消耗殆尽，并开始面临由此带来的以西方社会内部极端的贫富分化为最典型代表的诸多深层矛盾的集中反弹；同时，中国在30年间的高速发展，不仅在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力量对比上带来了直观的冲击，而且从外部提供了不同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鲜明对比。这种冲击和对比，重新唤起了西方精英群体内生的结构性焦虑，即对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固有缺陷、结构性缺陷及其被马克思预言过的历史归宿的深层恐惧。中国古语有云，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欧美国家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过度膨胀继而被内化的极端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高度物质化的消费主义，被有意无意鼓励弥散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膨胀到“大而不能倒”的金融资本，事实上阻断了低成本的内部变革的可能性。

　　将矛盾导向中国，塑造一个符合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刻板印象的当代新威胁，然后通过对碎片化信息的任意加工强化“真相”揭露，继而实施密集批判，来暂时缓解和转移内部注意力，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就成为了某种近似本能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质量极为低劣的信息碎片，经由能力低下人品卑劣的研究员如郑恩国之流，没有职业道德可循的记者如沙磊之流，再动辄以道德绑架的劣质手法配合，一种看上去可以解决问题的“西方赢多次方案”似乎就真的跃然纸上。

　　英国驻华大使那篇文章的问题，不仅仅是执着于西方自制的涉疆谣言，而且还执着于非西方世界的受众，必须在“自愿”基础上，以西方指出的方式和角度，去接受这种谣言，不许质疑、不许反驳、不许争辩，更不许不认可。否则，就持续“和颜悦色”地进行反反复复的说服，直到得出自己预期的结果为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是某种扭曲的认知，而是某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了，而且还是具有弥散性、传染性和强制性的某种集体性的病态了。就此而言，或许也确实不能认为英国驻华大使的那篇文章是建立在造假或者圆谎动机上的，因为可能她本身的认知，也不过是反映了那种扭曲的信息茧房是如何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而已，一如Matrix系列里深度嵌套的矩阵，包括反抗在内，都是被深度规训的产物。

　　不过最终，客观现实是不会以人的主观认知为转移的，任何牢固的信息茧房终将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涉疆谣言亦无例外。而推动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则应该成为一种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撰稿 沈逸）